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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侠因义立节，依节行事，又以行获名，由名辖节，终得以急义好施的热肠和赴汤蹈火的精神，建立起超乎一般人群的高尚志节。他们的行动因着这种志节的确立而由自发走向自觉，曾感召了无数人。追仿者自然亦步亦趋，力求彰显其志，张大其义；向慕者同样刻意自励，群起而效之；广大的仰赖者更是奔走呼号，翘首企盼。这种上至公侯权贵，下至大盗巨寇，莫不感佩钦服、乐与交通的人格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令传统的道德伦序观念失去庄严，令人们对神圣的教化失去信仰，进而对朝廷与官府失去敬畏，结果自然引来统治者和享利集团的戒惕。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他们在公众社会所建立的形象和声誉，反过来对他们自己又起到一种激励和范导作用，无论是侠林还是武林，都以名节为号召，以相类似的道德标准作规约，以至盗亦重名，亦有遵行不爽之道，这多少是有利于侠义人格的推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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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侠修行砥名既有刻意自励的成分，有时自不免流于故意示高的作伪。如前面提到的郭解，依本性是一个阴贼之人，生来诈伪深沉，任性残忍，长成后虽折节为俭，故性并未去尽。他的外甥仗其声名，在外强人饮酒遇刺，本来，依他门下宾客和仰慕者之多，这件发生在大庭广众的事情，其起因和是非不难查实，他既无意与人为难，只消料理完后事就是。可他不这么做，而是分派下门客，暗中伺察杀人者藏身之所，让他知道很难躲过去，迫其主动出首，然后才将其释放。如此行事显然是为施恩于人，自己则“假此以倾动天下”[72]，猎取好名声。果然“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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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为侠任气，有名于楚”的季布。前此朱家因藏活他名闻天下，但他求名的办法要比朱家讨巧得多，与郭解一样也有作伪的成分。他有一同乡曹丘生，与他朋友窦长君交好。他曾寄信劝窦，说曹不地道，不宜与交。偏这曹丘生不识趣，竟让窦写信介绍自己去拜访季布，季布知道后十分恼怒，气呼呼地在家中等着，准备一进门就好好羞辱他一通。那曹丘生是一能说会道的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也即“以金钱事权贵，而求得其形势以自炫耀也”[73]，他看到季布这副架势，便按下其他话头，声称楚地人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请足下想想如此美名从何得来？自己与足下同为楚人，当知足下之事，由自己传扬足下之名于天下，天下人还有谁会不信，为什么足下想不到这一点，非得排斥自己，以与自己交往为耻呢？季布被这番说辞打动，立即改怒为喜，将他引入内室叙谈，还留住数日，奉为上宾，临走时又送以财物。曹说到做到，到处替他张扬，以后关中一地无人不晓季布重然诺，一时颂声如沸，就是他活动的结果。当然，不能说季布之名尽出虚饰，但为扬名至于牺牲自己的交友原则，实在已无多少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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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侠少长而改节的记载中也可见出他们对名誉的爱重。如王焕年少时好尚气力，屡与轻剽少年交通，到了晚年却沉潜于儒学，研习律令，结果一直做到了洛阳令，成为一名循吏。又如段颎少时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成后居然折节好古学。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朝廷的有意裁抑有很大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游侠为迎合社会崇儒右文、怀经守义的风尚，为自己设计的一条通往功名的捷径。基于此，说他们的改节实际上是依据当时社会的价值导向，为自己重塑了一次公众形象不算厚诬，而是否真就一改故操则很难保证。[74]如上述段颎就没有化尽其“刚猛”的本性，以至后度辽将军张奂仍攻击他“性轻果”，这“轻果”二字，是古人用来状说游侠性格最常用的词语之一。[75]又如唐人刘叉早年放肆为游侠，因使酒杀人亡命，遇朝廷大赦才得脱罪，以后虽说折节读书，但“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76]，仍然一副气侠的作派。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真的改节了，不如说是随年资增长，变得更为策略与世故了。为了尽可能获得主流社会和权力中心的承认，还有社会更大多数成员的拥戴，他们刻意自励，从而使侠的荣名失去了本有的纯粹，变得清浊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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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侠修行砥名更是怀有与侠义全然二致的目的。如汉末袁绍以公族为豪侠，轻财养客，折节下人，一时士无贵贱，争赴其庭，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中常侍赵忠因以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其实，他如此故作姿态，笼络人心，目的很明显，是“怀雄霸之图”，为了有朝一日问鼎中原。某次，他由濮阳回汝南家中，随行有一大班徒众，排场十分了得。但当接近郡界，即吩咐徒众散去，由自己单车归家。因为他怕同乡许邵看到后会说他骄奢。这许劭时任郡功曹，只辅佐太守处理郡务，算不得有权势，但为人峻名节，好人伦，尤善品题人物，且被他品题过的人物上可以平步青云，下必声名狼藉。让这样的人撞见，说上几句，传扬天下，岂不麻烦，所以袁绍要说“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77]，并收敛行迹，谨小慎微如此。十六国时成汉国李庠亦如此，“少以烈气闻”[78]，又性喜任侠，先后举孝廉、良将和秀异，都借故不就，由此将名声养得老大。他还用济人之难等办法使州党争相来附，又营护饥民，大收人心，目的都是为实现自己的野心作铺垫和准备。因而这样的高自树节，显然有沽名钓誉之嫌，是侠修行砥名的功利性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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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娜·阿伦特专门研究过人的行动，尤其强调“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积极地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见所著《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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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韩非子·和氏》、《国语·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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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管子·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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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桓宽：《盐铁论·相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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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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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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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国志·魏志·董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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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梁书·王瞻传》之“幼时轻薄，好逸游，为闾里所患”。又，《张充传》之少时“不持操行，好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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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左思：《咏史》之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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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全唐诗》卷一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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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联陞《刘若愚：中国文史中之侠》一文提出游侠之“游”可解释为“不受拘管，不受牵制”，如英语所谓“Free—floating resources”，“直译可作‘自由浮动的资源’，或‘游离资源’”，见《杨联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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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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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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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史记·栾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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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元史·张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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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白：《结袜子》，《全唐诗》卷一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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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宋史·李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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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清稗类钞·义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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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勇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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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史·宋繇传附宋游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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