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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英雄诗歌》曾指出中国人有一种伟大的理性力量，即“排斥英雄及其无羁无束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表现”，“它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十分持久”，包括使得中国文学鲜见英雄史诗，见刘若愚：《中国诗歌艺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52—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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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应劭：《风俗通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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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约翰·考维尔蒂：《通俗文学研究中的“程式”概念》，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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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关于神话历史化，可参看日人白川静《中国神话》，王孝廉译，台北长安出版社1983年版；俄人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译，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美克雷默等《世界古代神话·中国古代神话》，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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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第六章 感召与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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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完气质才性、地域民风等自然因素对侠人格的助成作用后，这里再对一些并非先天设定的因素，如儒墨学说与理想、先秦以降游侠先辈的人格风范，以及城市文化之于侠人格的影响作用作一番考察。借此广义的文化承传方面的考察，或许能将对侠人格的成因探讨推向更深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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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儒墨理想的介入与充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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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逐渐分化的社会流品，这个时期的中国走入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道术将为天下裂”，最为真切地道出了这个激变时代给意识形态带来的空前解放，指明了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古代王官之学爆破激突为百家争鸣的活跃势。诸子百家中最先兴起的是儒墨两家，它们并称“显学”，影响大到渗透那个时代思想学术的各个领域，并及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所谓“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从而学焉，无时乏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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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侠尽管有行动，未必有主义，大体以重践履为群体特征，而并不以能思想见长，但要说他未受儒墨在重新解释人类处境和自身存在意义时所作出的一些基本规定的影响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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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那么简单。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侠在诞生之初，其社会构成与儒墨两家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比如说侠与儒实际上是在失职士人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才分化出来的，而游侠中那些脱离生产资料的人又与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墨家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等等。因此，探究其在包括人格构成方面与上述两家之间存在的关系，自然成了后人关心的问题。但这种探求的结果很不一致，有人判定侠出于墨，有人主张侠出于儒，也有的人以为出于儒墨两家，各执其辞，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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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侠与墨有直接关系者可以康有为为代表。康氏曾不止一次称“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2]“游侠亦墨学”、“侠即墨派也”[3]。后冯友兰也以为古代士分两类，“一类为知识礼乐之专家，一为打仗之专家。或以后世之名词言之，即一为文专家或文士，一为武专家或武士；用当时的名词言之，则一为儒士，一为侠士”，墨家就是后一种人结成的团体，侠的道德观就发展为墨家。[4]谭嗣同在其《仁学自叙》中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把任侠的轻命利人作为自己所力主的“仁”的内涵，以为那就是墨子的摩顶放踵之志。而闻一多认为“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侠了”[5]，则将侠径视作墨在行动上的延续者和体现者。当然，持这类观点的还有鲁迅，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明言“墨子之徒为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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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侠与儒有直接关系者以章太炎为代表。他认为侠出于儒，儒者之义如“杀身成仁”，儒者之用如“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都是“任侠之雄”所兼具的，“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故“《儒行》所称，诚侠士也”[6]黄侃也说：“侠之名，在昔恒以儒拟”，“仁侠异名而一德”，“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7]其他像梁启超以为“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论语》、《中庸》多以知、仁、勇三达德并举，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又说：“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按此正后世游侠之祖也。孔门必有此一派，然后漆雕氏乃得衍其传。”[8]此外刘永济等人也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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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主张侠出儒墨两家者，以钱穆为代表。他针对人们对儒墨角色设定上的偏颇，以为不仅墨家好刚尚武，以墨可以拟侠，即儒家也对侠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所谓“养气养勇，乃孔门为教之一支”。他还举孔子弟子澹台灭明为例，指出“史传称其南游至江，徒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此即侠也”。故认为“谓侠出于儒墨则可”，不然“皆不得社会曾流品之真相者也”[9]。此说虽避免了前面两说各执一端的偏弊，但也没有提供更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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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以为侠出于墨还是出于儒，或是出于儒墨两家，如果仅从两家为显学，弟子众多，有侠者入其门服其教，或儒墨中人有门弟子出而为侠的角度来立说，自然都可成立，但如果据此说明游侠这一特殊人群等同于某一学派或可推断为某家传人，就不够审慎了，也与历史真实不符。墨家关心社会平等，讲治国之道，有节制一己之欲奉从主义的道德自律，但绝大多数侠并不理会并尊重这一套，他们尚气任性，有的更行为放纵，生活奢华，并无墨者风范。此就墨与侠比较言。再就儒与侠比较而言，正如刘若愚《中国之侠》一书所说，儒尚中庸，侠走极端；儒倡恕让，侠好复仇；儒重秩序，侠不拘礼义；儒反武力，侠不避暴力，两者之间也存在有明显的区别。唯其如此，“儒墨皆排摈不载”。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侠与儒墨两家确实又存在着一种特别的联系。只是与其说这种联系可具体指实为由某人传诸某人的派系承传，倒不如说是两家学说思想及派中人的人格风范对侠的行为方式及人格构建产生过深刻影响来得更真切一些，也更符合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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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墨家对侠及侠人格的影响。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墨子特别尚“力”尚“强”，他有一段有关人兽之辨的著名议论，说的是这样一个素朴的道理：“今人固与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不生。”[10]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除了能动地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命力，没有别的天赐可资仰赖。这种生命力的发挥，于农夫是“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于王公大人是“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因此他将“力”置于“命”的对立面，“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11]强调只有赖力自强才能生存，才是求取发展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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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这种“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12]，还有身体力行吃苦耐劳的精神可谓渊源有自，由他对夏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赞不绝口，还有称“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可知，他是视大禹为典范的，所谓“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13]。论者正是据此，在确定侠出于墨的同时，将侠的精神追溯到禹—墨原型之上，并视之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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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墨子还重信贵义，称“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14]，其“万事莫贵于义”[15]，是建筑的“兼相爱，交相利”基础上的，它不尚差等，也没有宗亲血缘上亲疏尊卑，只是一种普遍的爱。这种爱度己及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6]，因持这种爱，他能坚执“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的原则，有万事皆加诸己的切身感、迫切感和献身精神。墨子还讲求绝对的平等，推尚“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17]，因而当身处“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执弱、众劫寡、富悔贫、贵傲贱的乱世，渴望担当实现这种无等差的大同社会的责任，“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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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种具有平民色彩的学说，墨家的尚“义”还体现为现实生活中的互利互惠。即承“夏政”而来，他认为加惠于人之前须先承认有“报”，“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19]。这种利益交换的观念很容易发展成人与人公平相处的关系原则。以此为基础，他再讲“施”，包括“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20]，并视此为“为贤之道”，也就是“利天下”之“义”。从其所持的社会政治哲学，对照侠人群的处世原则及他们所持执之“义”的内涵，诸如救人困厄，不爱其躯，温良泛爱，振穷周急，扶弱铲强，知恩图报等行事作风，还有力求公正，匡扶正义，同情弱小，渴望平等的道义理想，是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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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精神在侠人格建构中的作用，还基于墨家徒众在履践理想时所表现出的果决与彻底。墨子本人就是一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1]的典范，所谓“墨子无暖席”[22]。楚惠王四十五年（前444年），当他获悉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攻宋，即从齐地动身，十天十夜，“百舍重茧，裂裳裹足”，赶往郢都，晓以大义，指出这种行为如何不智不仁，不忠不强，以及不知类，并“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击败公输般九种攻城的机变，最终迫使楚王收回成命。他这种守义争强，解困济弱，甘冒危险，不避艰苦的作派，显然透着英雄气概。故《文子·自然篇》称其“劳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权略足以持危应变，而脱屣利禄不以累其心。其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亦过之，彼韩、吕、苏、张辈，复安足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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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的影响，墨家徒众大多具有“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之怀[23]，不惜“杀己以存天下”[24]，所谓“墨翟之徒，世谓之热腹”[25]，“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26]。作为一个以巨子制度建立起来的集团，他们纪律严明，重然诺，尚义气，如巨子孟胜受楚国阳城君之托，为其守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而听之”。后阳城君因罪出逃，国被人收，孟胜以为“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死之，可以行墨者之义”，在传巨子于宋田襄子后即赴死，其弟子徐弱以下百八十人亦随死之。在他们身上固然可见一种小集团道德，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且勤生薄死，不惜以身报之，诚为英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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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墨家徒众还好与侠勇之士打交道，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便被墨子弟子骆滑禽收为及门弟子[27]，“带剑危冠”的屈将子为另一弟子胡非子“请为弟子学”[28]。以后“赴天下急难，墨子之徒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29]。他们的壮行及传导出的激烈慷慨的人格，重然诺轻死生的侠烈肝胆，给了后世游侠及其人格形成以深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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