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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关头，这种忠勇人格对历代游侠或任侠之士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砥砺他们的志节，在他们心底唤出一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此陆游《剑客行》所谓的“细仇何足问，大耻同愤切”。如宋靖康年间率众抗金的孙益，宋末助文天祥抗元的诸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抵抗倭寇来犯的杜槐、谢介夫，明末随袁崇焕镇守三边的参将李云龙等人，他们虽身任微职，或仅一介布衣，但当邦危时难，都能不苟为趋避，临大节而意气不屈，慷慨赴救，奋身捐躯，遗生行义，就死如归，从广义上说也都称得上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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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末文天祥帅下诸烈士为例，咸淳、德祐年间，国势日危，有诏勤王，时文天祥正守赣州，即日举兵。他曾向陈继周问计，陈慨然陈言，具道闾里豪杰子弟可用。这些闾里豪杰中有不少布衣匹夫之侠，他们感于先辈豪侠的节行，甘受驱使，充为战士。其中如吉水人邹讽“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即为大义所感，从文天祥勤王。及文被执，又自杀殉国。杜浒“少负气任侠”，德祐元年，纠集民兵四千人往从文天祥，兵败被执，忧愤而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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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江南一带读书人感于国事，也多负气自强。如松陵沈自炳当弘光朝覆亡，即与弟设坛建旗，倡为义师，造渔船千艘于湖，部伍乡民。这些乡民皆倜傥负奇气，大败清兵于长白荡。后沈自炳失败赴水，年仅四十四岁，可谓大具侠性。而其弟自“貌枯羸而性跌宕，好任侠，所交皆奇杰士。时四方兵起，自屡以救时切务陈当事……及兵愦，亦赴水死，年四十”[54]，简直就是一个豪侠。一直到清末，被唐才常称为“浏阳义侠”的谭嗣同，还在倡言“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55]。他们真正担负起了拯救社会的责任，同时也使得世人通过他们，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真正体验到了强者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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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述宇在分析《水浒传》时，曾指出小说中能满足读者的英雄人物大抵皆具备两个条件，一为逾常的能力，一为善良正义。[56]他说的固然是读者对英雄的期待，然也是真实世界里侠之为侠的根本。指出侠者须有逾常的能力，此固人所周知，指出侠还须有善良正义，则正基于对侠者节操与追求的强调。因为正是有善良和正义为前提，他们逾常的能力才不仅止于膂力和武艺，而升华为一种意志和心力。它更多执著于一种理想目标，敢于承担挫败和苦难，甚至折磨和死亡。也正赖此，他们成为民众心目中真正的拯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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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构成其人格基质的刚强勇毅，洋溢着丰沛的原始生命力，给总体上呈阴柔特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粗放的阳刚因子，尤其当这个社会从制度设计到意识形态日益走向僵化，这种异质性的基质对引导人突破卑弱人性的局限，乃至冲破习惯的桎梏，反抗社会的不公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刚强勇毅的基质里也渗透着一种嗜血的冷厉与残酷。按照荣格的阴影原型理论，它是人格中接近于动物的蛮性遗存，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至今割不去的无形尾巴。在这种蛮性遗存笼盖下的侠的好勇斗狠，往往具有相当的破坏性。而这与前及其对周游交结的不当处置一样，向人们揭示了侠人格构成中复杂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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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言及侠睚眦杀人的问题，《西京赋》中所描绘的游侠凶狠好斗、杀人越货，连最轻微的冒犯也要报还的劣行，在当时并不鲜见。《淮南子·人间训》就记载一则故事，说有一群游侠某日相呼拥行，经过一栋高楼，楼主人虞氏其时正在楼上设酒宴客，不巧一只飞鸢掠过，掉下一只腐鼠，恰好打中其中一人的脑袋，众侠大怒，认定这是虞氏有意侮辱，当夜袭杀了他全家。若说这仅仅是个故事，那么汉代大侠原涉“睚眦尘中，触死者甚多”，其门下“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以至有人骂他“奸人之雄”，门下之客就会“即时刺杀言者”，便是见诸史书的真实记载。又如郭解少时阴贼，杀人无数。有一儒生背地里说他“专以奸犯公法”，不劳他动手，门客便已“杀此生，断其舌”。显然，这种行为纵使未经他的允许，也必能得到他的鼓励。《汉书·酷吏传》曾记载，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长安中奸滑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这些侠少仗着几分勇力，“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专干一些借躯报仇、持吏长短的恶事，且攻剽打劫，滥杀无辜，更一无侠行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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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恶行相联系，还有椎埋一事，即为行劫掠，将人椎杀后偷偷埋了了事，也是一部分奸侠常干的，如汉时性好任侠的王温舒少时就曾“椎埋为奸”[57]。汉以后杀人越货仍常可见到，如三国时吴将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58]。武宗会昌年间，“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闾”[59]。一直到明清两代，诸如“群聚为椎埋者”[60]，“聚党狠斗，为患于乡闾”[61]，仍未绝迹，这些人中也多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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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蒙昧之初，人与人之间的残杀争斗或许是获得生存权利的必要手段，然而一旦进入文明社会，依然放纵潜意识中的暴虐血性，以杀戮侵害为快，势必会对侠所秉执的理想准则造成冲击。本来，行侠仗义所赋予侠的超道德性质，要求他无时无刻不严格约束自己，像这样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大大违背了侠者的初衷和其人格的基质，进而直接危害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故司马迁说游侠亦丑之。而在历代统治者和正统士人看来，正是为侠者自己告诉他们，容忍侠有多危险。当然，统治者对侠采取高压手段，除其好“以武犯禁”，不利国家稳定这个现实原因外，还有更为深层的文化原因，比如早熟的中国社会对人所遗存的原始生命野性的压制和排斥，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到。以后，在“文”与“质”甚至“文”与“野”的争斗中，赤裸裸的雄性特征和勇毅人格终于被一种成熟的理性形象——君子风度所遮蔽，在主流文化看来，所谓“悍戆好斗，似勇而非”，“奋然劲悍，与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温克，与怯相近者，大勇也”[62]。有大勇者才是君子，才是值得遵奉的理想人格。就这样，这种只有当传统道礼俗相对薄弱，或异质文化有所抬头的时代才有显露机会的原始生命野性，不断地被稀释甚至置换，以至到最后只剩下些许抽象化的审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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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烈士徇名意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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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是把名誉节操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一类人。俗谓“人貌荣名，岂有既乎”，说的是人以颜状为貌，这种貌总有凋落衰败的时候；唯用荣名为修饰，才能永葆形象的长久。以此之故，所谓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不患年寿之不永，患名之不立，这种信念成了侠好自树立、刻意自励，乃至临难不苟、不爱其躯的精神支撑。当初韩非已将“立节操，以显其名”列为侠的基本特征之一，司马迁作《游侠列传》，更称其“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对其“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表示由衷的称赏。因此，可以说对名节的爱重是贯彻在侠所有的行动中的。对它的处置方式，构成识别侠与其他社会流品人格特征的重要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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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为，爱惜名节刻意自励并非侠所专有，如东汉士人笃尚志气，敦励名节，曾鼓动社会淳良之风气，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当时宦官专政、政治昏聩进行强有力的抨击。那些后来身陷党锢的士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都颇有刻意自励的色彩。陈蕃为实现“当扫除天下”之志而死于阉寺之手，李密、魏朗敦励名节而自尽于狱中，李膺、范滂“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自诣诏狱就系，都表现了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节概。而更多人因“重其名行”，在救护张俭时不惜“破家相容”的动人场面，还让范晔联想到“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63]。因此，将他们视作重名节有甚于生命的一群自然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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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士人这种砥砺名节的担当精神，体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所承有自，更多与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有关。如儒家成仁取义的圣贤人格是整个士大夫阶层所遵行履践的理想范型，长期以来对士人的人格建构产生过深久的影响。而儒道佛三家思想合流所孕育出的抗志尘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流意识，更深入士人的骨髓。因与儒家的渊源关系，说侠的修行砥名与之全然无关当然是不对的[64]，但要将两者视为一事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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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士人或士大夫的笃尚志气、敦励名节，借用刘若愚的话来说，“代表了绅士的道德观”，他们“依仁蹈义，舍命不谕”[65]，所高扬的道德主体性是以“内圣外王”为依托，以正统的社会规范和政治伦理为内涵的，因而他们对个体尊严和生命价值的维持，往往以道义为出发点，具有强烈的伦理指向和政治目的，有时甚至还不脱功利的计议。而侠则不然，因多出身平民，又长期生活了低层，他们的修行砥名就多施诸与伦理、政治相距较远的一般社会生活，并基本上排拒诸如依仁蹈义、修齐治平乃或端凝自持和仁厚谨重等传统伦理讲求，而仅以纯粹出乎一己个性与意志的见义勇发、不计祸福、慷慨倜傥、跅弛桀骜等风范自励，此即何焯所说的“其行有清浊”。杨联陞曾经分析说，儒家是用个别修改普遍，而侠则多依普遍原则行事。何谓普遍？不分主义，不论派别，包括不为一家一姓利益拘限之谓也。从这意义上说，侠是有着更为高远目标和更广泛追求的一群人。这就是其上焉者为何必怀博大的同情心，而不仅仅拘限于君臣大节、父子亲情以及中庸等原则的原因，也是其无论亲疏远近、识与不识，一旦订交即忠于所托，言信行果，救人困厄至于不惜其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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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侠的树名立节，爱重声誉，首先是出乎对个人自尊的维护，这种维护绝对纯粹，不依一时一地之变化更改，显出可放之于一切情境的普遍意义。《晏子春秋》所载二桃杀三士事，很可用来说明这一点。齐景公身边有三位搏虎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对晏子不恭陷入困境。景公受晏子指点，派人送去两只桃子，让他们计功食桃。三人明白景公之意，想及如不受桃，意味着承认自己无功而不勇；如果受桃，人多桃少，势必会有一番死斗，不免仰天而叹。先是公孙接、田开疆各各表功一番，援桃而起。接着古冶子慷慨陈词，历述自己护君济河、力斩巨鼋之举，以为无人可比，抽剑命二子返桃。公孙接、田开疆以为勇不如人，功亦有所不及，取桃不让是贪，不能赴死是无勇，于是送还桃子后都引颈自刎。古冶子见二子均死而己独存，深感自己不仁；说他人不行自己行，又不义；只悔恨自己的行为而不能赴死，更不勇，最后竟也返桃自刎。三士为证实自己有功有勇之名誉，决不作无谓的“恕让”，明知结局已定仍求一争，争之不过便求存勇而死；终于争得者，也因失却对手，有可能落下不仁不义不勇之名而一死了之。其爱重名誉，准确地说是爱重身后之名到这个程度，绝非一般人可比。梁启超尝赞其“重名誉而能下人”，其实这所谓“下人”，在他们来说也正出于对自己名誉的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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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游侠先驱之重名决不仅此一例。当时的侠以为名誉一玷，犹如妇人遭人强暴，其耻终身不可洗刷，非死无以自明的大有其人。战国时，燕国侠士田光仅因太子丹跟他密谋刺秦时，多叮嘱了一句不得泄密，便感到未得对方绝对信任，为保全作为侠士的名节，不惜以死示信，也是典型的例子。后世武林中，像这样为捍卫一己自尊，宁愿以生命换取声名荣誉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在他们身上都能发现一种绝对维护自己的行为动机、个人意愿和理想目标的心理倾向，人格的含义本就指个体身上那种稳定的反应倾向。由此看看他们人格特质的根底，显然更多关心一己之荣辱，而与东汉士人为“正天下之风”，“杀生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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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名誉的求得主要仰赖一己的行为，且这行为如果具有儒家所说的兼济性质，也主要通过“立功”的手段取得，而非假“立德”来实现。譬如说，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一些侠往往会抗志请缨，弃家捐躯，慷慨赴救，他们的壮举就更多建立在个人的成就动机基础上，与传统士大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6]，不可同日而语。如唐代侠士纷纷远赴边塞，实际上就与他们困顿仕途，坎壈功名，不得不别途他求，欲在边地“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67]有关。尤其“开元以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蒿、李适等人，亦皆自边帅入相”[68]，著名文人如房玄龄、杜如晦等也因从征入幕而得跻身公卿，这使得“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69]。侠厕身其间，自然在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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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也同样存在。大约自明中叶起，北方边境几乎年年为俺答所扰，东南沿海则迭遭倭祸之苦，为数不少的士大夫多有径往边关作侠游的，一时间竟蔚成风气，而侠更是不落人后，前者如“纵疏不为儒缚”的徐渭，“岳岳不少阿唯”的沈明臣，“少年倜傥自负”的王寅，都曾入胡宗宪幕，自谓“本是浮云婿，宁为孟浪儿”的林章，则“十二扬鞭走上关，十三献策论平蛮”，“尝走塞上”，屡屡抗志请缨；后者如吴中“重气任侠”的沈璜，“尝游辽左，督师汝南公延致幕下。剧论兵事，往往屈其坐客”，福清大侠何璧，也随邑令张涛“开府于辽”，“求用甚急”[70]。他们的汲汲求用于世完全是为了自证价值，因此在所作游侠诗中，会将金殿受赏、燕山勒名看作自我实现的标志。倘若“男儿舍心还舍头，舍头未得还封侯”，在他们是会耿耿于怀意气难平的。而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或“归来不受赏”，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与解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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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多游侠的“立功”并不一定与兼济天下发生关系，而主要通过见诸日常的任侠行为来砥砺名节，求取声誉。如前及汉代长安的名侠萭章，人称“城西萭子夏”，他和中书令石显是密友。成帝即位后，石显因专权擅势罪被削职为民，递解原籍前很想将一笔数百万的巨额财产留给他。接受权贵富豪的馈赠对侠而言本是稀松平常之事，然而萭章却怎么也不肯接受。人问其故，答以自己在人失势时既无力解救，反受其家产，是将人之祸用为己之福，不仅有悖侠义原则，也有损自己形象。此前，因刻意砥砺，他的名声已传得很远，以至从京兆尹上朝，朝中诸侯贵人都只向他行礼，而无一人与京兆尹接言。他不觉得较之名声，财货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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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代，人称“晴溪先生”的吴霁向慕古游侠为人，平居言行必以侠义为准。因他好管闲事，遇人犯错必上前指斥，人有纠纷必出力摆平，所以人有急难，必曰：“曷不以闻晴溪翁”；有非理犯义，则又动色相诫：“是乌可令晴溪翁闻也”。某次，乡里一屠夫酗酒行凶，凌暴主人，遭他叱责后又气又恼，饮毒酒自尽，他即自投官府，把事情统统揽在自己身上。说起来，他并非直接责任者，完全不必这么做，但他意识到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便很自然地拿出侠者的担当。故李日华在为他作传时，对这种侠举予以高度的评价，称“人皆推先生如古陈太丘、王彦方、范希文之为人，先生即羞称节侠乎？顾其耿耿自树，令疏戚倚以为重，又宁在季布、郭解下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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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还别有一种情况，即对有些侠而言，一般以侠行传誉人口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或者说，这种立名方式乃至对名的处置在他们看来还显不出侠之为侠的特异。刘若愚《中国之侠》引述过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爵士的一个观点，即与西方英雄诗重点描写骑士为求名誉而实施行动不同，中国侠客诗的着重点更在侠义行为的动机，虽然追求名誉也是动机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动机。这一比较其实道出了侠对待名誉最深一层的知觉和理解，即在他们心目中，名誉不过是一个人志节操行的外化形式，名之所立关键还在人的志洁行正。对自我来说，重要的是修养其高洁的操守，实现其高远的志向，这样去做了，自然就能获得价值；相反，舍本逐末，沽名钓誉，为虚诈之行，反而是志行的污点。因此，他们以急义好施的动机作为立身行世的准绳，行动是他们自我实现的全部内涵，而名誉不过是行动的附着物，行动以后未曾料想到的一种结果而已。由此，他们常常施恩于不报之所，既不求为人所知，更不愿自我张扬。这显然是一种超乎一般道德水平的高尚境界。他们的修行砥名也正以张扬这种超道德人格魅力为准的。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和真心钦服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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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代大侠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唯恐碰到那些受过自己好处的人，听他们说感激颂扬之辞。他救了季布，待季布为官后便终生不见，唯恐有挟德攀高之嫌。想来一个人倘心中不以施德于人自矜，是不怕再与那些对自己满怀善意的人相对的；而一个人从未想到过贪图私利，获取报偿，当其与权贵交结，也未必就会被人目为趋炎附势。揆之常情常理，这是十分显然的。以此看朱家，由其藏活豪杰庸人无数，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且终不伐己能，歆己德；家中又无余财，虽与汝阴侯交好，仍过着简朴的生活等方面来看，他决不是那种向慕富贵、以小惠求大得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刻意绳检，欿然若不足，无非是要将侠的节义贯彻始终，让世人看到一种纯粹而修洁的侠者人格，这种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不满足以常情常理作为照奉的言行的标杆。在常人不能施为的地方，他们必求有一番作为，脱人死，救人急，解人难；在常人不以为意或极易轻弃忽略的地方，他们必折进一层，以求有更充分的表现，求得更完满的结果。而他们自己或不求回报，或根本就不语姓名，他们的自我实现是完全自足的。朱家这么做了，所以能在邹鲁圣人之邦、礼教隆盛之区，特然以侠立名，“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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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是这样，以后许多侠同样以此相尚。如三国魏时有祝公道，和贾逵素不相识。贾守绛邑，强盗来犯，久攻而下，知其才名，想纳为部将，贾不为所动，叱以“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盗魁郭援无法，只得将他囚于土窖，覆以车轮，使人固守，打算过后将他处死。贾逵绝望地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时祝公道在旁，为其正义所感，当夜将他救出。贾逵十分感激，欲请名姓以图后报，但他坚辞不说。以至郭援兵败，才从他人处得知。后祝公道因事入狱，罪当诛，仍不求已任要职的贾逵解救。这种救人急难，应该说纯粹是出于慕义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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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这种自我实现自足到可以摆脱任何外在标准的地步，侠就完全名士化了，五代黄子野的逃名于世就是一典型的例子。他早年随父行商于杭州。父亲因事赶往他郡，留他在家看货。某天有一叫王伾的人在罗刹江翻船遇险，被他看见，奋臂大呼“能生得人者，予百金”。当一渔夫应声入水救起王伾，他当即拿出价值百金的行装相赠。其父回来得知详情，颇无语。为此他好长时间不得安心，觉得自己行义得侠名，而使苦心经营的父亲蒙受损失，算不得义，便不辞而别，意欲别处帮佣，赚钱养亲。主人从他人处得知原委，有意成全其志，给以两倍的工钱。他用此作本金，慢慢积下一大笔财富，一半赡养双亲，一半散赈给朋友，自己则开始潜心卷帙，修养德行。有人劝他出仕，他不愿意。想到名声在外总是麻烦，便烧了文章，变换名姓，弃家避迹于方山。后被他救起的王伾做了散骑常侍，派人前来召请，他听说后悄悄地逃走了。王伾没法，只好嘱咐地方官小心察访，终于在阳歧江边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江上披蓑独钓，扣舷而歌。来察访的小吏随他到家，但见家徒四壁，除一部《周易》外，别无长物。小吏告以王伾美意，他听后佯装高兴，约定次日在传舍会面，一同上路去见王伾。第二天，那人准备好车辆，在传舍早早等候，可等了一整天也未见人影。赶去他家一看，只见书币封识如故，人已不见踪迹。原来，他又一次不告而他徙。如此修淡泊之志行，弃世俗之令名，刻意自励到这个程度，已全然是魏晋高隐的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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