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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步天集》卷二《豪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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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漫感》，《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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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汪道昆：《兖山汪长公六十寿序》，《太函集》卷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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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余怀：《板桥杂记》中卷《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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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己亥杂诗》之二七六，《龚自珍全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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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哭庵传》，王飚点校《琴志楼诗集》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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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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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汉书·何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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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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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第五章 大天大地 载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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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己之志，成英雄之悍勇；执一个义字，求天下之大公。侠的人格精神郁勃绾结于历史流程的纷枝错节间，它给人知觉世界带来的震荡力，驱使人情不能禁地要去进一步探寻这精神力量的来源。所谓热血养义士，时势造英雄，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英雄情结和英雄气质的人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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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许倬云所说：“这里所提到的英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意义的英雄，我们所指的是这样特殊的人物：他站在一个枢纽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使得历史上的某些成功全归功于他一人。”我们的认识，进而他也不一定具有枢纽的地位，但能带动一个小环境，让周围的人因他的存在而获得解放。许氏还曾引入马克斯·韦伯的“charisma”观念，认为“中文并没有真正对等的字眼可以翻译，因为charisma包括魅力，却不是指俊男美女那一种；说是威严，却又不是威权统治的那一类；若说是特殊的恩赐，也并不得体，好像是在与上帝打交道”。最终他认为这是一种“神特别赐予的能力，一种天性的禀赋”，“这种能力使他变成领袖，可以使许多人愿意跟随他，与他走同一条路。”[1]这样的判断用诸侠者身上似乎也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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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情形经常发生在变乱的时代，动荡的世局中。那么，究竟是这一腔热血抟传于乱世，还是这纷乱的时世激荡起侠者的热情？当翻开历史，走近那些倔强峥嵘的强者的灵魂，在大天大地之间，在厚重而幽邃的传统的垂示中，我们终于发现，侠所建起的高上人格原是这样的渊源有自，无一处无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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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气质才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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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侠的人格成因，人们最易接受的一个解释就是基因遗传。人格作为一个人前后一贯的行为模式，是个体身上最稳定的反应倾向，它在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又决定了人对周围环境的应答。但人们通常觉得，比之于后天的教育，作为整个行为的定向系统，它虽关涉动机、经验和价值判断，似乎首先得之于先天的遗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后天接受怎样的教育和怎样接受教育，无不由人的先天禀赋决定。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格理论都将自己建基在某种先天的因素。无论是弗洛伊德、斯金纳的生理需要说，还是荣格、罗杰斯的自我实现说，阿德勒的社会兴趣说，概莫能外。当然，也有博厄斯和米德的“文化决定人格论”，林顿和卡丁纳的“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论”。不过，尽管他们主张人格是后天获得的，并因教化和环境的作用而形成，但也承认这种后天获得会因气质与性别的不同，对人的性格差异产生影响。而人格正是性别、生理基础上的气质与性格的多层次结合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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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如此，米契尔·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才说：人格是“人的最一般的结构，人的认识和行动的特殊方式”，它“是自然通过遗传赋予人的”一种可称之为“坚固的要素”[2]。在东西方，自古以来相关的讨论有许多。且不说西方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有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忧郁质之分，以后又有内脏性、身体性、大脑性或内倾、外倾的区别，即中国古代也有相类似的论述。如史载黄帝问少师人有阴阳为何，少师答以“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并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好内而恶出”，太阳之人“属处于上，好言大事”，“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而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扬，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为君子。[3]《尚书·皋陶谟》则提出“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三国时，刘劭将五行之气与筋腱、骨骼、血液、内气和肌肉等五种生理素质联系起来，提出五行能定“五体”，成“五德”，尤见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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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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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东西方心理学家与伦理学家对此更多有研究，他们从人的原始欲望讲到人的具体行动及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又从类型考察讲到个案究诘和特质分析，有精神分析论、人本论和特质论等各种派别，但所得到的结论都承认先天基因对人格的深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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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考察侠的人格与其所禀基因的关系，可以发现大抵偏属好冲动、少思虑一类，用西人的划分，可归入性急易怒的胆汁质，敏锐冲动的多血质，或热衷攻击、情感表现主动的外倾性、身体性气质。基于这种外倾气质，他对情绪刺激的敏感程度，对外界反应的张力和速度，乃或日常心境的品质和起伏强度，都要比其他类型的人高。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表现出低反应水平的人，往往不是抹去自我，趋就众人，做一个顺从型的人，就是放弃对环境的关注，坚执自我，远离众人，做一个自由超脱的人。那么在侠者来说，则纯然属扩张自我型，对自我扩张的追求使得他们经常处于反对众人、反抗习惯力量的位置。因此，他们的气质才性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喜好竞争和纵意行权，总是盛气凌人，渴望证明自我而不甘于挫折。就传统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样的人显然属于“太阳之人”，“反身折腘，其状轩轩储储”，发展到极致，不免“阳重脱者易狂”。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不乐意自己有阴阳和平之人的风范，那种“委委然，随随然，颙颙然，愉愉然，眩眩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5]，不是他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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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质才性的偏执发扬，造成了侠的人格特质的基本特征。它鲜明突出，并且经常在浅表的层面上就能表露出来。由于它似乎基于一种本能的特质，其次才是所谓习得的特质，人们很容易界定他们。本书“引言”部分曾举述过历史上侠的一些称名，细细辨析，其中绝大多数就是从气质才性角度离析出来的。如称他们为“豪侠”，也称“豪士”，《北齐书·高昂传》：“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蒋防《霍小玉传》：“忽有一豪士，衣轻黄褐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尽管“豪”有“德千人者谓之豪”一义[6]，指有才德、威势和重望之人，但在这里显然是指其气质才性上的粗豪强横和豪纵不羁，而且这种豪纵不羁脱略了外在依傍，是超越了实利考较和实力掂量的天性自然，所谓“有待而兴，便是凡民……无待而兴，即为豪杰”[7]，侠正是豪杰中非常富有个人特色的那一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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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又称其为“伉侠”，如《汉书·朱博传》谓博“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新唐书·甄济传》谓济“叔父为幽、凉二州都督，家衡州，宗族以伉侠相矜”，前者偏于质直刚正，后者多指伉壮强健。又称其为“气侠”、“节侠”，前者如《梁书·裴之横传》谓横“少好宾游，重气侠”，大概因其好尚意气而言；后者如《史记·刺客列传》载田光语曰：“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或因其持择不为苟且而言。刘劭《赵都赋》所谓“轻命重气，义激毫毛，节成感慨”，可为这两种称谓作注脚。又称其为“壮侠”、“健侠”，则是就其人体格与气质兼而言之的，前者如《魏书·崔秉传》谓秉从征，“招致壮侠，以为部卒”，乃因其孔武强悍而言；后者如《后汉书·董卓传》谓卓“性粗猛有谋，由是以健侠知名”，亦由其雄桀强健而来。与之相近似的还有所谓“粗侠”，如《北齐书·毕义兴传》谓义兴“少粗侠，常劫掠行旅”，显然也是就其粗猛好冲动而言的。其他如“轻侠”，前已指出，系因其轻侻狂放而言，如《新唐书·唐宪传》谓宪“所交皆博徒轻侠”。与之相关还有“轻果”，如《北史·毕众敬传》谓众敬“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当因其“轻佻果躁”而言。至如“凶侠”、“奸侠”之类，虽为极尽贬斥之称，如北魏太宗所谓“凶侠乱民”[8]，然脱开道德色彩，也无非是指一种极端的气质和性格，他通常比较凶顽，甚至相当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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