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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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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自晋以下，葛洪《抱朴子·正郭》已指郭泰“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隐逸之科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后汉书党锢传·张俭》则以为其人系“游侠之变，其行有清浊，而以意气相死则同归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东汉尚名节》进而历数豫让、荆轲以下历代侠者，称其“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之风影响及东汉，加以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此风遂相沿不衰。见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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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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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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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全唐诗》卷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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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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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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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诸人事迹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6—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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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吴晴溪先生传》，《恬致堂集》卷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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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姚祖恩：《史记菁华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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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史记·季布传》集解引孟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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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东汉以降，侠者间或右文。如陈鲁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人，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事见《陈书》本传，是其好学之外，任侠归任侠，与改节无关。也有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渊博。性豪侠，重意气，人有急难，委之归命，便能容匿。与其好合，倾身无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毁，乃至声色，加以谤骂”，事见《魏书》本传，是好学归好学，仍任气尚侠。更有平鉴“受学于徐遵明”，“虽崇儒业”，但“不为章句”，始终“有豪侠气”，事见《北齐书》本传。可见侠之右文有复杂的面相，长而改节，乃其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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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后汉书·段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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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新唐书·刘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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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见《后汉书·袁绍传》。又，《后汉书·何进传》载：“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可并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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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晋书·李庠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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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第四章 绝弃庸常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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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情感处置方式的角度来考察侠的人格样貌。有鉴于从心理学上看任何态度都表现为情感，对情感处置方式的考察实际上就是对一个人知觉态度的考察，而如何处置情感又涉及价值标准和评判等问题，因此它与情感的品质实际构成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关系。那么，侠的情感品质、情感发展水平，以及它们与其他人群的差异究竟是怎样的呢？基于这种情感品质，他们将一己好恶落实到现世人生，又能造成怎样的人格面貌与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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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会学一般原理所揭示的，情感品质的高下是可以由情感的倾向性、深刻性、稳定性、效能性和广阔性几个要素来界定的。其中倾向性无疑是构成情感品质的关键，它规定了主体所持情感的价值走向，是一切情感问题的核心。由于这种倾向性受到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深刻影响，因此对它的考察最足以见出主体所拥有的情感品质的高下。情感的深刻性是指情感所能达到的深度，而这种深度的取得又与主体的认识水平相关。基于这两个因素的交合作用，情感的稳定性、效能性和广阔性因此可以确定，即情感的稳定、持续程度不唯与人的气质有关，还与情感本身的深刻性密切相关；情感的效能性、即它的发挥水平又与情感的深刻性和稳定性有关；而基于深刻、稳定且有效能的情感，其落实的范围必定超越狭窄的一己体验和个人小圈子，达到很高的伦理层次。因此，全部的情感学理论和实践告诉人的无非是面对情感，人该如何自处和处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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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侠这一特殊人群，便会发现其情感品质的特殊一面。就情感的倾向性而言，他们最倾向于公平正义，并截然以公平为正义。基于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可以不避艰难，倾爱无吝，甚至不惜用种种刻意自励的行为，向自己和他人表明对此信仰的理解。因此，在情感的深刻性和稳定性方面，他们都高出常人许多。正所谓“结交不必皆荐绅，缓急叩门谁可亲”[1]，“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2]。而从他们怀抱远大，不以一身一家为念，因而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也大这一点来看，又可知其情感的效能性和广阔性也非一般人可以比拟。当然，与此相伴随的是，当执求太过，倾向过于分明，他们的情感处置也会逸出正常边际，堕入破坏性的恶道。这一点，在历代侠者特别是那些放而为盗为匪的侠身上不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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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结合其处置求公正的信仰，求发舒的意气，以及求落实的私情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对其人格特征的另一面相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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