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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来自市民社会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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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书》以后，侠的踪迹再不见于正史。在历代史家众说纷纭的揣测中，东汉以后侠的式微几乎成为定说。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侠在此后日益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中却显得异常活跃，不仅表现在由市民社会为基础构成的江湖世界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且从那个时期涌现出的众多以侠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到其日益被塑造成这个社会的英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形象也变得愈来愈高大，甚至对整个社会的习尚与风气都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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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颇好解释。东汉以降，侠在官方史书中销声匿迹，无非表明当专制政体终于建构完成，像侠这样悖离社会主体的人群，不管是“强势悖离”还是“弱势悖离”，已不再被允许进入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中侠真的不再存在，前文对侠发展历史的简单勾勒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它在后来崛起的市民社会中找到了更为广大的生存空间，并越来越走向那个社会价值观的中心。而市民文学对它的塑造，则显示了这一新崛起阶层欲在其身上寄托自己一部分理想的深层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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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基本事实，可以认为至少在宋以后，市民社会的崛起对侠及侠人格的确立是产生过不可轻忽的作用的。那么，为什么侠能够在市民社会中找到发展壮大的生存条件，并进而让自己成为其心目中的英雄呢？这又不能不从侠与城市的天然联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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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史记》、《汉书》的记载可知，活跃于历史上的侠有许多几乎是城市的产物。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城市是滋生并吸纳从土地游离出来的各色人等的天然场所，以后并为他们提供了与礼法统治相疏离的最好的温床。[76]对于侠来说，首先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为其提供了多种渠道的生活来源，使之足以在经济上保证自洽与独立。与此相联系，城市百业兴旺，人口流动大，人员构成复杂，也便于他们急难时的藏匿与生存。此外，城市作为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还为他们提供了结交各路英豪的机会，最有利于结成不同于宗法社会中垂直型关系的多向利益联系。当然，城市特有的不同于乡村的开放的文化氛围，也对侠构成强烈的吸引，对其人格的形成和张大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越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晚期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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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形态的城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初民聚族而居，村外筑以环村的壕沟。以后夯土技术发展，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池开始出现，此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而市是随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商业活动形成而出现的商品交换场所，它由奴隶社会末期“日中为市”的集市发展而来，到土地私有制确定后发展出大小不等的规模。[77]由于初民与外部交换的需求大体较低，而部落间区隔与防卫的需要却相对较高，故城的出现比市要早。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随生产力发展与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与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市逐渐交融渗透的结果。由于这大大小小分布各地的城市大多由以下两种因素造成：一是政府在军事要地设置防卫机构，或政府各级行政中心在此形成规模；一是因经济与贸易发达，交通便利，为四方要冲，人口集聚，它也成为当日社会最活跃最具生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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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之兴起基于上述各种因素，又反过来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一般来说，它给各色人等提供的实际生活空间乃至精神自由空间都较乡村为大，因此与侠就有了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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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形态的城市就已经是滋生侠的土壤。在“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春秋时代，原有社会分层解体，一部分失职士人和丧失生产资料的游民相结合，生成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侠。战国时期，随第二波城市的兴起，又为这些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像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大梁、温、轵、定陶，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郢都、宛、陈等，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自然都成为侠交游聚处的据点。且不说招客养士的战国四公子各各盘踞大都，即如魏之侯嬴为都城大梁的司门者，其友朱亥为“市井鼓刀屠者”，也都生活在城市，或藉此为依托。卫人荆轲浪迹各大城市间，先在邯郸与鲁句践比武，在榆次与盖聂赌胜，后又在燕都蓟与田光及屠夫、高渐离游。聂政杀人避仇，携家人由魏奔齐，出入活动之地也都在大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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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侠更是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汉代由于铁器普及，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导致像长安、洛阳等一批新兴手工业城市的发展。那些任气为侠者有的在城市中经营有成，已拥有相当的基础。有的作为自由民本就居住在城市，每每连交合众，跨骛于大街小巷。郭解、剧孟主要在洛阳活动，而像楼护、朱安世则出没于京师，故称“京师大侠”。长安城内设十二门，各有三条大路并行，“八街九陌”相交错[78]，该地的游侠分居东西南北各道，有所谓“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之目。而据《汉书·游侠传》的记载，“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如城西柳市有萭章，东市有贾万，杜陵有杨章。他们有的不事产业，游荡无度；有的则在市井中从事各种职业，从《游侠传》所载“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可知，在许多手工业或商业行当中，都有侠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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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以后也无多大改变。据六世纪成书的《水经注》记载，上起上古，下迄北魏，城邑数量已达三千处左右，其中古都就有一百八十多处。再由北魏到明清，王朝更迭，山川兴废，城市的数量又有更快的增长。在这些城市中，仍可觅到侠活动的踪迹。东汉张衡《西京赋》所描述的就是当时“都邑游侠”纵横驰骋的情形，他们就像西汉时张回、赵君都之流，效法信陵、孟尝养客结党，又像原涉、朱安世辈，以睚眦报仇杀人。魏鱼豢《魏略·勇侠传》所传汉魏间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四人无疑皆市闾之侠。其他如左思《吴都赋》叙述西晋时江南都城“任侠之靡，轻之客。缔交翩翩，傧从奕奕。出蹑珠履，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觞举白。翘关扛鼎，拼射壶博。鄱阳暴谑，中酒而作”，如此极尽豪纵的日常生活，正是热俗城市的浮世急景；而其《蜀都赋》所谓“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虽语多夸饰，也显然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再如裴启《语林》载西晋时京师大侠李阳名噪洛阳，“士庶无不倾心”，可知侠者已完全与城市打成一片。这样的声势排场自然引人侧目，并会引出许多社会问题，进而招来朝廷的裁抑。如隋时，“及上祠泰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于是以熙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来，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政”[79]。隋文帝之所以行如此悖峻刻到有些悖情的法禁，是因为看到城市的兴起，人们生活的殷实与丰富必然会造成财富的不合理积聚，以及人心的不思务本与骄奢淫逸。在这种世风的酝酿中，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甚至本身就是这种风气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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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唐代侠风继续盛行，由段成式《酉阳杂俎》、孙光宪《北梦琐言》、皇甫氏《原化记》等书记载，许多侠及任侠义士也尽以城市为依据，如赵中行“以豪侠为事”，即定居温州，后到苏州支山禅院遇侠女荆十三娘，行替友报仇之事。宋代徐铉《稽神录》、吴淑《江淮异正录》、张师正《括异志》、洪迈《夷坚志》和刘斧《青琐高议》同此，所录匹夫之侠，或隐侠或豪侠，也多以城市为活动背景。明代“里豪市侠”招引游手无赖，“乱市井之听，惑稚狂之见”，“凡豪家之阻折，暴市之侵陵，悉出是辈，与之角胜争雄，酣斗猛击，旁观之人，无不罢市掩扉，夺魄丧气”[80]，清代“市井奸凶，十五为群，聚党斗狠，为患于乡闾，或强争市肆，或凌挟富人，朝罹官法，夕复逞凶，其恶不减于劫盗”[81]，其以市井为依托就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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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背景自然会对侠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对其人格形成起某种范塑作用。此种背景中诞生的侠对城市特有的俗世文化的认同，大概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见出：一个是对游业的执奉，一个是对利欲的追逐。前者颇好理解，尽管侠处乡间照样不好生业，不务耕稼，而以周游结交为乐，但相比之下，城市人没有田亩之事的拖累，乡土意识及宗族家庭观念因生活的丰富多彩，较乡村肯定要淡一些，所以更好周游，甚而至于逸游无度。乡间之侠一定程度会受“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观念的影响，而市井之侠或因有占籍商贾，怎么说也不致于会以离乡为贱，只要哪里有利于立侠节，获大名，他们就往那里。城市聚集各类英豪，彼此气谊相感，在他们看来此正可以扬名立万，所以游向城市自然成为其共同的趋赴。并且为了立足，他们多注意将自己的行为作派与市井的好尚相谐调，影响及于个性与人格的设定，那种注意交结各色人等以为他日之用，追求利益均沾以为公平之征，以及由此处情热切而不失冷静，使气周彻而不致卤莽，乃或谦谦有士君子风，都由此而生成。[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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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后者言，为什么说侠在本质上是追逐利欲的呢？像汉代大侠朱家不是“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吗？郭解死时家中余产也不足十金，原涉更是“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其实前已指出，侠中固然有明道不计功正义不谋利的，但上述诸人的这种刻意好俭，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其“立节操”的姿态，要掩饰的恰恰是一种崇尚豪奢的本性。在这方面，历代都市侠少极尽奢华的生活是很好的例证。而有时候出现的生活拮据，是其倾财结纳、斗进斗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与不好利欲没有必然联系。那么，侠不事生产，却要维持奢华的生活，靠的是什么？除有的侠有田产家业，有的能获得巨额馈赠外，大多数就只有靠冲冒法令去获取资财了，如司马迁所指出的，“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83]当然，其中更多则是从事较攻劫掠杀次一等的非法活动，譬如从欲趋利，凭强力追逐黄白之物，设变诈谋求田宅生计，总之与这个社会“好贾趋利”相对应，且正是这种“好贾趋利”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正统派人士常常将商侠连言并加以批判，如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所谓“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这里的“游手”显然包括游侠，《隋书·地理志》在描述雍州京兆郡“王都所在，俗具五方”时说：“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也”，道出这一现象实世所常见，且跨越了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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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自两汉以降，历代侠者有经商致富并恃富行侠的，历代商贾也有“以财养士，与雄杰交”[84]的，两者互相交通，推诚结纳，以至到后来干脆侠与贾混，行侠常与行贾关连在一起。如明清两代士商相混，绅商出现，许多山人兼为商人，又好结交行侠义，其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显于民而闻于乡，行事作派就几同侠者，乃至被人径称为侠。[85]如李攀龙在为其时商人张冲作的传中，就称其“兄滂弟津以儒术起，而隐君用侠闻矣”[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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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就一般情形而言，随传统社会结构的某种实质性变化，唐宋以降中国城市的形态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坊市制模式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街巷布局，商业区和居住区相混杂，这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吸纳人群的能力。在这些往来其中的人群中，游民无疑占了很大一部分，北宋中叶李觏所作的《驱游民说》，就反映了当时都城中“不在四民之列”的“冗者”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些人大多来自乡村，由于其全部生活重心向作为经济生活聚合点的市镇转移，从而实际将广大的乡村也纳入到城市的文化辐射圈内。如明代福建漳州之月港，由“唐以前洪荒未辟之境”骤然发展到嘉靖间“闽南一大都会”，被称为“小苏杭”。为了加强管理和税收，朝廷在那里特设海澄县。当其全盛时，“人文蔚起，冠盖林立”[87]，带动了漳属各县尤其是龙溪一地的经济发展与民生繁荣。张燮《清漳风俗考》曾详细描绘了当地城市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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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第连云，朱甍画梁，负妍争丽……人无贵贱，多衣绮绣，意气相诡，华采相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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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行乐公子，闲身少年，斗鸡走马，吹竹鸣丝，连手醉欢，遨神辽旷。虽妨本业，然亦足鼓吹盛世，点缀丰年，不容此无以见太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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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上述这些因素会使专制政权的控制力愈来愈弱化，“海滨之民，维利是视，走死地如骛”[88]，“而寇难乃作，郡号难治久矣。”[89]“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90]。在这种拼死争利的高度商业化城市中，侠非但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其精神气质也得以在与这种社会习俗的厮磨中获得养就和锤炼。其时，“民喜争斗，虽细故，多有纠乡族持械相向者”[91]，其中就多游侠少年。他们衽革轻生，视渊若陵，极富冒险精神。前面我们提及侠好勇好名，乃至好任意气、张私情，这种行为既是基于气性，亦与城市生活的养成有明显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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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两端还可发现，将豪迈奔放的气质附丽到侠身上，并视之为可追慕的审美象征，系唐代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似乎传递出任侠正由都市生活风景逐渐内化为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范的消息。这一时代骤然涌现出那么多游侠题材的诗篇可以印证这一点。如骆宾王的《帝京篇》由皇居写起，次及诸侯王公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然后再及游侠与倡妇，“丹凤朱城白日暮，青牛绀红尘度。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城市的繁华豪奢与侠客的意气豪纵互相映发，在在流露出对侠的生活方式的肯定，对侠的人格精神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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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侠小说的兴盛则始于中晚唐，这时候的侠客形象固然可以说是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融合的产物，不过同样表明其已日益得到都市社会的认同，并逐渐成为市民阶层表现自己现实诉求和浪漫理想的寄托。人们将其置于小说、戏曲当中，更多地用它去代替神话和英雄史诗，滋养自己的雄心与豪情。从这个意义上，钱穆说“我们以整个中国文学史来说，唐兴以来才是平民文学的时代；以整个中国艺术史来说，唐初才有平民艺术之生长”[92]，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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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文化形态发展最充分的明代中晚期，侠更是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如前已指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列述了太多以任侠闻名的文士。如曹子念“为人倜傥，重然诺，有河朔侠士之风”，梁辰鱼“好轻侠”，陈以忠“以豪侠闻于时”，顾养谦“倜傥任侠”，朱邦宪“性慷慨，通轻侠”，田艺衡“性放旷不羁，好酒任侠”，宋登春“嗜酒慕侠，能挽强驰骑”，郑琰“豪于布衣，任侠”，何璧“魁岸类河朔壮士，跅放迹，使酒纵博”，赵南星“通轻侠，纵诗酒，居然才士侠人，文章意气之俦也”，袁中道“通轻侠，游于酒人，以豪杰自命”，沈璜“重气任侠”，刘黄裳“任侠，豪宕，走马击剑，洒酒悲歌，以古豪杰竖立自负”，康从理“好客任侠”，张民表“其任侠好客，则老而弥甚”，更不要说一般市井平民或游手浮寄了。即如妓女亦以任侠为务，如赵燕如“性豪宕任侠”，马湘兰“性喜轻侠”，薛素素“以女侠自命”。这种常在乡闾赈危济弱，在市井扶颠周急，有时散财以救人，间或经商以资贫，看似人人都有一段了不起的豪纵经历的背后，可以看到新经济因素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对人的切实范导，侠实际上已被这些市民文化的担当者取来用为承载这种生活方式和理想的载体了。[93]在这种情况下，其精神被拓展出新的基质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基质对其人格的内涵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充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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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要说得具体，它首先是一个俗世化的欢乐英雄，并经这种世俗化欢乐，诞育出一种疏狂进取的人格。前面所说侠好游的特性，在市民趣味的塑造下，不仅成了对传统政治与伦理的疏离，还内化为自由烂漫的情感体验，诸如追求变动常新的生活，热衷探究冒险的际遇，还有除行义外多角度的情感悟等等。正因为这样，林章才会喊出“本是浮云婿，宁为孟浪儿”[94]，傅汝舟入都门未竟，诸豪客才会“即从而纵横道上，高歌长安市”[95]。这种周游完全是建筑在纷然流转的物质世界之上的，由此在恣意欢游，获得个体生命舒张体认的同时，其对利与欲的追逐也得到了毫无掩饰的呈现。如傅汝舟对俞大猷、戚继光旧部五次将所得爵位换钱的举动就钦羡不已，以为“只爱黄金不爱侯，颠狂酒肆与倡楼”[96]。他还把寻找享乐本身当作生活的目的，公然宣称“侠士舍头，愿得黄金；宁知乐死，不欲苦生”[97]。在另一首《除夜轰饮美人帐中怀三窝侠者》诗中更竭力渲染沉醉今宵的快乐：“纵然除夕是除人，我辈一夕自千古”，这与“宁知乐死”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同样是谈到舍命捐躯与生命的价值，却不再强调渺远彼岸不朽之意义，而把全部热情倾注到具体可感的此在。因此，这个时代的侠已基本抹去曹植诗中所歌颂的经世担当，而有意代之以与市民气质相契合的轻松与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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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是一个具有异端精神的浪漫斗士。侠本来就有蔑视法禁、矫志抗俗的反叛性，在市民趣味的塑造下，他们反抗不合理的国家意志，还有这种意志对个体的束缚。由于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传统与当下的紧张，理性与欲望的对峙，他不得不采用种种狂诞奇诡的形式，来为觉醒的自我争取合理的地位与权利。前及傅汝舟的《豪士歌》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个豪侠形象独立生长，自由天成，凌驾于一切世俗的价值之巅，而又自许“吾心”为天地之轴与历史所寄，充满着张大个体自我的自觉意识。在另一首《从军行》中，他更塑造了一个勇猛嗜杀无惧险恶的英雄形象，“不读竖儒祸世书，宝剑亲磨光有刺”，“时厌太平不厌乱”，“岂肯兀坐如枯囚”，宁愿舍心舍头，也不许弓刀入库。这种新的英雄观显见是市民意识日益膨胀后，人的个性的强有力的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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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宋以降发达起来的城市还滋养出一个游民阶层，他们因商业经济发展，农村土地兼并加剧与劳动人口分化等原因涌入城市，“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98]，其数量大到惊人，仅杭州就有“游手数万”[99]，成员构成更是庞杂，所谓“浩穰之区，人物盛夥。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柜坊赌局、水功德局，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若阛阓之地，则有剪脱衣囊环珮者，谓之觅贴儿。其他穿窬胠箧，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所害”[100]，实际上就是地痞流氓。由于没有任何势力能为他们提供保障，暂时能得到的谋生手段又极不稳定，他们往往采取朋比党结的方式互相救助，由此养成一种帮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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