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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关键在其所执奉的“义”与儒家所标举乃或一般人所认知的“义”原不是一回事。其间有相同相通处毋庸赘述，但不同处更为分明。简言之，它只以个人之宜为“义”，以符合个体的情感原则和行为准则为“义”。或者说，相较于主流社会与主潮文化所标举的大义或忠义，它更具有个人的性质，常常是以一己之义，行天下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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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细究其内涵，则据司马迁所述，有如下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二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三是“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其实，这三者都是他们贯彻与落实“义”的手段、方式或原则，而非“义”本身。就这“义”或“私义”的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绝对信仰，既无以上害下，以大欺小，又无以富侮贫，以强执弱，如此以仁厚待一切人，秉所当行而行，才是构成其所执之“义”的全部内涵。由于这种“义”排开了类似君臣父子的等级讲求，凸显的是情理上本应有的是非判断，它反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涵盖性，既可施之于国家民族，当异族入侵，“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8]；更可施之于一般的社会人群，“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9]。并且，因这种对公正的信仰是受人天然的道德热情的支配，决定了它可以从内心深处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而无须仰赖对外在训教的被动体认，所以它能持久地占据侠的情感世界，主导他们的价值判断。加以他们天性热切，情怀激烈，凡事务求贯彻始终，周到完满，且刻意自励，自持甚严，使得这个“义”最终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人群所认为的当然的适宜程度，成为冯友兰所说的“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高”的超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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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再回头看贯高所为，择主而事，既事人便誓以终身，一如有女出室，再无外视。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这正是他所持的“义”。为了使这种“义”不至隐而不彰，他可以干一切事，包括谋杀刘邦，在他的观念里，刘邦于他并无君臣关系。因此他的死，如上所说决非出于羞负篡杀之名，不然他不会行篡杀之实，他实在是不忍遭受折辱，此其一。其二，他所持之“义”还包括情理的公道与公正。刘邦不能以礼待人，是先失其公道公正，他对此极为不满。以后赵王并未主张行此篡杀而被牵涉获罪，又是一件有失公正之事。依他的性情断断见不得这种不公正，所以当篡杀事泄，与事被捕者自刭，独他坚忍不死，正是为表白赵王不反，以求得公正两字的落实。至于梁王刺客，以情理揆度，由袁盎享誉之隆盛，非但上为人君所知重，下亦为一般百姓所称颂，自然知道梁王所行非出公心，所以不忍下手，这同样体现出侠对公正的执著，对“义”的执守，怎么能说是盗贼之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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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德裕之类，之所以以两人为非侠，无非是因为他们有犯上之嫌，违反儒家的等级之别、君臣之义。更进一层看，是不满其别执一义，并照此不折不扣地施行的坚执不苟。因为事实是，梁王刺客非但未杀袁盎，还提醒其提防后来者，之所以仍得不到李氏的宽恕，全在于他所用标准不是李氏所执奉的正统标准，他的良心发现也不是受儒家理想的感召，与其说是不愿助篡臣杀忠良，不如说纯然是出于对袁盎个人人品的钦服。然而恰恰是在这个地方，侠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情感处置方式和迥异于常人的人格面貌。这种特异的表现对后世侠者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尤其对公道公正的强烈期待，既激起他们对所遭遇到的每一个恶霸暴豪的痛恨，进而还引发出他们对黑暗吏治的抵制，对无道昏君间接直接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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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公平而挺身抗击强暴而言，侠最为积极主动，并不以人我为区隔。他人蒙受不公正待遇，在他们而言每每感同身受。如宋侠孙立得知友人妻为一叫孙本的人所辱，便出为雪耻，持刀裸身，既以“敢助我，我必杀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杀之”喝退观者，又与孙本搏斗整整一上午，迫其服罪。[10]其情怀之热切，情感的自处方式和落实方式之激烈，皆凸显了侠的人格辉光。又如明万历年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撑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11]。事情的一方为“势家”，凭依财势，横行乡里，一方是孤儿寡母，弱不抵强，情状惨甚，他因见不得这类不平事，主动找上门去拼命，终使势家气沮，乖乖退去。这种情怀之激切，情感付出之坚决与实施之有效，也让人由衷地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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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将人所蒙受的不公视同身受，必要求为之洗刷，即使这不公来自官府、朝廷，也一例用舍己忘身的努力去决出一个公道。汉末魏初，孙宾硕因同情被宦官迫害、亡匿异地的赵岐，不惜冒死救援就是一例。桓帝时，中常侍左琯、唐衡等权侔人主。衡弟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统属郡，因不修礼法，被郡功曹赵息呵责。衡颇忿，索性以其为京兆尹，诏中都官及郡部督邮捕捉赵家满一尺以上所有人等，满门皆斩，有敢藏者同罪。赵息从父赵岐为皮氏长，闻有家祸，舍官出逃，由河间走北海，“著絮巾布袴，常于市中贩胡饼”，宾硕见其样貌非常，“不有重怨，则当亡命”，主动出手相帮，得知实情后更无避忌，接其回家，椎牛钟酒，藏于夹壁，终使赵岐逃过此劫。他如此冒险犯难，无非是见不得官府权豪以权压人，由于他不计祸福的侠行，“从此显名于东国”[12]。北齐颜之推素不喜侠，以为非君子之所为，但由其《从周入齐夜度砥柱》诗所谓：“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可知这种侠义风范多少改变了他的看法，使其放弃了部分原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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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东汉第五種“少厉志义，为吏，题名州郡”，因在兖州刺史任上收举中常侍单超之子、济阴太守单匡，并将其宾客亲吏一同逮捕，上表朝廷治罪，遭到单超设计报复，被判流朔方。这一判决激怒了他以前的属官孙斌，“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種，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種，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13]孙斌所作所为自然令人感佩，但毕竟与第五種为上下级，有交情。那批侠客本是局外人，蹚这趟浑水，晨夜追寻，格杀押解官吏，就纯然是见不得贪官横行公义不彰的侠行。当其猝临此事，第一反应便是除去此不公正，由此用心力、勇力乃至体力，务求将平不平之努力贯彻完满，这便是其人格的崇高。龚鹏程指出：“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府为难，但总站在民众这一边。”[14]田毓英也说：“中国的侠则是为了一种不属于自我的，指向他人的义而行侠。”[15]衡之以上述侠的行事，实在是至平至实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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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这种人格还在如下情境中表现出来。即一旦他们自己涉身事中，仍能做到不曲顺己意、枉徇私情，而是一秉义之所在，作出决断。如前及郭解外甥依其名在外强与人饮，人怒而将其捅死后逃走。可能是郭解深知其甥爱使气惹祸的脾性，没作太多的表示。他姐姐耐不住了，以为以其名头，还有人敢行此事并走脱，实在是他不愿援手的缘故。为羞辱郭解，她把儿子尸体抛在路旁不葬。郭解没法，只得安排人寻得凶手藏身处，令其主动自首。尽管如前已指出，这种暗中伺察别人然后迫其出首的做法，有“假此以倾动天下”的私心，前人姚亭田依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的性格特点，也已在《史记菁华录》中点出。但他能耐心了解事情原委，明辨是非曲直，原其人情急，称“公杀之当，吾儿不值”，将其释放，然后收尸入葬了事，毕竟恪守了公道。唯其如此，诸公闻之不以为伪，“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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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郭解事有作伪求名的成分，那清人宣鼎《夜雨秋灯续录》所载燕尾儿事，则可以让人真切体认到侠为求公正实现，严于自律舍己忘身的人格魅力。燕尾儿因吃过官司，常存心与官府为敌。一次在大明湖摘走某郡主腕上金钏，引来各地官吏围捕。因三年无所得，不少官吏纷纷落职。山东历城令萧老公本是一廉吏，也在其列，与家人颓卧茅屋，生计无着。他知道后深感歉意，想及萧既称廉吏，断不会接受自己钱物，遂代为到二百里外朋友处贷金，然后自首。以后萧复职，他却被狱卒铜丝缠体，死在狱中。作者感叹其“睹廉吏饥寒，动于中，激于义，不恤以颈血溅”，啧啧称赞道：“欹人也，侠欤？神欤？其乃老子所云盗亦有道者欤？……太史公《游侠传》中当为此公添第一座矣！”虽说是小说家言，但这种“动于中，激于义”，也即为正义所感，不忍因自己随意苟且而使人世间公义不彰，使侠者作为公义维护者的形象蒙羞，确实现见于侠的身上，并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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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对平不平的热切，皆肇因于他对这公正公平的信仰。他们是将此用为主义，为信条，为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的。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这信仰经过知情意融汇成不竭的精神动力，不断地在他们的认识中得到确立，并受认识深化和发展影响，在以日常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知行的统一和认识向信念的转化。由此，他对这信念的处置方式更明确地偏向于激情，偏向于冲动，偏向于在本能而非后天习得中求得它的彻底实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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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侠求公正的信仰及其独特的处置方式，不妨拿他们与同样情怀激烈的豪杰志士作一比较。古称德千百人者为豪，故有“豪雄”、“豪俊”、“豪烈”等称谓，以与“豪猾”、“豪奸”和“豪武”相区分；又称超万人者为杰，故有“俊杰”、“英杰”等称谓，以与“杰黠”、“杰滑”和“杰暴”相区分。由于“豪”与“杰”俱为秀出众人的才士，所以古人会将两字组合成词，用以指称那些志向远大、智勇过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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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杰之士通常也有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总希望因自己的努力，使生活在底层的大部分人能生活有着，甚至更多分享这个社会实有的乐趣。不过，由于他们目标高远，怀抱宏大，有加诸宇内放之四海的气魄，不免遗落了一般人群现时即刻的诉求，或对这种诉求无暇顾及，照护不周。有的豪杰之士做成大业，乃或改朝换代成为一代新君后，就改去了初衷，也学得外儒内法的统治术，满口道德仁义，实际行起专制统治那一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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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则不同，越往后越脱离社会主潮中心，而仅在都邑市井与闾里乡曲躬身践行自己的理想。既常率义以为勇，也每每凭血气以行事。他们对公正公平的天然喜好，使得周围的人因他们的存在，扎扎实实地感受到这公平公正是可以期待并实现的。所以，如高启这样的人才喜与之交，并会在《结客少年场行》中吟出“屠沽往往有奇士，慎勿相轻闾里人”这样的句子。唐君毅曾比较过豪杰精神与侠义精神的不同，指出“豪杰之精神，重在由推宕以显阔大；而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豪杰之士，涤荡一世之心胸，而使百世以下，闻风兴起；侠义之士，则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而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二者皆以其个人精神，担当世运，而初无假借群众之意。”[16]两者相较，显然侠之义更体贴人情，他们为这公正公平可以对抗强暴，对抗官府甚至朝廷，自然更给人以无望中的希望，困顿中再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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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侠之对抗官府与朝廷有时未必是为求公正。即使为求公正公平，也有只为一己讨公平而不能及于广大人群的。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族兄刘赐少年孤弱，其兄刘显因报仇行凶，被地方官逮杀，刘赐愤而与侄子变卖田宅，同抛财产，结纳游侠报仇，然后亡命逃伏他乡。刘显报仇杀人所为何事，范晔《后汉书》没有记载，作于范史之前，司马彪的《续汉书》却写得分明：“王莽时，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釜亭侯长醉询更始（刘玄）父子张，子张怒，刺杀亭长。后十余岁，亭长子报杀更始弟骞，赐兄显欲为报怨，宾客转劫人，发觉，州郡杀显狱中，赐与显子信结客陈政等九人，燔烧杀亭长妻子四人。”可知是由于郡县各级官员效忠新莽，对诸刘多有侵凌，连一个小小亭长都如此，令这批本来富有血气的同族兄弟意愤难平。前此刘骞被杀，刘玄曾结客，意欲报仇，后因那些客醉酒犯法，牵连到他，不得不搁下此事，亡命平林。刘显气不过，才决意要代刘玄动手。那批侠虽说对新莽气焰嚣张、各级官吏仗势欺人也十分反感，所以不顾法禁甘愿为诸刘效命，但受收刘显的好处，且刘氏一族根基尚在，气数未尽，显然也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之一。因此较之此前所举诸侠，这种求公正不能不说更多了一层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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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武帝时号称“京师大侠”的朱安世，其所谓求公平更不免堕入一报还一报的恶道。原来，朱安世因经常出没京师，为侠任气，使武帝非常不快，诏令捉拿归案。可诏令颁下许久无果，令一众官吏计无所出。时丞相公孙贺子敬声恃自己是当今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擅自动用军饷一千九百万，事发下狱。公孙贺为救儿子，主动向朝廷揽下这件棘手事。不久朱安世果被抓。当他知道事情原委，冷笑道：“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从狱中上书，告发贺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又使人行巫蛊之事。武帝晚年多病，最怕人咒他死，即下公孙贺狱，后父子都被诛死，由此引发一场震动朝廷的“巫蛊之祸”[17]。这朱安世早已知晓丞相子私用军饷并私通公主事，也知其暗行巫蛊，不利于当今，但事不关己便不过问，待事关一己性命，且再行过问也于己无补，仅为泄愤报复而持吏短长。这样的求公平比郭解不及，比前述诸侠就更为逊色。他既未将公平之义推及广大的社会人群，即就求一己之公平而论也有失忠厚，故只能说是对侠义理想的辱没，对侠的人格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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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任性纵情的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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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公平公正为信仰，并有意识地将一己情感投注其间，通过尽其在我的努力，显现世道的清平与人心的温良外，侠那活泼冲动的气质才性，滔滔汩汩的生命激情，还使得他们把更多的情感动能投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投注和处置中，其情感的品质和所达到的深广度由此也得到了更为生动的体现，人格的面貌和人格特征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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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所述可知，侠之求公正、平不平是调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激情和难以忤触的侠烈之气的。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这种激烈的侠气更是难以掩抑，时常暴发。《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为气任侠”一词互文见义，其实也指“任气为侠”。这个“任”，一说见于《墨子·墨经上》所谓“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进一步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此即司马迁所说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不爱其躯”。另一说则见于《汉书·季布传》，颜师古在其中“为任侠有名”一语下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二说或因语境不同，各有自己强调的重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为侠必重气，任侠也就是任张意气地实施侠义。故“侠”与“气”每每被人连言，乃至游侠有时被人称作“气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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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后世史家著述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梁书》称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旧唐书》称丘和“重气任侠”，郭元振“任侠使气”。至于文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有“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之句，李白《扶风豪士歌》也有“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的吟唱，其他如陆游《村饮》的“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徐渭《侠客》的“结客少年场，意气何扬扬”，邓原岳《哭徐惟和十二首》的“长安慷慨酒人群，侠气凭陵欲吐云”，皆着意于为侠者意气发扬性格开张的一面展开。总之，“古贤豪节侠，以气谊相钦重”[18]，这种专任意气正是侠健旺生命力的自然流露，更是其自由个性的直接显现。并且在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社会里，它甚而还富有抵御不合理秩序和模式化科条的反叛色彩。正是基于这一点，侠实际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中另建起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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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要说得具体，它首先是一种豪宕不拘的旷爽之气。侠的豪宕不拘往往表现为恣逞意气，任张个性，桀骜不驯，不拘细行。一句话，崇尚绝对的个人意志和个性自由。它慷慨至于抹去常态，任张至于矫枉过正，唯快意恩仇是求，有恩怨而不问是非。如此以义气当先，发扬张厉，无毫发滞吝，其他任何科条都不足以匡饬其言行。正是基于此，班固《汉书·游侠传》谴责他们“放纵不拘”，并对其“放意自恣，浮湛俗间”深致不满。然在侠而言，平居负气倜傥，意气弥厉，为人疏慢，不知约检，纯然是出于喜好，一种习惯和天性。那种折节矜饰，静重厚默、端方和粹的人格风范或许可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交口称颂，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龌龊小儒所为，是所谓小廉曲谨，绝谈不上绝美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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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侠陈遵便是这样一位狂荡放纵不拘礼法的人物。他早年为京兆史，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尚鲜明，独他极舆马车服之好。又好交友，门外车骑交错。他又好饮酒，每次开宴总让家人把门拴死，把客人坐车上的铜辖投入井以阻其离开，为此常常把公事给耽误了。主事官员告于上司，大司徒马宫是一位大儒，素重陈遵，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非但不加斥责，反而举荐他做了郁夷令。以后在河南太守任上，他过访寡妇左阿君，起舞跳梁，遭人弹劾，然免官家居期间依然招客饮食如故。友人张竦与他同时入仕，为人博学通达，廉俭自守，然官至丹阳太守后也被罢免。张竦很穷，门下没有宾客，间或有人上门也只是请教学问。他见此颇自是，称“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官爵功名，不减于子，而差独乐，顾不优邪！”张竦竟难以反驳，只好答以“人各有性，长短自裁”，“虽然，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确实，这种个性上的差异，恰恰基于两种对立的人生信条和人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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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力强盛的盛唐，这种超迈不羁的旷爽气质还成为士人普遍追慕的对象，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少任侠”的李白。关于他的行事前文已有介绍。他的诗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游侠纵放个性的向往。在《侠客行》的结尾，他对侠与儒作了这样的比照：“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在对侠发出由衷赞叹的同时，对扬雄这样的皓首穷经给予了尖冷的嘲讽。同样的比照又见于《行行且游猎篇》，所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这回是针对大儒董仲舒而言。他在《少年行》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活哲学：“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荣身乐命而不受贫病，在他那儿似乎与立节读书是相对立的。不愿读书意味着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指引，无须徇节则意味着不愿为追求这种文化所崇尚的名教、志节而牺牲真我。而徇节之所以必甘风尘，或者说甘于风尘者必多徇节，乃或风尘必将把人导向对那种志节的曲徇，是因为现世社会中的种种实利，与夫这社会上种种苟且委颓、拘谨刻板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有必然的对应联系。而侠显然不乐于此，不愿为此浮伪虚妄的志节甘心奔波道途，周旋于礼仪揖让之间。这种不甘困顿于风尘，必然导致他们不认同社会通行的观念。在行动中否定它，甚而行逆反，造极端，毅然决然地远离它，当然，也包括做诗讽刺，正是这种不认同的表示。由此，他们的个性发展趋向必然是豪荡不羁任性纵情的。李白正如此，未仕前不受法令约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好友魏颢可证明，他亲手杀过几个人；在出仕后不受宫廷礼法约束，乃至并不以人君为意，这其实都与他早年任侠的经历及由此造成的豪宕个性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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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风疏荡，这样的豪纵之士也有不少。如林鸿曾任将乐县儒学训导，后官礼部精膳司员外郎，为其时著名文人，虽“晚节著儒衣”，但“少年为侠客”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快意的印象，所以他会唱出“二十读书通大义，三十结交江海士。不学寰中一竖儒，宁为世上奇男子”这样的高歌[19]。傅汝舟也有“不读竖儒祸世书，宝剑亲磨光有刺”这样的吟唱[20]。晚明福建诗人陈椿“少读儒者书，隶博士有声。久之，弃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溷！乃公为改而从侠少游，纵情声伎，为一时风流之冠”[21]，更是豪宕不拘的典型。他们都以强烈的个性与拓张的自我意识，表现了与端方谦和的传统人格迥异的异端精神，有一种与世俗习尚相去相悖的别样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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