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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理学家或者秉持传统儒家伦序等级观念而明确反对“平等”，并把“平等”看做类似墨家的思想。或者认为出世的“平等”只是“静中工夫”，并无实际意义。在理学一系的学者中，笔者所见，似乎只有苏辙不同。他解《论语》，“颇涉禅理。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冤亲平等’之见”。(48)“有爱无恶”而又“平等”，岂非“爱无差等”，这与其说是“禅理”不如说是“墨理”。在历史上与墨家有宿怨的儒者中这应当算是有点异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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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深受佛学影响的陆王心学一派则不同，他们高度评价“平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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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之说……宏阔胜大，其为言，深精敏妙；其为实，日用平等；其为虚，交融透彻；其为心，十方三界；其为教，宏济普度。……世之为儒学者，高未尝扣其阃奥，卑未尝涉其藩篱(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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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理无不虚，而搬柴运水，皆见真如，坐卧行住，悉为平等，则虚者，曷尝不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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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之于此体，其见甚亲，其悟甚超脱敏妙矣。……弘济普度者，此之谓济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谓平也；圆觉昭融者，此之谓觉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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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乐？”罗子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须轻省。……所谓乐者，只无愁是也。若以欣喜为乐，则必不可久，而不乐随之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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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家之说：理学家多把“平等”当做墨子式的世俗主张即“爱无差等”来反对，心学家则多在佛教本来的出世意义上肯定“平等”。相比之下，理学家对“平等”的理解更接近近代词义——但他们并不认同这种“平等”。而心学家比较认同“平等”，但这个“平等”却并非近代词义的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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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两者都不同的是明代心学大师湛若水的“儒之中庸即释之平等”说。他认为：“夫儒与释不同，而吾儒之中庸，与释家之平等一也。”(53)他认同“平等”，而且是在入世的意义上。但把“平等”看做“中庸”，则仍与近代平等词义大有差别，倒是与前述把“平等”看做不优不劣的“中等”的那种世俗理解有明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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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黄道周对“平等”的看法。道周求贯理心二学，调和陆王、程朱，其“平等”观亦介乎二者间。其说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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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难格，有知难至，物理未穷，性知难致，……空是物格无物，天命以前上事，亿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后下事。屡空是天人隔照之间，屡中是物理隔照之间。譬如一事当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屡空，人只说我生以来，与物平等，初无是非，初无得失。屡中，人便说某处是非，某处得失。……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丝一毫，洞见难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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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平等”为“无是非、无得失”的“空”门，承认其价值，但亦肯定入世之“中”，不回避“某处是非，某处得失”。所谓“空亦不空，中有不中”，这里没有认“平等”本身为“中庸”，但在处理出世“平等”与入世“物理”的关系时则颇得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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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宋明儒家学者提到“平等”一词时，或者想到“兼爱”，或者想到中庸，或者想到空门。其中只有前者较为近似近代平等观念——然而它得到的认同也最小。这不是说当时国人就没有公平、平等这类观念，只是它们通常仍不表述为“平等”一词，而是沿用“平”、“均平”等上古时习用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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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汉语“平等”一词近代涵义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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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无论印度佛教中“身心寂灭”式的“舍平等”、“空门平等”，还是古汉语中作为事实陈述的相同、作为价值取向的中庸，都与近代平等概念颇有距离。但以“平”、“均平”来指称的公平观念，则早已存在。这些观念连同外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中的egalite（英equality）观念相融会，便产生了“平等”一词的近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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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中的“相同”词义不是作为事实陈述或出世状态，而是作为入世的应然态、即作为改变不“相同”状态的价值取向，以上层政治中出现最多。南宋初金军压境，宋廷屈辱乞和。后来金因内乱而衰，“粘罕之已死，外夷内乱，契丹林牙复立，故今金主复与我平等语，是皆行诈款我师之计，非臣所敢知也”。(55)清中叶朝廷平定西藏内乱，“嗣后驻藏大臣……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办理。”(56)到了近代以后，“平等”一词仍然是在外交方面用得最为频繁。《清史稿》一书出现“平等”一词凡13次，其中六次是“优等、平等、次等”意义上用的，与equality无关，余七次中四次是外交“平等”，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只提到三次。这与当时中国由不屑于平等的“天朝—藩夷”外交沦入求平等不可得的屈辱外交后对“平等”的特殊感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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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宗教间平等。中国具有宗教宽容传统，多数时期没有“国教”。金代王重阳“立三教平等会，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而自名其教曰全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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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四民平等”：“盖商与民为平等，而官乃商之护符，欲令李代桃僵，势必虎威狐假。”(58)“无论商民平等，犬兔之逐，蛮触之争，不足为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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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男女平等、国内各民族平等等观念，都在清末民初形成。这些观念均取义于equality。而以“平等”对译这个外来词，则似乎是中日两个汉字国家不约而同的做法。在中国方面，当郭嵩焘、严复等旅欧时，已经以“平等”介绍欧情。用严复的话说：“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60)而日本早在明治初年高杉晋作就提出了具有西学背景的“四民平等”说，并在1871年由维新政府付诸实现。虽然当时中国人对此尚不在意，但到甲午后，关于“平等”的种种论述也从日本大量传入中国。如著名的大隈重信关于“四民平等”的演说，当时便在中国流传甚广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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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当维新之初，封建之制始觉颓坏，上下之等犹未尽除，尚分士农工商之等差。虽欲执自由不拘之意义，然如买卖土地或耕作之事，亦且有制度，不得自由。至维新之后，土地归人民管辖，始得有其利权矣。又如商业，亦有种种限制。至维新之后，则不复有缚束其民之心。一视平等，百弊俱废。昔日之士人，今日则习商务，或商为农，工为农，亦无不可也。国家变法如此之亟，而学校之政，由是大举。往日学业最富，首推士人；而今也四民一律，同勉学业。故士人子弟不独以学见长，农工商子弟亦寔有学问智识。其他海陆军制、保甲之法，皆变更故态。四民平等，文明之风博洽朝野，下民齐称明治之圣运焉。夫惟能行如此之平等，乃足与外邦互争其优长之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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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四民平等，就是打破传统等级身份壁垒，实行产权自由、公平竞争。这是标准的古典自由主义平等观，即程序平等、基本权利平等。与此同时，分配平等即所谓平均主义也有发展，像太平天国就被认为有此“平等”诉求：“凡会中人男称兄弟，女称姊妹，欲人皆平等，托名西洋教。”(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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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守派这时也开始称引反“平等”的西学资源：“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于政党，平民不胜其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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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西学东渐潮下，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各种关于公平正义的学说也被冠以“平等”之名，而且往往被认为与西学中的“平等”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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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则各省教堂林立，考其立教宗旨，不外乎平等平权二义，兼相爱、交相利，劝人为善，颇类中国墨子遗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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