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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侠求公正的信仰及其独特的处置方式，不妨拿他们与同样情怀激烈的豪杰志士作一比较。古称德千百人者为豪，故有“豪雄”、“豪俊”、“豪烈”等称谓，以与“豪猾”、“豪奸”和“豪武”相区分；又称超万人者为杰，故有“俊杰”、“英杰”等称谓，以与“杰黠”、“杰滑”和“杰暴”相区分。由于“豪”与“杰”俱为秀出众人的才士，所以古人会将两字组合成词，用以指称那些志向远大、智勇过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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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杰之士通常也有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总希望因自己的努力，使生活在底层的大部分人能生活有着，甚至更多分享这个社会实有的乐趣。不过，由于他们目标高远，怀抱宏大，有加诸宇内放之四海的气魄，不免遗落了一般人群现时即刻的诉求，或对这种诉求无暇顾及，照护不周。有的豪杰之士做成大业，乃或改朝换代成为一代新君后，就改去了初衷，也学得外儒内法的统治术，满口道德仁义，实际行起专制统治那一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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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则不同，越往后越脱离社会主潮中心，而仅在都邑市井与闾里乡曲躬身践行自己的理想。既常率义以为勇，也每每凭血气以行事。他们对公正公平的天然喜好，使得周围的人因他们的存在，扎扎实实地感受到这公平公正是可以期待并实现的。所以，如高启这样的人才喜与之交，并会在《结客少年场行》中吟出“屠沽往往有奇士，慎勿相轻闾里人”这样的句子。唐君毅曾比较过豪杰精神与侠义精神的不同，指出“豪杰之精神，重在由推宕以显阔大；而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豪杰之士，涤荡一世之心胸，而使百世以下，闻风兴起；侠义之士，则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而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二者皆以其个人精神，担当世运，而初无假借群众之意。”[16]两者相较，显然侠之义更体贴人情，他们为这公正公平可以对抗强暴，对抗官府甚至朝廷，自然更给人以无望中的希望，困顿中再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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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侠之对抗官府与朝廷有时未必是为求公正。即使为求公正公平，也有只为一己讨公平而不能及于广大人群的。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族兄刘赐少年孤弱，其兄刘显因报仇行凶，被地方官逮杀，刘赐愤而与侄子变卖田宅，同抛财产，结纳游侠报仇，然后亡命逃伏他乡。刘显报仇杀人所为何事，范晔《后汉书》没有记载，作于范史之前，司马彪的《续汉书》却写得分明：“王莽时，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釜亭侯长醉询更始（刘玄）父子张，子张怒，刺杀亭长。后十余岁，亭长子报杀更始弟骞，赐兄显欲为报怨，宾客转劫人，发觉，州郡杀显狱中，赐与显子信结客陈政等九人，燔烧杀亭长妻子四人。”可知是由于郡县各级官员效忠新莽，对诸刘多有侵凌，连一个小小亭长都如此，令这批本来富有血气的同族兄弟意愤难平。前此刘骞被杀，刘玄曾结客，意欲报仇，后因那些客醉酒犯法，牵连到他，不得不搁下此事，亡命平林。刘显气不过，才决意要代刘玄动手。那批侠虽说对新莽气焰嚣张、各级官吏仗势欺人也十分反感，所以不顾法禁甘愿为诸刘效命，但受收刘显的好处，且刘氏一族根基尚在，气数未尽，显然也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之一。因此较之此前所举诸侠，这种求公正不能不说更多了一层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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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武帝时号称“京师大侠”的朱安世，其所谓求公平更不免堕入一报还一报的恶道。原来，朱安世因经常出没京师，为侠任气，使武帝非常不快，诏令捉拿归案。可诏令颁下许久无果，令一众官吏计无所出。时丞相公孙贺子敬声恃自己是当今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擅自动用军饷一千九百万，事发下狱。公孙贺为救儿子，主动向朝廷揽下这件棘手事。不久朱安世果被抓。当他知道事情原委，冷笑道：“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从狱中上书，告发贺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又使人行巫蛊之事。武帝晚年多病，最怕人咒他死，即下公孙贺狱，后父子都被诛死，由此引发一场震动朝廷的“巫蛊之祸”[17]。这朱安世早已知晓丞相子私用军饷并私通公主事，也知其暗行巫蛊，不利于当今，但事不关己便不过问，待事关一己性命，且再行过问也于己无补，仅为泄愤报复而持吏短长。这样的求公平比郭解不及，比前述诸侠就更为逊色。他既未将公平之义推及广大的社会人群，即就求一己之公平而论也有失忠厚，故只能说是对侠义理想的辱没，对侠的人格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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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任性纵情的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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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公平公正为信仰，并有意识地将一己情感投注其间，通过尽其在我的努力，显现世道的清平与人心的温良外，侠那活泼冲动的气质才性，滔滔汩汩的生命激情，还使得他们把更多的情感动能投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投注和处置中，其情感的品质和所达到的深广度由此也得到了更为生动的体现，人格的面貌和人格特征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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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所述可知，侠之求公正、平不平是调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激情和难以忤触的侠烈之气的。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这种激烈的侠气更是难以掩抑，时常暴发。《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为气任侠”一词互文见义，其实也指“任气为侠”。这个“任”，一说见于《墨子·墨经上》所谓“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进一步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此即司马迁所说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不爱其躯”。另一说则见于《汉书·季布传》，颜师古在其中“为任侠有名”一语下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二说或因语境不同，各有自己强调的重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为侠必重气，任侠也就是任张意气地实施侠义。故“侠”与“气”每每被人连言，乃至游侠有时被人称作“气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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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后世史家著述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梁书》称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旧唐书》称丘和“重气任侠”，郭元振“任侠使气”。至于文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有“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之句，李白《扶风豪士歌》也有“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的吟唱，其他如陆游《村饮》的“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徐渭《侠客》的“结客少年场，意气何扬扬”，邓原岳《哭徐惟和十二首》的“长安慷慨酒人群，侠气凭陵欲吐云”，皆着意于为侠者意气发扬性格开张的一面展开。总之，“古贤豪节侠，以气谊相钦重”[18]，这种专任意气正是侠健旺生命力的自然流露，更是其自由个性的直接显现。并且在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社会里，它甚而还富有抵御不合理秩序和模式化科条的反叛色彩。正是基于这一点，侠实际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中另建起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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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要说得具体，它首先是一种豪宕不拘的旷爽之气。侠的豪宕不拘往往表现为恣逞意气，任张个性，桀骜不驯，不拘细行。一句话，崇尚绝对的个人意志和个性自由。它慷慨至于抹去常态，任张至于矫枉过正，唯快意恩仇是求，有恩怨而不问是非。如此以义气当先，发扬张厉，无毫发滞吝，其他任何科条都不足以匡饬其言行。正是基于此，班固《汉书·游侠传》谴责他们“放纵不拘”，并对其“放意自恣，浮湛俗间”深致不满。然在侠而言，平居负气倜傥，意气弥厉，为人疏慢，不知约检，纯然是出于喜好，一种习惯和天性。那种折节矜饰，静重厚默、端方和粹的人格风范或许可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交口称颂，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龌龊小儒所为，是所谓小廉曲谨，绝谈不上绝美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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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侠陈遵便是这样一位狂荡放纵不拘礼法的人物。他早年为京兆史，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尚鲜明，独他极舆马车服之好。又好交友，门外车骑交错。他又好饮酒，每次开宴总让家人把门拴死，把客人坐车上的铜辖投入井以阻其离开，为此常常把公事给耽误了。主事官员告于上司，大司徒马宫是一位大儒，素重陈遵，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非但不加斥责，反而举荐他做了郁夷令。以后在河南太守任上，他过访寡妇左阿君，起舞跳梁，遭人弹劾，然免官家居期间依然招客饮食如故。友人张竦与他同时入仕，为人博学通达，廉俭自守，然官至丹阳太守后也被罢免。张竦很穷，门下没有宾客，间或有人上门也只是请教学问。他见此颇自是，称“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官爵功名，不减于子，而差独乐，顾不优邪！”张竦竟难以反驳，只好答以“人各有性，长短自裁”，“虽然，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确实，这种个性上的差异，恰恰基于两种对立的人生信条和人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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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力强盛的盛唐，这种超迈不羁的旷爽气质还成为士人普遍追慕的对象，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少任侠”的李白。关于他的行事前文已有介绍。他的诗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游侠纵放个性的向往。在《侠客行》的结尾，他对侠与儒作了这样的比照：“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在对侠发出由衷赞叹的同时，对扬雄这样的皓首穷经给予了尖冷的嘲讽。同样的比照又见于《行行且游猎篇》，所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这回是针对大儒董仲舒而言。他在《少年行》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活哲学：“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荣身乐命而不受贫病，在他那儿似乎与立节读书是相对立的。不愿读书意味着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指引，无须徇节则意味着不愿为追求这种文化所崇尚的名教、志节而牺牲真我。而徇节之所以必甘风尘，或者说甘于风尘者必多徇节，乃或风尘必将把人导向对那种志节的曲徇，是因为现世社会中的种种实利，与夫这社会上种种苟且委颓、拘谨刻板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有必然的对应联系。而侠显然不乐于此，不愿为此浮伪虚妄的志节甘心奔波道途，周旋于礼仪揖让之间。这种不甘困顿于风尘，必然导致他们不认同社会通行的观念。在行动中否定它，甚而行逆反，造极端，毅然决然地远离它，当然，也包括做诗讽刺，正是这种不认同的表示。由此，他们的个性发展趋向必然是豪荡不羁任性纵情的。李白正如此，未仕前不受法令约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好友魏颢可证明，他亲手杀过几个人；在出仕后不受宫廷礼法约束，乃至并不以人君为意，这其实都与他早年任侠的经历及由此造成的豪宕个性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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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风疏荡，这样的豪纵之士也有不少。如林鸿曾任将乐县儒学训导，后官礼部精膳司员外郎，为其时著名文人，虽“晚节著儒衣”，但“少年为侠客”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快意的印象，所以他会唱出“二十读书通大义，三十结交江海士。不学寰中一竖儒，宁为世上奇男子”这样的高歌[19]。傅汝舟也有“不读竖儒祸世书，宝剑亲磨光有刺”这样的吟唱[20]。晚明福建诗人陈椿“少读儒者书，隶博士有声。久之，弃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溷！乃公为改而从侠少游，纵情声伎，为一时风流之冠”[21]，更是豪宕不拘的典型。他们都以强烈的个性与拓张的自我意识，表现了与端方谦和的传统人格迥异的异端精神，有一种与世俗习尚相去相悖的别样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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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所任张的气又是一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不与物俯仰的伉直之气。它出于真率的情性流露，又是其正直品格的一种外显。所谓执此一端，我只作我。为了使这种亮直真率的意气有所交代，他们可以狂走四方，思得一当。平日里与人相交，意气相投则扬挹极齿颊，虽倾其所有也无足惜，乃至片言可以托生死，“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22]，杯酒投洽即慷慨相许。若不当意，则终日默默不与一言，或干脆视之为庸流，白眼相向，不稍假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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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们极其鄙薄面谀背毁、衷貌不一的虚伪矫饰，眼里搁不下一颗沙子。人有所长，赞不容口；人有不善，必尽言无隐，面折不留余地。至于与人稍有忤触便疾言遽色，狂叫奋詈，更是惯常之事。要他们虚徐谦约，降意徇人，若丧其气，夺其元；要他们协息顺意，遇不平之事莫敢出气，则不啻是要他们的命。所谓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嗫作谦抑状。当日孔子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23]。前一句是说人须从善如流，见贤思齐；后一句是说见邪恶不善者，该离得远远的，“探汤”二字喻去之疾也。侠见贤或可思齐，要他遇邪恶不善避之而去则太犯难。相反，他们大都会奋力锄除这类奸恶，哪怕他大有来头。总之，宁可得罪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对自己的个性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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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代大侠袁盎为人伉直，“常引大体慷慨”，在朝野有很高声望。他的个性就十分激烈，好恶分明。因素来讨厌太子家令晁错，但凡有晁错在座，掉头就走，以至两人从未在一间屋里说过话。又不满宦官赵同得文帝宠信，一次见文帝携之同乘，便直言相谏：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大车者，皆天下英豪。目下汉廷虽称不上多士，但陛下也不至于要和刀锯刑余之人同载！文帝听得笑了起来，让赵同下车，赵被折辱，气恼得竟哭了起来。还有灌夫，为人刚直，不好拍马，对官居其上之人一例轻视，时不时地还要冲撞几句；对官在其下的人愈微贱愈相敬重，在朝中则与依军功擢升的魏其侯窦婴交好，看不惯靠王太后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的武安侯田蚡。田蚡未贵时尊窦婴如父，及为相便多轻慢之举，他强为窦婴出头，借聚会之机使酒骂座。田蚡怀恨在心，寻机会以他事诬引，旁人劝他若此时折腰赔罪，仍可挽回，但他“愈怒不肯谢”，终于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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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初大诗人高启的朋友宋克以气节闻名，生性耿直，好与人争，且每争必求胜。朋友有过他会当面指出，不留情面；如果有谁冒犯他，决不隐忍，但事后也不记恨于心。当时有两个武将依仗权势，常无事殴辱士人，人莫敢近。其中一位邀他喝酒，有人怕其醉后使气，劝莫去，他非但去了，还高谈阔论，将那武将教训了一顿，令其肃然拜服。而另一武将在小酒馆偶遇宋克，见他全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便择日带一批武士尾随其后，以示威胁。宋克毫不畏惧，缓辔而行，并不让道。那武将钦服其伉壮有正气，第二天竟央人带着来道歉，还请求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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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魏晋名士如嵇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性喜任侠之辈，他性格高傲，亮直任真，不仅鄙弃名教礼法，而且敢于疏离司马氏政权，并无意于屈节自保，以致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嵇康这种名士气质与侠的矫抗任真颇为一致。或者说，是这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的作派与人格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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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两者相联系，侠大多不能苟且下人，不愿在遭受折辱时无所举动，这又是他们所秉执的宁折不弯的傲气和刚决之气。虽然，常人也知爱重自己，不容他人欺侮，但恪于情势，有时不得不委曲求全。侠的性格刚烈，持节介特，又豪视一世，目下无人。在常人看来，倘遇败兴之事，想想退后一步天地宽，或俗语所谓吃亏就是便宜的古训，不失为自我宽解的办法。所以当有可为就努力一争，实在不可为，也就退而自许大腹能容了。侠则不然，他们认定一理，便无丝毫转换。其计较与顶真，甚至到了“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的地步。或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他们并前者也不可欺，更不用说欺之以所持之道了。倘若人格蒙受折辱，必力求洗刷；如难以洗刷清白，便不惜以身赴之。不少学者在分析儒与侠的不同时，都指出他们一强调中庸之道、一倾向于走极端的个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的确道出了侠的天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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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林子绣“外貌儒雅，而侠气难忤”，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丁点儿不恭，采取的就是十分激烈的做法。有一回任瀛州刺史的兄婿娄定远来渤海拜访，他设宴招待，并让妻妾诸女作陪。定远为人疏放，言语间多有戏谑，还微涉亵慢。一般人听了虽不快，总暂为隐忍，存下心思，以后不再与这种不知轻重的人交往就是了。他则不然，顿时暴怒起来，鸣鼓集众将攻之。不多久，来了数千步兵数千骑兵，定远吓得面无人色，免冠拜谢许久。又如宋代郭进早年贫贱，为人帮佣，但“倜傥任气，结豪侠”[24]，且纵酒赌博，无所不为，险些为东家所害。以后往晋阳投刘知远，历晋至宋，为西山巡检。但为官后依然轻财好施，性情刚烈如故。时田钦祚恃势不法，他看不惯，多次提出异议，因力弱不能禁，不免形诸言语，田钦祚知道后怀恨在心，找茬给以难堪，他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又无力抗争，竟自刭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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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侠慷慨多气还一个侧面，那就是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胆气。所谓“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25]。清人贺贻孙在《皆园集序》中称：“古今侠烈之士，所以大过人者，则存乎胆与气矣。胆恃气而后克，义气所鼓，胆即赴之。”将此意说得非常清楚。这种血性气质决定了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胆量和意志，当面对强敌，或身濒绝境，他们从不顾虑危险，依然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所谓“气高轻赴难”，正是这样一份从容镇定的真实写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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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胆气曾造就过许多辉煌的人生，也为侠赢得了空前的名声。荆轲歌罢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明知一去不返，仍冒险前行；当秦舞阳被秦王吓得面无人色，他却镇定自若，图穷匕首见，是何等的胆量；事败身残，尚能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南朝刘宋时的孟龙符“少为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为人也“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临朐一战中尝单骑逐敌，因后骑不及策应，被数千人围住，寡不敌众而死，年仅三十三岁。[27]北魏崔秉少有志节，任侠尚气，为安东府录事参军，带毋极令。尝为公事拳击长史甄琛于床下，足见性情暴烈。后随彭城王征寿春，招致轻侠以为部率，一路过关斩将，王赞其勇，谓左右“吾当寄胆气于此人”[28]。宋侠李彦仙少有大志，“所交皆豪侠士”。靖康元年金人犯境，他应郡县募补承节郎，复补校尉，屡败金军。帝闻而感叹，喜不能寐。他的胆气也特别大，某次率军到青涧，途中猝遇金人，“众愕眙”，他却十分冷静，依山树帜，以疑兵吓退来敌，并乘胜追索到山隘口，金人互相践踏，致死尸相枕。当其守陕州时还只是一校尉，后因功封知州兼安抚使，索性把家眷接来，称“吾以家徇国，与城俱存亡”。金兵十万，分军为十，以正月旦为始，日轮一军攻城，期三旬内将城拿下。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他“意气如平常，登谯门，大作技乐”，另派人出城烧了金人的攻城械具，城破后又率众巷战，“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断，战愈力”。以后闻金人索他不得，屠城泄愤，谓“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仅三十六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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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很多乡曲闾巷之侠虽未参与国家大事，但胆气纵横，一样不逊色于人。如明代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盗林道乾就是这样一个胆气过人的豪侠，他因从事驰骋海上的营生，被朝廷视为凶黠之徒，可李贽却很欣赏他，称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于群类”。这话在当时虽大逆不道，却大有道理。因为在那个时候，贩海为生者大都能“恬波涛而轻生死”，涉波蹈涛已够凶险，在朝廷严禁片板下海的情况下还要与官府周旋，没一点冒险的胆气是难以行事的。不过，李贽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是看到一个识胆俱备的人如何在情怀不得展骋的情况下被迫自放于边缘的无奈，这实在是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哀。李贽最见不得这种悲哀，所以撰文以论之，非但将他看作英雄豪杰，而且认为正是这个世界“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而不录”，才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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