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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原因仍要归于那些动乱的时代。看看秦汉、汉末魏晋及隋唐易代之际侠者蜂出的情形，便可明了这一点。汉初张良、陈平、张耳、陈馀等人尚气任侠，显非因为生存受到威胁，或生计发生困难。他们广施财货，结客养士，与“长者”交，和“天下俊杰”游，所属意者均在权力和声势。汉末，经黄巾起义打击，朝廷力量削弱，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州郡大僚和豪强地主羽翼渐丰。其时如右车骑将军、钱塘侯朱儁，河内太守王匡等人“好义轻财”[24]，“以任侠闻”[25]，其目的也非专为侠义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袁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26]。藉此爱养士人，倾心折节相待，一时远近争赴其庭，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以至中常侍赵忠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为”。后范晔据此指出：“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27]道出他为侠的目的是为自抬身价，招引同类，准备有朝一日问鼎中原，争夺天下。而围绕在袁绍这样的公侯豪侠周围，更多人既度人势之广狭，又量其德之厚薄，指望投靠英主，建立功业，常常不免以行侠为迎合。换言之，侠在社会上的出现和急剧增加，是与这些“怀雄霸之图”者的导向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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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隋末天下大乱，李渊父子趁势在河东、晋阳一带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一时“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28]。占领长安后，又发文号召“五陵豪侠”与“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其投唐，并“縻之好爵”[29]。由于如李世民本人喜蒲酒博戏，藏亡匿死，大有平原、孟尝之风，这些来投效的人尽管多罪亡之余，乃至有一些为躲辽东之役而隐匿为盗的，便不免诳称任侠，甚至以侠者自居。《旧唐书·太宗纪》谓：“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群盗”与“大侠”连言，是因两种人在其时实在太难分别清楚了。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生产”，后因事亡命，靠盗马维生，只是一个盗贼。他投奔李世民后，大受器重，“出则连骑，入同卧起”[30]，就是以盗充侠的。至于如柴绍“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为李渊识赏后妻以平阳公主[31]，丘和“少便弓马，重气轻侠”，李渊“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32]，李神通性喜任侠，“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李渊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后又封淮安王[33]。这些人纷纷被重用，轰轰烈烈地干出了一番事业，对社会上怀才使气、任强有力之人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因此奋起效仿。侠在唐代风生水起，进可列班朝堂，退得入北衙禁军，又得驰才于边关藩府，肇成古代历史上这一人群最后的辉煌，与此实在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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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则不独易代乱世，即在平世，游侠人群的生成并聚合成规模，也与权豪鼓励及现实功利的驱使有关。班固《汉书·游侠传》在论述战国四公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后，论列汉兴以来游侠的情况，指出“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所谓众庶荣名慕迹，实际指出了其时社会上一大批人因贪羡侠魁的声名势力，不惜触犯法禁也要过一把侠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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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时著名大侠郭解能暗地打通官府，让他们在征发徭役时免了某些人的差发，这种即刻兑现的实惠是颇能吸引一些人的。甚至，基于并不是所有的侠都企望跟定一位豪杰成就不世的功名，这种现世实惠之于他们的吸引力可能更加实在而强烈。而游侠本人碰到麻烦，有一大批贤豪长者出为救护，几乎不稍用力就可化解灾难，逍遥法网之外，更使他们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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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侠魁的豪举也可能给他们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如汉成帝时大侠原涉为报季父被杀之仇，主动去官以伺机行事，后亡命他乡，遇大赦才得回家。由于他一生侠气难忤，在赈施穷困、赴人之急方面不亚于朱家，以致自己衣服车马才具，妻儿老小生活都发生困难，所以得到时人普遍的敬重。其时王莽垮台，原先王莽的属官有不少赖他苟活，反王莽的各路豪杰也愿与他结纳，“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34]。这些“诸豪”和“为气节者”本身血气贲张，天性中就有一段不能隐忍的激烈在，受此感召，自然会有一些人从此踏上为侠的道路并义无反顾。这样的情形汉唐后历朝历代还可以见到，如元人史天倪的曾祖史伦“以侠名河朔，大为诸郡所重”，死后河朔人立清乐社祭祀之。史天倪凭借先人的侠名，因此建立起一支有壮勇万人的“清乐军”[35]。这万名壮勇显然是受到史伦侠义精神的感召，才甘受史天倪驱策的。由此足可一觇人格力量的感人之深与化人之速，真如长风偃草，无往而不受其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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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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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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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君书·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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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读通鉴论》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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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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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陶希圣：《西汉时代的客》，《食货》1937年第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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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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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联陞《“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思想》谓：“中国在秦汉统一之后，政府企图阻止侠士的活动。这种政策主要基于的原则是，正义只能由向皇帝负责的法律机构来支配”，见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郭晓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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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魏书·奚斤传》载“昌黎王慕容伯儿收合轻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谋反”，类似合任侠与失意一滚论之，史籍在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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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又，《淮南子·汜论训》载“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则侠亦从民间获得护持，进而益倍着意于任侠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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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继儒：《侠林叙》，《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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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贺涛：《书〈史记·游侠传〉后》，《贺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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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侠影图》，《磨剑室诗二集》卷二，《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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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管子·君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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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实这层意思朱熹已有指及，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谓任侠者，是能为人担当事也”，见《朱子语类》卷四七，可为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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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释侠》，《民报》1907年第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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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江子厚：《陈公义师徒》，《武侠丛谈》，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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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子·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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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秦汉实行二十等爵制，就规定平民与官吏不同法，见西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武尚清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2—65页。而汉《奏谳书》所辑西汉案例，犯杀人、偷盗等罪者，官居大半，又可见难有禁止执法者违法之法，见《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一）》，《文物》199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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