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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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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为时仅37年，却进行了大量的建设。隋文帝在汉长安东南营建新都，定名大兴。大兴城总面积达84.1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都城。605年隋炀帝即位，又在汉魏洛阳城西营建东京。东京城面积45.3平方公里，也是规模较大的古代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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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在统一全国前后都开凿过大运河。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由今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并开凿邗沟（自扬州到江水，东北通过射阳湖，再向西北至淮安入淮河）。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河道时有开凿和延伸。587年，隋为兴兵伐陈，从今淮安到扬州，开山阳渎，后又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同时开始大规模的运河整治与开凿。605年，他下令开通济渠。工程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洛二水入黄河；工程东段自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循汴水（原淮河支流），经商丘、宿县、泗县入淮。通济渠又名汴渠，是漕运的干道。608年，开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入今卫河至天津，继溯永定河通今北京。610年，又开江南运河，由今镇江引江水经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通钱塘江。至此，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已基本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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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在桥梁建设上有较大成就。在今河北赵县的南洨河上的安济桥，建于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元年（595—605），是一座单拱敞肩石桥。主拱由28道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而成，桥长64.4米，净跨37.02米，弧矢7.23米，矢跨比（跨径与矢高之比）小于1／5。拱券的宽度，拱顶9米，拱脚处9.6米。在桥拱两端的桥肩处又各砌2小拱，靠桥堍的小拱净跨3.81米，近桥中央的小拱净跨2.85米。合理的桥址选择，采用纵向并列砌筑法，桥形为敞肩拱，跨度大而弧形平，两端桥肩处砌小拱等，这既是安济桥的特点，也是隋代造桥技术上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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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年，唐立国后，改大兴为长安，改东京为洛阳，又称东都。长安城平面呈横长矩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2米。城内北部正中建内城，东西宽2820米，南北深3336米，面积9.4平方公里，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深1844米为皇城，城内集中建中央官署；北部深1492米为宫城，内为皇宫、太子东宫和附属设施。宫城北倚外郭北墙，墙外为内苑和禁苑。城内由9条南北向街和12条东西街纵横交叉构成了棋盘状的街道网，并把外城区分为110个规整的里坊。主要城门都有3个门洞，中间为皇帝专用，左右供臣民出入。干道上也是中间为御路，两侧是臣民用的上下行道路，两侧植槐为行道树，最外侧为排水明沟。城内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面积都在1平方公里以上，每面开二门，道路网呈井字形，内开横巷，安排店铺。长安还建有大量寺观，8世纪初时有佛寺91座，道观16座。长安有大量西域中亚商人，还为他们建有波斯寺、祆祠和基督教支派景教的寺院。洛阳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最长处731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面积约45.3平方公里。洛水自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分全城为洛北、洛南两部分。洛北区西宽东窄，故只能把占地大的皇城、宫城建在西端，把坊市建在洛南区和洛北区的东部，形成宫城位于全城西北角、东北角和全城的南半部为坊市的布局。全城共有103个坊、3个市，南北两区街道虽不全对位，但都是规整的方格网，里坊大小基本相同，街道网也比长安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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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在对长安、洛阳遗址实测图进行研究后发现，两个都城都采用了以宫城之长、宽为模数的规划手法。(11)这两座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都市，从规划到建成都不超过两年，在规划中运用模数控制，当是能快速完成规划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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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分别在大兴和东京建有大兴宫和紫微宫。唐代沿用隋代都城宫殿，改称大兴宫为太极宫，改紫微宫为洛阳宫（太初宫）。之后，唐高宗在长安城东北角外附郭建新宫，称大明宫；唐玄宗又在长安原兴庆坊建新宫，称兴庆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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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在长安外郭东北角墙外，已经过多次勘探和局部发掘。其平面南宽北窄，近于梯形，南面宽1370米，北面宽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不甚规则，面积为3.11平方公里。宫内建有多组都是巨大建筑群，其中含元殿、麟德殿等已发掘并进行过复原研究，可以大体上知道它的面貌。含元殿建在高出南面地面约10米以上的高岗上，用砖砌成高大的墩台，前设3条坡、平相间的通道，称龙尾道。台顶建2层殿基，下称“陛”，上为“阶”。墩台、龙尾道、陛、阶四周都有雕刻精致的石栏杆环绕。殿即建在最上层台基上，为重檐庑殿顶建筑，总宽近58米。殿身面阔11间，进深4间，四周加一圈深一间的廊，形成面阔13间、深6间体量巨大的重檐建筑。麟德殿在太液池西侧高地上，下有二层台基，由前、中、后三殿聚合而成，俗称“三殿”。三殿均面阔9间，前殿进深4间，中、后殿进深5间，除中殿为2层的楼阁外，前后殿均为单层建筑，总面阔582米，总进深86米。在中殿左右有二方亭，后殿左右有二楼，都建在高7米以上的砖台上。自楼向南有架空的飞楼通向二亭，自二亭向内侧又各架飞楼通向中殿之上层，共同形成一组巨大的建筑群。麟德殿是迄今所见唐代建筑中形体组合最复杂的大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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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寺大盛，建筑、雕塑、绘画艺术萃于一堂，其盛况可从9世纪段成式的《寺塔记》中略见一斑。但大多佛寺建筑已不存，保存至今的只有极少数木构佛殿和若干砖石塔。其中山西五台县的佛光寺大殿和南禅寺大殿建筑及塑像堪称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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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782），是座面阔、进深都是3间的小殿，殿前有宽敞的月台，平面近方形，宽11.75米，深10米，单檐九脊顶。大殿用檐柱12根，其中3根抹棱方柱当是始建时遗物，殿内无柱，用通长四椽栿两道，露明造。建筑结构简练，殿顶举折平缓，出檐深远，造型雄浑古朴，比例优美匀称，具有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殿内有泥塑佛像17尊，安置在凹形的砖砌佛坛上，佛坛正中为释迦牟尼塑像，结跏趺坐于束腰的须弥座上，庄严肃穆，总高近4米。塑像依然保存了原有风貌，是现存唐代塑像的杰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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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大殿坐东面西，背负山腰。殿前依地势用片石垒砌高13米余基座，其上再筑90厘米高的台基。殿身面阔7间（34.08米），进深4间八架椽（18.12米），单檐四阿顶。前檐中5间辟板门﹐两尽间和两山后间设直棂窗，余皆墙壁。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构成，似宋《营造法式》中的“金箱斗底槽”。檐柱微向内倾﹐角柱增高﹐侧脚生起显著。檐柱柱头用阑额联系，阑额不出头，亦无普柏枋。柱头铺作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肥硕雄健；补间铺作各间只施一朵。斗栱总高约为柱高的二分之一，承托深远翼出的屋檐。内柱柱头上亦设斗栱数层，用以承托和传递梁枋上的荷载。殿内上部设平暗（即天花板），将梁架分为上下两段，下为明栿，制作精细；上为草栿，加工略粗。梁架结构为四椽栿加前后乳栿，用四柱；平暗以上又施四椽草栿，上设驼墩﹑瓜柱﹑平梁﹑叉手承脊榑；两山置丁栿和顺爬梁。殿顶举折平缓，总举高为前后撩檐榑之间的1／4.77。梁架榫卯严实，构造稳固。造型舒缓大度，格调雄壮。殿内35身彩塑，分列于高74厘米﹑宽五间的佛坛上，主像为释迦﹑弥勒、阿弥陀佛，其旁为观音﹑普贤菩萨及胁侍、供养菩萨等；栱眼壁上和佛座背面保存有60余平方米壁画，皆属唐代原物。彩塑、壁画造型优美，线条清晰，色泽如新，至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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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木塔仍在盛行，但此时的木塔现都已不存。隋唐砖塔保存尚多。单层者有方、圆、八角等形，大多为墓塔。多层的有楼阁型与密檐型两种。楼阁型塔在唐代为方形，高3、5、7层不等，典型例子有669年所建兴教寺玄奘墓塔和8世纪初所建西安慈恩寺塔等。建于707年的西安荐福寺小雁塔是唐代密檐塔的代表。到五代时出现八角形平面的多层楼阁型塔，如苏州虎丘云岩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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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因山为陵的十四陵中，以高宗乾陵保存较完整。乾陵在今陕西省乾县之北，修建在海拔1047米的梁山主峰之中。整个陵园仿长安城格局营造，规模宏大，原有城垣两重。内重陵垣围在主峰的四面，东西宽1450米，南北长1538米。外城遗址走向大体与内城平行，两者间距220米左右。它东西宽约1750米，南北长约1980米，墙体主要为夯土结构，现今地面可见残存地阶一般高3～4米。内城陵垣四面开门，门外各有双阙和一对石狮，陵垣四角建有曲尺形角阙。南面朱雀门内的献殿基址尚存。朱雀门南有一从主峰下南延的小山岭，神道就辟在岭脊上，相对设石柱、翼马、朱雀、马、人、碑等。岭之南端有小山丘分列东西，丘顶上各建一阙。双阙前耸，神道步步高升，直指主峰，左右翠柏环拥，很好地衬托出主峰陵墓的气势。乾陵是中国古代陵墓中选址和规划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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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建筑承继唐代北方建筑余波，其建筑形式、结构与唐代建筑无殊。著名的建筑遗存有天津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木塔等。独乐寺的主体建筑由山门和观音阁构成，两者均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山门面阔3间，进深2间，庑殿造。斗栱硕大，其高相当于立柱的二分之一；屋顶平缓，出檐舒展。观音阁面阔5间，进深4间，通高23米。外观2层，上下层之间还夹着一暗层，实为3层。斗栱变化多样，因位置和功能不同，共享24种不同形式的斗栱。阁内有贯通上下3层的观音塑像，高达16.27米，为辽代泥塑珍品。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金明昌六年（1195）增修。木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平面八角形，外观五层，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九层。塔总高67米余，底层直径约30米。内外两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全塔共享斗栱54种。柱头间有阑额和普柏枋，内外槽柱间有梁枋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暗层中用大量斜撑，加强了木塔结构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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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在皇城四周。最外为外城（亦称罗城），平面近方形，东墙长7660米，西墙长7590米，南墙长6990米，北墙长6940米。罗城东、西、南三面皆三门，北面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10座。全城道路从皇城通向各城门，其中御路是从皇城南门至外城南门的南北向干道，宽200米，成为全城的主轴线。河道也成为城市的重要经济命脉，史称“四水贯都”。宋东京因袭五代旧城，从开始即没有封闭的里坊。以坊巷为骨架的宋东京，城市面貌颇发生了诸多变化。《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东京商业街的大局盛况。东京的城市结构冲破了传统的里坊制，较多的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历史上都城布局的重要转折点，对以后的几代都城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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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式建筑融合中原与江南的特点而成，以风格绮丽、装饰繁复、手法细腻著称，不同于唐、辽的饱满浑朴、简练雄放。其具体面貌及构架特点可以从太原晋祠圣母殿和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中看到。晋祠圣母殿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崇宁元年（1102）重修。面宽7间（26.83米），进深6间（21.2米），重檐九脊顶。平面中减去殿身的前檐柱，使前廊深达2间；内柱除前金柱外全部不用。前檐副阶柱身施盘龙，侧脚、生起显着。斗拱形制多样，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及上、下檐铺作均不相同。殿内神龛内外两侧的宋代彩塑，是文物珍品。位于殿前的鱼沼飞梁，为中国现存古桥中仅有的实例。隆兴寺摩尼殿落成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面阔7间约35米，进深7约28米，重檐九脊顶。檐柱有侧脚、生起，柱间砌以封闭的砖墙，四面正中皆出抱厦。抱厦突出于主体建筑，使整个大殿平面呈十字形。内部柱网由二圈内柱组成，次间面阔较梢间为狭，和通常处理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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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编制的官式建筑规范——《营造法式》，把唐代已形成的以材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各工种的做法和工料定额作为一代制度固定下来，并附以图样。它是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建筑专书，也是研究宋代并上溯隋唐、下及金元建筑演变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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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偏安江南，其宫室为旧杭州治所，带有浙江地方特色。临安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城市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宫殿独占南部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而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成为全城繁华区域。御街南段为衙署区，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及文娱活动集中的“瓦子”，官府商业区则在御街南段东侧。遍布全城的商业、手工业在城中占有较大比重。居住区在城市中部，许多达官贵戚的府邸就设在御街旁商业街市的背后，官营手工业区及仓库区在城市北部。以国子监、太学、武学组成的文化区在靠近西湖西北角的钱塘门内。临安不仅将城市与优美的风景区相结合，而且还有许多园林点缀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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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迁都中都后，对中都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并修建皇城、宫城，形成了宫城居中的格局。据考古复原研究，金中都原属辽南京范围内有城区仍保留着唐代里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扩建的部分，则采取了开放性的街巷形式。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坊共处于一个城市中，是金中都的规划特点。其宫室等官式建筑因袭北宋，更向繁复方向发展。现在习见的黄瓦红墙白石栏杆的宫殿形象实起于金中都。金代地方建筑多用托脚、蜀柱、檐额组成纵向复合梁，近似桁架，为官式所无，如五台佛光寺文殊殿、朔县崇福寺观音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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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形式丰富，结构多样，构造做法进步。从平面看，有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北宋中期以后，以八边形为主。从外观看，有密檐式、楼阁式、花束式等不同类型。在密檐式塔中出现了八角形密檐塔。在楼阁式塔中，一种是塔身用砖造，外围的平座及腰檐用木构；另一种是全部用砖或石砌筑，而形式完全仿木构；第三种是简化的仿木楼阁式塔。花束式塔则完全不同于以上类型，与历史上的塔没有继承发展关系，为新出现的一种形式，它的上半部外作花束式，下半部仍为塔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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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的又一次大统一，将南北建筑制度再加整合，把对周制的考释与汉魏以来的建筑遗产融合在一起，在城市、宫殿、坛庙、陵寝、寺观、园林、民居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代开放的胸怀，比之汉代还要博大，唐代建筑的雄浑气势，与当时的诗歌、书法、绘画等文艺作品在风骨上完全同构。宫城—皇城—都城制度的建立，里坊、三朝、坛庙、宫苑、衙署、佛教寺院等营建制度与建筑技术，都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演变的新高点。宋朝商业和对外贸易活动异常活跃，文化、教育发达，科技发明和科技著作纷纷涌现。建筑从唐代的雄壮豪放转向细腻、纤巧，一部《营造法式》展现了娴熟的建筑技艺，同时第一次对古代建筑体系作了比较全面的技术性总结。辽承唐风，金随宋制，西夏别具一格，多民族、多风格的建筑共存，从另一方面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建筑的风格特点。无论从建筑技术还是从建筑艺术方面看，隋至宋的700年间，无疑是中国传统建筑发展的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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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古代建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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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崇信宗教，宗教建筑异常兴盛。元世祖忽必烈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喇嘛教），并尊之为国教，对中土原有佛教仍采取保护态度，因而各类佛教建筑发展迅速。喇嘛教建筑在西藏地区兴盛外，内地也出现了众多的喇嘛教建筑。北京的妙应寺白塔，是位于元代都城内的一座著名喇嘛塔，系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建造。妙应寺白塔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塔体为砖石结构，通高50.9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基底面积810平方米，塔身为复钵体，塔刹的刹座呈须弥座式，上竖下大上小十三重相轮，即所谓的“十三天”，在“十三天”之上置一巨大华盖，刹顶为铜质鎏金空心的小型喇嘛塔。此后，各地喇嘛塔时有兴建，喇嘛塔也成为继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之后，我国佛塔中又一重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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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建筑在元明时期也有所发展。现存的山西省芮城永乐宫是元代道教建筑的重要遗例。永乐宫位于山西永济永乐镇(12)，建于元中统三年（1262），是全真道的三大祖庭之一。永乐宫由山门、龙虎殿（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混成殿）、重阳殿（七真殿）和丘祖殿（已毁）等建筑构成，这些建筑沿纵向轴线排列，形成了一组排列有序、完整大气的元代建筑群。三清殿是宫中主殿，面阔7间，约34米，进深4间，约21米，单檐四阿顶。该建筑平面中减柱甚多，仅余中间3间的中柱和后内柱。檐柱有升起及侧脚，檐口及正脊都呈曲线。殿前有月台二重，踏步两侧仍保持象眼做法。殿身除前檐中央5间及后檐明间开门外，其余都用实墙封闭。殿内壁画为元代所绘，线条生动流畅，与纯阳殿、重阳殿内的壁画一起，成为我国古代艺术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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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礼拜寺、麻札(13)等建筑在元代屡有兴建，尤以新疆地区为多。穹顶技术和琉璃饰面技术在伊斯兰教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元代遗存的麻札以伊宁霍城的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札最有代表性。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札，亦译秃黑鲁·帖木儿麻扎，建于14世纪，距今已600余年，位于霍城县境内，距伊宁市70余公里，依傍阿力麻里故城遗址，是一座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教风格的古代建筑。建筑为穹窿顶，砖木结构，但无木柱横梁，室内有暗梯可登临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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