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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政治情势，作为个体的侠虽始终存在，有时还颇活跃，如明人王泽一家“兄弟五人，皆好任侠”，他本人以后居然也致高位。[68]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侠的活动尤其活跃。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皆“任侠喜宾客”[69]，“喜游侠，乡人畏服之”[70]。他们手下即多游侠与事。以后如正统年间，江西人邓茂七“豪侠为众所推”[71]，曾聚众起事，自号“铲平王”，接连攻下福建二十几个州县，设官建政，声威大振。明代文人任侠也常见于史载，如林鸿、王恭和越世显等人早年均好任侠，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津津乐道。佘翔号为诗人，却一生浪迹江海，“任侠好义”，并“义声高于长安”[72]。而商人与山人为侠更成风气。前者如许谷“少以技击豪，即壮硕，益轻捷”，“比入少年场，则比竹投壶，讴歌蹴鞠，无不中节……诸三老豪杰争以牛酒劳之”[73]，俨然侠的做派。汪长公“即务重积，顾独以廉贾闻”，“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弈，终日无倦”，“日置高会，召诸故人而为平原欢”[74]；郑作“家本商贾，读书苦吟，且为人负气任侠”[75]，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人格面貌。后者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列有山人身份的百余位文人，近一半与侠有关。他们不仅“少年为侠游”（如陆治），“性慷慨，通轻侠”（如朱察卿），“禀性强直，乡里有不平事，奋袂剖陈，不避权贵”（如吴梦旸），还“能挽强驰骑”（如宋登春），“把酒说剑谈兵”（如王寅），平时“跅弛放迹，使酒纵博”（如何璧），既负乡民重望，又多人格魅力，乃至有州府交辟官其地者。万历年间，有潘之恒纂类书《亘史》凡九百八十六卷、七十九目，其中迻录或创作的各类反映侠者的作品达七卷四十二篇，有的甚至以女侠女剑客为主题。就内容而言或有杜撰，但许多有本是确然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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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甚至其时也有不少游侠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尽匹夫之责，如明嘉靖年间，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带领县民在余姚一带力敌倭寇，负伤堕马而死[76]。福建谢介夫“好勇任侠”，阴结死士，偷袭倭寇营地，复又率兵讨倭，力战之下，因援兵不到被害。[77]有些游侠未留下姓名，如隆万年间，李成梁督辽事，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他“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先锋”[78]，这些“健儿”中就多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称“昔年游侠满辽阳”。他们为保卫大明边防作出的贡献似可与唐代赴边的游侠同列。然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已不再享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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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部分逐渐远离社会中心，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甚至日渐丧失人格上的独立和道德自律，虽不时仍有仗义疏财、扶危持颠的豪举，更多的则投入到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行列。一些人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便习弓马，喜好斗杀，依仗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明人谈迁的《避暑漫笔》对此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客座赘语》论当日社会各色人等，其中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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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等，既饶力气，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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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他们是侠沉沦市井、自主自律意识日渐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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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养客之风虽历千年不绝，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毕竟日益衰替并向部曲、家兵，乃或“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他们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单独建立户籍，而仅附属于主人门下成为“客户”，这多少使一些为侠者失去了秦汉游侠平交公侯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有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而有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一些的侠者，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就不免要投入一些非正当的活动。明人姚旅《露书》论当日生民类别，很可以说明问题：“《枫窗小牍》载王禹偁上疏称古有四民，今有六民。……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他之所谓“二十四民”，是指除士农工商僧兵之外的社会各色人等，凡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弄、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类。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响马”指于道途劫掠他人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前必先施放响箭，故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两者而言的。故当初明宪宗因锦衣卫上报京城有恶人行奸，以为“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79]，直以游侠与盗匪相提并论。要之，明代的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建不世奇功，而多沦为绿林劫掠者，是侠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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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侠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他们没有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时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或救世主，但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统治者依靠的力量，相反却成为这一集团不能容忍的对象。故大多沉浮民间，分布在广大的社会底层，赖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末朱泽澐说是十人中就有六个。[80]后经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又渐渐多了起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81]，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设馆讲学，授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门下就有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一身，终不得进用。如乾隆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名诗人舒位相埒，因好游侠，又喜言兵，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但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82]。既称“乡曲侠客”，可知已与活动在都邑闾巷甚至权倾一方的汉唐游侠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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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义侠类》为后人留下许多“乡曲侠客”活动的踪迹。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士”，因受“庄廷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时在牢中，得知汤被人构陷牵涉成罪，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秘藏，以后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平静过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亏空官帑的甘肃某邑令。乾隆年间，亳州人杨威“性奇鲁，读书数年不能识一字”，好从屠沽游，父数责之不听，待父一死，乃径为屠沽，为人“尚气力，使酒任侠，横于亳。亳之恶少年尝伺其独行，群掩而踣之，具水火炮烙，惨毒甚，终闭口无一言，众由是服之，奉为魁”。道光时，又有太素道人奕绘“任侠，负文武才”，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庆侮辱妇女，“张怒髯叱咤辟易，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众无赖，乃皆长跪乞贷死，崩角有声”，都可见侠者风范。当然，没身为盗，“以行劫为长技，窝匪徒为任侠”的也有不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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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其时社会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他们中虽也有急人所难、敢于任事的豪杰之士，但犹多横行不法的奸人与豪猾，所谓“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84]，故较之唐律，明清两代刑律多了治地痞流氓的条款。清人全祖望尝谓：“游侠至宣元之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85]。这“日衰日陋”四字虽不免绝对，但大抵与事实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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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借来侠胆助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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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大变局造成的特定社会气氛，不久又一次将侠和侠义人格推向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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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嘉以后，清朝政治日趋腐败，鸦片战争的爆发更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前所未见的危难时世，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展开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但不久以失败告终。革命派经此变故，逐渐摆脱对君主立宪的幻想，由爱国御侮转向了革命排满。但由于无论是保守的维新派人士还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谋事之初手中都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愤于国事日不可为和朝廷的软弱腐败，奋起从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革命，再加上所从事的革命充满危险，一时并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他们十分需要一批富有牺牲精神且忠于信仰、敢于任事的义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的纯粹的奋斗，所以大抵都用历史上的侠义之士相号召。如有维新改良思想的郑观应，据前人所集唐五代侠义小说成《剑侠传》，又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请人配上图像成《续剑侠传》，与原书合刊行世。在为该书作的序中他坦陈自己编书的宗旨：“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稍后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认为“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察也”。前及章太炎三论《儒侠》，将后者与墨、道、法、兵诸家之学并列，称“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更为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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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受到列强及资本主义崛起的启迪，特别是受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最接近的日本的影响，不是留学日本，就是到过日本。日本以一蕞尔岛国，居然崛起于数十年之间，并且在甲午一战中击败中国，又战胜世界级强国俄国，为全球注目。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由，都将之归结为大和民族刚毅坚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其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这么认为。故谭嗣同《仁学》称“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更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梁启超有感于此，更援其名作《中国之武士道》，对自春秋而及秦汉七十位好气任侠之士的行事予以专门的彰扬。此书前有杨度序，比较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指出日本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对内导致其维新革命成功，对外数胜列强，赫然成世界一等国；而中国之武士道自汉以后气风歇灭，愈积愈弱，以致在内强暴迭出，民权削弱，在外异族入侵，满洲入而主我，“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在是到了效仿东瀛，振兴几于荡失的游侠人格和精神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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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梁氏又以为斯巴达人之所以雄霸希腊、德国之所以傲视欧洲，都是因尚武之故也。故在为《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一书作的序言中，鼓吹“雪大耻，复大雠，起毁家，兴大国，非侠者莫属”，将侠与意国烈士并举。[86]而章太炎编订《检论》时，推称盗跖为“大侠师”，以为“盗跖所为，今之巴库宁也”[87]，是将侠与俄罗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计个人安危投身革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相并比。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和官方的法令，曾说“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以中国人习惯的认知，侠显然也长破坏，是截然站在享利集团对立面的反对力量。但在章氏看来，他们对社会所具有的摧折荡涤作用早应该为国人所认识。于此，又可见欧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影响。[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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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活动在其时从乡村到城镇各个角落的秘密组织、会党成员及江湖游侠，大都具有种族思想，又因与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颇有趁此乱世放手干一番大事的意愿。他们豪爽而讲义气，重然诺，轻死生，可为他人或团体利益牺牲自我，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故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都曾致力于联络他们，以壮实力。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就曾指出：“乙酉以后，予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予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那些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之士就这样再度振起，进入社会政治中心，成为切近这个中心的关键。千百年来，游侠“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至此因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社会大革命洪流的融入，升华为一种更崇高远大的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热血志士赴难走急，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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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游侠精神，自己就是一位性喜任侠的热血之士，以后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89]，又“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热衷结交江湖侠士以为他日之用。他与京师大侠大刀王五的交谊为人熟知。而变法失败，甘以一死召后起，更大具侠烈精神。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也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志士。他少好读书，不拘章句，究心经世致用，好谈托古改制。早在1897年，就已和谭嗣同在家乡办馆倡新学。一年后应谭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抵汉口，政变猝起，只得亡命日本。激于好友之死，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在作于此时的《侠客篇》诗中，他推崇日本武士，“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又以“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自励，欲为国家兴衰继绝之志跃然纸上。以后在上海建自立会，在各地设机关，“遍抚长江两湖豪杰，荆襄奇才剑客咸来归，……又收纳青、红帮众凡十余万，多桀颉斫弛不易御。才常长驾远驭，因其才抚用，各得其欢心”[90]。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运动沿江各省会党，组织自立军七军，自任诸军督办，策划分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举事。失败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当其时，他镇定自若，焚去名册文函，坚坐待之。“时乡人李荣盛随先生久，涕泣劝先生避难。先生曰：吾早已誓为国死，汝可行也。……坐法庭，侃侃斥西太后罪状”，在说完“吾志在救国，事既不成，有死而已”后再不说一字[91]，隔日从容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秋瑾对他的慷慨赴死十分敬佩，将他归入“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之列。[92]他的日本友人田野橘次更感叹道：“呜呼！世界各国文明之发达，鲜非义烈之志士流铁血，碎侠肠，拼头颅，以购得之者也哉。余夙好义侠之流，因是纳交于唐才常，约为知己”[93]，直将他归于义侠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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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的失败使许多志士彻底放弃对清廷的幻想，即以自立会成员而言，原先只毕永年一人为革命派，后秦力山、陈犹龙、沈荩、禹之谟等人都很快转成革命派，这些人大多具有侠义气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对会党及江湖游侠十分重视，在联络两湖、闽粤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义过程中又收编了许多会党人物和绿林豪侠。如1895年重阳广州一役收编了大炮梁、李杞侯、艾泉等人。1900年闰八月惠州一役收编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等人。1902年除夕广州一役收编了曾捷卿、刘大婶等人。1904年九月长沙一役收编了马福益、何少卿等人。1907年四月潮州黄冈一仗收编了余丑、陈涌波、余通等人。这些人不是会党领袖就是江湖游侠、绿林豪杰，有的两者一身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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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革命党人发动镇南关起义前，孙中山到当时英属马来群岛和法属越南，其时有绰号“灯筒”的绿林豪杰李福林来海防求见，愿于革命党广州发难时号召绿林借械斗为名，集中在附近各乡响应。这李福林（字登同）即是一游侠，“性任侠，好抱不平”[94]。后孙中山命他回粤与当地同志协商行事，并专函介绍给朱执信、冯自由等人。1909年冬，黄兴、赵声等人图谋运动广州新军反正，他即率各乡绿林响应。1911年黄花岗一役，又率族人与番禺各乡民军齐集大小圳，接应城中起义军。他是上述被收编豪杰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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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孙中山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成员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随后连续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多具豪侠气概。粤人黄焰辉因慕古游侠精神，改名为“侠毅”，莫纪彭则改名为“侠仁”。有的甚至素为游侠，如杨卓霖“少以任侠闻于乡”，因愤清廷乱政误国，民气不振，乃周游诸省，遍交江湖豪侠。1904年东渡日本，回国后即参加萍浏醴等乡起事，以后谋刺清廷大臣端方，被人出卖遭捕。审讯时慷慨陈词：“我是革命党，尝阅欧洲历史，知中国非实行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亡，法国卢梭云：不自由，勿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之杨卓霖耶。速杀我，毋累及无辜”，遂就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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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以广东潮州会党群众为基础，再次密谋起义，其中关键人物许雪秋也是一位侠义之士。“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士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小孟尝之称”。[96]与此同时，钦廉地区抗捐斗争也如火如荼。被孙中山派回国内、潜入钦州准备再次举事的王和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97]。1911年率军与清军在飞鹅岭大战七昼夜，光复惠州，可谓侠气凛然。在江浙一带，则有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秋瑾领导的武装斗争。徐锡麟早年参加浙江留日学生营救章太炎活动，受拒俄运动影响，有强烈的排满思想。尝自置短枪，每日训练。以后誓效荆轲，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当地军械所失败后就义，是一位侠风荡荡的烈士。秋瑾自小放纵自豪，慕汉郭解、朱家为人，平时好读《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东欧女豪杰》等书，又好着男装，穿官式皂靴。尝作《踏莎行》词，谓“志量徒雄，生机太窄，襟怀枉自多豪侠。拟将厄运问天公，蛾眉遭忌同词客”，字里行间，侠烈情怀坦露无遗。以后变卖家私，东渡日本，“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天性义侠，略见一斑”[98]。她还自号“鉴湖女侠”，学造炸弹。不久由陶成章介绍入光复会，又入同盟会任浙江主盟人。回国后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与徐锡麟约定在浙皖同时起义，因形迹早露，徐被迫提前起义，失败后牵连到大通学堂。当其时，许多学生劝她逃走，但她神色自如，决心以死酬光复。在给友人王时泽的信中，她曾说：“光复之事不可一日废，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唐才常以后，……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死时年仅三十一岁。迹其生平行事之果敢，任事之忠纯，临难之沉毅，确实当得女侠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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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屡遭失败使许多人丧失了信心。有鉴于此，孙中山与黄兴商量决定组织敢死队，于1911年4月在广州再次举义。当时有云南张文光密谋响应。张文光为人“故喜任侠，自是益慷慨自许”，后经杨振鸿介绍入同盟会，“于是散私财，结死士，阴图起义腾永间”[99]。武昌起义时潜回腾越，云南军民服其诚信，公推为云南协都督，兼任大理都督。当死之日，年仅三十。广东谢逸桥、直隶蒋大同也都凛然有侠风，蒋大同并有“关东大侠”之称，侠名播及西伯利亚诸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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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还有许多革命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奋起行刺清廷要员，他们当中也不乏侠义之士。如谋炸五大臣的吴樾少有大志，本字“梦霞”，因崇敬古游侠作为而改为“孟侠”。及壮，“知交日众，在同侪中以任侠称”。后得知皖人万福华枪击清廷官员事，受到启发鼓舞，以为“吾人对付卖国贼，自当用暗杀手段”。1905年，清廷迫于内外形势和舆论压力，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乔装皂隶，混入北京正阳门车站行刺，载泽与绍英受伤，他自己则当场遇难。动身前，他曾作长达万余言的《暗杀时代》，又有书信详告未婚妻，称“愿子为罗兰夫人”，“欲于他年与吾并立铜像”，“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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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四年，又有旅美革命党人邝佐治在旧金山谋刺赴美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邝佐治生在旧金山，幼年随母回国求学。“性任侠，好抱不平，乡人有遭士豪欺侮者，辄袒之”。后返美谋生，素喜浏览鼓吹革命的报章，“隐然萌步武史坚如、徐锡麟之志”。同盟会特延聘美社会党法律顾问为之辩护，按美国法律，有杀人嫌疑而无真凭实据，只要当事人不承认，大多可按律脱免，但他以为自己此举意在唤醒国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101]，不用脱罪，最后被判十四年监禁，也称得上是一位侠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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