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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代史家的记载，不论其最终的价值评估如何，凡所描述的侠就是这么容易让人在人格测定的座标上找到他们的定位。那种普遍性的性格外倾和自我扩展，血气刚烈，躁狂偏激，那种自制力低弱，乃至有意放纵自己的情感欲望，率直冲动，几乎构成他们气质的枢纽和核心。由此，作为个性动力系统，其行为动机便常被放大定格为对这种气质的顺应，而为了保证这种顺应的无条件完成，他们常会反过来更进一步地调动自己的身心反应系统，用今天确切的描述，就是使外界刺激信息经由大脑皮层传至脑垂体，再由植物神经系统调动内脏器官机能，如心率、血压到肌肉紧张程度和代谢水平以维护这种气质。他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甚至令行私庭，权移匹庶，这“权力既不是来自政治，也不是来自经济，而是来自肉体上的强制”[9]，而所谓“不拘操行”、“每以才气凌物”、“轻薄无检”，诸如此类，都不过是这种冲动气质的外在表现而已。如果不是带着某种既定的立场，仅就心理学观点看，应该说，他们的这些行为代表了一种激烈冲动的性格类型，并无任何不正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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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类型在人类性格光谱和人格发展阶段上可以找到相应的对应，那就是它通常较集中地体现在少年至成人早期这一人生阶段。古代侠的发生发展历史中可以找到太多这方面的例证，如《魏略·勇侠传》称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隋书·刘权传》谓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如此等等。他们挟少年人冲动的天性行事，几乎全然不以朝廷法禁为意，当然更不以宗党亲族的嘱望为念。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或者更小的人，如《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载季布之弟季心“为任侠，方数十里，士皆争为之死”，而一些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后汉书·王涣传》谓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三国志·魏书·张绣传》谓绣“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陈书·周敷传》谓敷胆力果劲，生性豪侠，故“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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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少年，古代又称“轻薄少年”、“好事少年”、“悍少年”、“恶少年”、“恶子”，乃或“雄儿”、“侠儿”、“轻客”、“轻果”与“轻险”。有时与其所产和所主要活动的区域，被称为“东阳少年”、“淮阴少年”与“邑中少年”、“城中少年”、“屠中少年”等等。他们大多胸无点墨，游手好闲，有的更以游荡窜伏为生，在市井乡曲为地痞流氓，亡命无赖，一无道德信誉可言。[10]当有一著名侠魁为之号召，如三国吴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他们便“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意气扬扬至于忘乎所以。在历代典籍中，少年无赖不事生产，不田而饱，“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随于道路”[11]，“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12]，“习为艳曲曼声，妖服冶容，周游于市”[13]，经常可以见到，有的甚至以文身札刺相高。追随侠魁过从心所欲的生活，正符合他们的愿望。而因追随日久，脾胃对路，难收放心，索性放而为侠，更是常有的事。历代文学作品多有类似的描写。在诗人心目中，似乎侠就是少年的专利。“长安狭斜路，纵横四达分。车轮鸣凤辖，箭服耀鱼文。五陵多任侠，轻骑自连群。少年皆重气，谁识故将军。”[14]少年因侠义侠情的激荡，迸发出何其昂扬的生命活力，以至悠长的文学发展历史，《少年行》、《少年结客场行》成为历代通行的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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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侠之外，他们还多为斗鸡走马、赌博豪饮。如《汉书·睦弘传》谓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后汉书·袁术传》谓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宋书·臧质传》谓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这些大多是市井少年常做的游戏。由其偏好此类游戏，其顽劣的少年天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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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挟强壮体力纵情饮酒一事，尤值得玩味。“酒”字最初与“酉”通，自“酉”借为酋长之“酋”，酒才改从水旁。[15]这二字的相通，传导出酒最初为身份尊贵者才能享用的消息。侠之好酒或远受上古社会以来部落英雄崇拜的影响，这一点下面要着重提到。而唯英雄才痛饮酒，几乎是他们通常的认识。加以酒精的作用每每能激发其天性中本有的磊落意气，所谓“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16]。如此“相逢意气为君饮”，这酒就由作用于人生理，使产生高情绪反应的催化物，转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交流沟通媒介。它既常附着于侠独特的气质才性之上，又反过来成为其表达豪纵个性的触媒。以致在历史上还有“豪侠屡遭大狱”，因“落魄醉酒，与邑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下狱，得皇帝划牍于地，恕其醉后妄言这样的事。[17]而如张潮所谓“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18]，正是看到酒与侠的联系，这实在是一种天然的契合，一个年少轻狂，刚肠激烈；一个质性热辣，正配入其刚肠而增其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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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人生的阶段展开来说，少年至成人早期恰是人气血与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感情容易冲动，行为容易偏激，所有生命力也就更容易向外拓展，容易投射向欲望实现的层面。及至中年情况就会改变，那时，一个精力充沛、外倾且注重体能的自然人，会渐渐转变成具有更成熟的文化视境和稳定价值观的社会人。前面曾谈到侠的改节问题，如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19]，北齐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致，轻财重义，多所交结”[20]，隋朝杨汪少时也是凶疏好斗，长大“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21]。撇开其他因素，其性格发展就体现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唐人李世曾向人谈起自己于杀人一事的态度变化：“我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22]，语虽夸张，意思正是说随年龄的增长，他操此业也变得越来越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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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少年为侠，或所有的侠皆为少年，因此更为准确深刻的判断是，即使这个人少年为侠，长而改节，由于他的气性明显偏向外倾的身体型，属太阳之人，其个性就会永远有一段活泼泼的生命活力不可掩抑，基于一种身份确认，乃或早年任侠带给他的声名和回忆，就会在日常行动中有意无意地按当年的习惯行事，并努力维护这种习惯。因此终其一生，他都会维持这种年轻的兴奋，对外界持一种敏感而激烈的高反应水平。也因此，尽管类似上述长而改节的情节每每被史家特别点出。但换个角度看，特别表彰个别侠的改节，大部分侠基本不改初衷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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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来自先天的顽悍禀赋一旦付诸行动，形诸日常，就会使他们变成主流社会的破坏者和主流规范的悖离者。譬如在对自我的观念上不知谦虚，坚执己见，而少依环境作出反应；在人际关系上不尊重权威，也不重视伦际与人际；在行为要求方面不好妥协克己，不能守中恕让。凡此种种，习之日久，又与本有的外倾气质互为因果，再用后天习得来解释就不免牵强。相反，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指出的，那种“与社会标准格格不入”的天性倒很适合用来描述与界定他们。[23]然而，如此挟丸杀吏、攻剽发冢，如韩非所谓“以武犯禁”，法律怎能容忍？盖因“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24]，相对于“寇战”，“邑斗”明显属于“私斗”，而“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25]，是秦孝公时代就立法行之的，原因简单，为“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今禽兽犹知近父母，不忘其亲也，人而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不若禽兽之仁也”[26]。倘再别有他图，如汉顺帝时河间王刘政与地方豪侠游客相勾结，那就只有背上“共为不轨”的罪名统统杀无赦了。[27]两汉以后，统治者之所以不遗余力严加剪除，就是因为他们对皇权统治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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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是严厉的，汉武帝时酷吏王温舒在河内郡捕杀豪侠，“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宣帝时酷吏严延年先后赴涿郡、河内郡治侠，亦是格杀毋论，豪侠因是“战栗不敢犯禁”[28]。来自道德的谴责同样严厉，像荀悦这样指斥游侠“伤道害德，败法惑世”者代有其人，北齐颜之推更说：“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所为。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29]侠的性格类型既与老成温厚这种社会典范性格相对立，他们种种骄恣轻悍的生活方式必不可能为正统道德观范导的社会风俗所接受。晋游侠冯素弗“雄桀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故时人未之奇”[30]；刘宋宗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31]；梁太朱温壮时“不事生产，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32]。这所谓的时人未之奇、乡曲无所称甚至里人多厌之，无非就是因为其所作所为有悖于情理，不合时宜，甚或有害于社会，不利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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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因感受到来自社会全体的冷淡、排拒和敌意，侠就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心理学所说的“基本焦虑”。它源于安全需要的受挫，并有以觉得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潜伏着危险，因此，在努力自足，向内自求的刚强个性作用下，他对人时有缓急这一点会有十分深切的敏感，并为了克服这种敏感和焦虑，更加追求越然于礼法之上的攻击性力量，以一种激烈的态度表明自己在这个敌对的社会上并非无能为力，乃至可“立强于世”。这种张扬的结果是，他们通常变得愈来愈崇拜强力，无视他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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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史书中，不时能看到其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陵横邦邑，雄张闾里”的记载，对这些乖张行为的谴责也不少，但是由于不认真探究他们这么做的心理背景和真正动机，因此不免对其何以代代如此，以至任何道德律令都不足以匡饬矫正大惑不解。其实，听听汉成帝时闾里侠魁原涉的自白，就可以加深对这一种心理的了解。原涉个性气质与汉初大侠郭解颇多相似，《汉书·游侠传》称其“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众”。他手下刺客如云，个个“杀人不知主名”。当有人问他“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他引寡妇事作答，说你难道没见过寻常百姓家的寡妇吗？当她一旦为盗所污，索性就放荡起来，尽管明知这样做有悖礼义，却已经不能回头了。这自然是一个带着几分戏谑和自嘲的譬喻，但实实在在道出了侠既为社会所弃，便干脆疏离社会进而扰乱社会的曲曲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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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社会敌意加剧，这种焦虑很容易酿成公然的反弹甚至对抗。如五代时李罕之健勇多力，属游侠无行一类，少学儒业不成，弃而为僧。后僧众以其无赖，将他逐出，逼得他干脆“毁弃僧衣，亡命为盗”[33]，这尚属个人对社会偏见的对抗，你们不接纳我，我就索性走入死地，与社会对着干。而东汉武威太守任延因逮捕当地任纵宾客子弟为奸的豪侠田绀，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其子田尚竟“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34]，就是群聚叛逆，旗帜鲜明地向朝廷官府复仇了。对于侠为复仇杀人，甚至“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35]，论者每以心胸褊窄释之。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不过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不然，就不能解释像东汉末豪侠宋果“喜与人报仇”[36]这样的举止了。究其实，这正是他们任性“行权”的一种表现，他们要用一己之剑争取到自己想要的权威，这与其好“排难解纷”常常是一体两面的诉求。郭解在洛阳轻而易举地调解了一起当地豪侠数十次劝解都未解开的纠纷，心中得意，可表面上还是向当事人表示：“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事实上他已经夺了，不过再还回去做做样子罢了。班固因此说：“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骜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37]。这样的“权”和“力”被他们视为生活的要义，正是他们用来缓解“基本焦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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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基于这种焦虑所产生的无助感和孤独感，他们对能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同道相互帮衬抱有极大的期待。面对这个无处不有凶险的世界，更深知“士穷窘而得委命”的可贵。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或性别气质学所指出的，男性在具有支配性、从属性和边缘性气质之外，还另有一种“共谋性”类型的实例。如汉代楚相袁盎本是个任侠之辈，某次洛阳名侠剧孟途经安陵，袁盎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令一些人大惑不解。一富人问明身份，颇惊讶其与亡命之徒结交。他答以剧孟为天下所望，凡人有急难，一例伸出援手，“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38]一句话道破了所有侠内心的隐秘，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登高而呼天下立应的威势，并且害怕挫折，警惧威胁，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希望有同道的呼应与党羽的救助，仅数骑随从，成何大事。所以郭解被汉武帝迫令迁徙，有“诸公送者出千万余”；而一旦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争交欢解”，这让他大感欣慰。也所以，他们要“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散财结纳至于倾家而尽。且“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甚至甘冒杀头风险，藏匿亡命。如王莽时“诛锄豪侠”，指名逮捕漕中叔，时强弩将军孙建将之藏匿。王莽怀疑，追问此事，孙建却说：“臣名善之，诛臣足以塞责”[39]，这等于公然抗旨。又如北周韦祐“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得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40]，如此侠气干云的背后，同样可见抱团式的求生挣扎。而其中所有的利他主义的内涵，某种意义上都被这种极端的感情要求与安全需要激发的，它几乎与侠者的天性一起，深深进入他们的心理感应系统。此所以我们认为侠实质上是一个以气质、习性相聚合的群体，而进一步解释使这些气性相同之人聚合起来的真正原因，显然是共同遭受到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敌意，为了与之相抗衡，为了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必须聚合起来，以一种极端的情感需求为纽带，彼此认同，从而使生存的焦虑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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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基本敌意相交织的基本焦虑，还使侠有了一种独特的自尊情结，表现在强烈要求得到社会承认，渴望通过张大自我获得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关于这一特征前面已有分析，这里再着重从气质才性的角度探讨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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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自尊心极强，对名节的看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获得这种威望与名声，他们甚至不惜逆折自己天性的自然发展，以种种苛严的超道德要求自绳自律，“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这些品格都成为后世侠者所尊奉的精神标尺。因此，像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辈，司马迁认为“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而其他如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儒，也都“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即使与他基本站在对立立场的班固，在举述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等游侠时，也承认他们“皆有谦退之风”。后世这样的侠仍有不少，著名的如晋人裴秀，豪侠有气节，好学有风操，毋丘俭因而称他“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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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节操”看起来颇不可思议，与其天性大悖，但这实际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追求和超越，包含着侠对自足完美的价值实现的渴求。道理很简单，人总要求自我的认识和评价能顺利确立，总希望自己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之间和谐一致，哪怕和社会一般道德规范不相谐，但必须达成自我内部的和谐。人一旦失去这种和谐，失去个体内在的统一性，其行为就会受相互抵触的动机的支配与挟制，成功率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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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当然不能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当他们个性的统一性因社会异己力量的牵扯不能达成平衡时，就会对自己的性情作一些调整，从而保持与社会相适应的弹性。这种依从“环境取向”，通过调节自己达到价值实现的努力，不意味着他们真就改变了故性故习，不过是作为缓解基本焦虑的手段，而这故性故习才是其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故而他们是无比珍视乃至视同生命的。班固所谓“众庶荣其名迹，岂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当然，这种自尊情结也极易走向反面，有的侠因此会变得贪图虚荣，言过饰非，专横跋扈，骄傲自大，这自然就不可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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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言之，侠的人格特征显然受到其所禀的气质才性的影响，是这种气质才性的表现形式。他们用自我张扬、结交互助来求得生存焦虑的缓解，都与这种气性有关，并由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这些行为与方式从表面来看是上述气质才性充溢的结果，但从其发展的整体来看，又构成其人格的稳定因素，是这种人格的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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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性多少规定了他们的命运，注定了他们不能见容于这个老成温厚的社会，成为这个最缺乏豪爽、雄心、改变、参与、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品质的社会的放逐者。然而他们的气性又注定其不甘于这种放逐，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争得生存的权利，而不是抹去天性，走被同化的道路。在这种主流文化的强大压力与他们心有不甘的竭力抵抗之间，一种基本焦虑就这样铸就其人格中崇高与顽悍夹杂的诸多特征，如执着于攻击和力量对抗，崇拜强力以尚勇，渴望成功而好名；对一己意气多有放纵，对同道的互助充满期待，为此好周游结交而不乐局处雌伏等等。我们无意于将对气质的考察一味推向本质主义，更愿意承认它是在实践中一点点建构出来的，而一种广义的文化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个过程的完成。但尽管如此，突出不同的先天禀赋乃至生理特征在气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侠人格的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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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地域民风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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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把人看成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的存在，这种心理结构与人格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说到底是内在遗传基因与外在环境力量综合影响的结果。侠的人格形成从根本上说与其自身所秉受的气质才性有直接关系，那么这种气质才性何以生成，又在何种情况下得以显现，显然，这就应该将视野拓展到其人诞生腾跃于斯的具体活动环境了。先从侠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在这种环境基础上形成的民俗民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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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问题，他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联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成以及采取的地位。”在这里，黑格尔明确指出一个地域的自然基础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形成的类型、性格有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恰是一种大而言之助成一个民族、小而言之助成某一社会群体独特精神生产的必要条件。虽然黑格尔是在世界各民族的范围展开上述讨论的，但对考察侠的人格形成与地域民风的关系仍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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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关于地理环境之于民风民俗的影响，中国古人早有论及。《礼记·王制》就曾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川岳分区，风气间阻，让他们对地理环境上存在的明显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造成的南北方人气质才性的不同有真切的认知。如《中庸》就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又称南方，即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42]，“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43]。“大抵人性类其风土。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44]。甚至有“秦人劲，晋人刚，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这样非常具体的分疏和归纳[45]。一直到晚清近代，类似“北方风气刚劲，任死不屈，然得其正，为忠臣，为义士，否则必流而为盗”这样的论说[46]，仍不时可以听到。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往往很自然地会将北地与游侠作某种联想。所谓“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似乎侠就应该北产，侠的人格就应该是北方汉子的人格，北地秀出的英雄与烈士的人格。作为一种艺术想象，这样的看法无可厚非，有史实依据，譬如说，“北方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有一人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47]。但要据以解释侠真实的历史成因则未免失之过简。且不说南方也产侠士，即如北方之出侠士的原因亦非一个水土可以说尽。由此，其人格的成因也不可能由风土二字可简单概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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