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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以个性凸显为前提，更只有在平民化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养成。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平民乃或下层游民对平等的追求。北宋名臣、那个“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的张齐贤早年家贫，但为人倜傥有大度，某次遇群盗在路边空宅饮酒，便不管周围村民无人敢去叫应，跑去问“可允同一醉饱乎”，群盗称草莽粗鲁，“恐见笑于秀才”，他却正色道：“盗辈非碌碌辈所能为，皆世之英雄也。吾本慷慨之士，与诸君有何异哉？”说完连饮三碗，“以手劈豚肩大嚼而食之”[107]，群盗感他相知不弃，皆乐与之交，临别还赠以金帛财物。张齐贤之所以得群盗钦佩，即因知盗尚义为英雄，所以认定虽身份不同仍可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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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江湖的社会理想，扫除不平是江湖人誓死照奉的原则。他们往往被期许为能将人从冤屈中拯救出来的英雄，正与此有关。为了这个理想，他们置生死于不顾，蹈死地如坦途，至若脱人于难，解民倒悬，更是十分乐意做的事。如清人乐钧就专门记述了明末义士毛生挺身救人的义事。说的是洪州几位举子进京赶考，在江淮间遭一貌似举人的强盗吹笛招引同道抢劫，其时有一豪客自水面跃起，持铁伞将该人击死，又趁夜半将余下贼人尽数射死。一船举子看得“汗流浃衣裾，客忽挟伞入舱坐，神气洒然。众酌酒劳苦，复飞数十觥”，拜伏谢恩，求闻姓名，豪客将一干人挟起，答以“余亦舷将军，无姓名，亦不望报，吾去矣。”[108]这种救人危难不图回报正是江湖义士的作派。也是明代，“有选人得黔中别驾，携家迄江干身死，其妻向暮哭于舟。一壮夫跳至船中问其故，俱以实对”。那壮夫便自告奋勇代其夫做官，并发誓无别的企图。在为官三年中，他办事公道，“上下咸指为神明”，后因被人认出才不得不离开，行前“捡橐中装几二千金，悉付士人妻，夜半罄身亡去”，“是人与士人妻三年未尝一面，二女依然处子”[109]，实在称得上是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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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或认为，江湖活动属生命活动的低级形式，即使是正义的侠，所表达的也是民间基本而朴素的价值观。只有在雅文化层面或文人士大夫群体，才有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可是，比之江湖义士的铁肩担道义，那种“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10]，遁迹山林、归隐江湖的高士隐者是否真能代表人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检视中国古代的高士与隐者，往往不敢正视现实的黑暗，与恶势力作正面的交攻，一旦失意于朝堂，舔一舔伤口，咀嚼着个人小小的悲欢，就会转而投向山林田园，以期山水清音能抚平自己的创痛，荡涤他胸中久积的尘垢，因为林中景物清新可以养人，江湖波涛不兴可以适兴，以至历代文人留下太多类似“江湖散人”、“笠泽渔隐”的名号，更多啸傲林泉的趣事和佚闻，可当国家需要其拿出担当，抗论金殿，立节朝堂，他们既不在朝中，也不在官衙，即在官衙也是不出一议，不建一策，所谓“中隐留司官，似出复似处”[111]，这能凝聚起民众的希望，实现清明与公平？应该说，当江湖义士没有自我放废，流为盗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要较这些人高出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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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江湖社会的这种原则，乃或江湖义士的这种人格，与历代侠所执持的理想大相契合。唯此，他们中许多人会被当时及后世目为侠。这里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江湖义士的行为作派与观念与侠的人格也有相资相益的作用，它既吸引了不少侠者或任侠之士有意识地投身江湖，更影响了侠的人格建成，使之变得更加丰厚深广接地气。譬如它告诉人：可以以周游交结为务，但这交结不要以分割利益为意；要坚执公正的信仰，且这公正不要仅止于一己的得失恩怨，而须推向众人乃至天下；要刻以自励树名立节，但这名节不要成为行动的蔽障，阻塞人性中诚实的善念，由此以不名之名为侠者真正的大名，等等。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它也是造成侠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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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先驱者的格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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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就侠人群自身人格格范对历代侠者的影响作一番检讨。这种人格，特别是游侠先驱的人格，对后世侠的人格塑造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上述诸端更直接更有效。倘若结合侠的人群构成、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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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游侠最初的集团构成而言，无疑是由春秋、战国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的一类蜕变而来，以后不断有平民和自由民加入。两汉以后，社会各色人等都有投身为侠的，其中尤以豪强地主和亡命无赖居多。唐宋以降，商业、手工业者又大量涌入，乃或花鸨梨姏也有挺身为侠的，遂使其整体构成更趋驳杂。这种构成因素的驳杂，直接影响了侠的人群特征和人格特征的建成。如前所说的，侠好游好勇好名，为求公正的伸张，乃或一己意气的伸张，可以不顾一切。这其间，自有尚友重信、刚毅坚忍的一面，有严于自律、爱重名节、为求社会公正不惜身陷法禁的忠直一面。然而，由于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居上层者好以财势役人，居下位者又每每以强力压人，也使其人格在核心特质之外，带上了明显的两面性。那种偏尚意气、快意恩仇，过执是非、睚眦必报，尤其受到来自传统伦理规范的无数次拷问。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的日渐活跃，其交结官司，役使衙蠹，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更常被人视同盗匪，畏避如寇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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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当中，先秦游侠先驱和两汉著名侠魁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并且正面的。尽管这些人当中也不乏贩夫走卒和鸡鸣狗盗之徒，然他们能高上其志，平居不异常人，乃或唯唯诺诺如庸人，一旦事起仓猝，变难突发，都能慨然慕义，挺身奋起，极具人格上的感召力。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载的北郭骚便如此。靠结罘网、捆蒲苇和织屦履奉养老母的北郭骚因不能维持生计，尝前往求见齐相晏子。晏子仆人识得他是“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贤士，极力怂恿晏子满足其要求。晏子见如此清高之人独独向自己告贷，颇为自得，取出一些钱粮相赠。北郭骚“辞金而受粟”，不道一声谢就走了。不久晏子因见疑于齐王，不得不出奔国外，行前来辞，北郭骚沐浴而出，问明情由，只淡淡说了句“夫子勉之矣”，晏子十分绝望，叹自己不会识人，合该有今天的出亡。北郭骚见晏子一走，立即招来朋友，告以“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然后穿戴齐整，入见齐王，力言晏子当世大贤，若离去齐国必遭列强侵凌，自己不忍见此，所以先死一步，来此是请以一己之头为晏子开脱。从他同去的朋友将其头颅放入竹笥，称北郭骚为国而死，我也将为他而死，遂回家自刎。齐君听说后十分惊骇，想到晏子如此得人爱戴，亲自将他追回。北郭骚一旦受人恩惠，不惜以身相报。北郭骚之友激于义气，也能以死报答友人信任，真可谓人以群分。此后，有侯嬴报平原君恩刎颈而送之事，北郭骚及友人的侠行足以与之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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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人格精神，知恩必报而不伐己德，为求事成而无所畏惧的气概，无疑为后代侠者舍生取义、感分遗身作出了榜样。榜样是什么，无非是一种人格范型。每个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都不相同，基本精神面貌因此各有特点。然既为侠者，则必须接受一种共性特质的指引。就实际情形看，侠是乐于接受这样的指引的。所以当有一气义兼具的人格挺立在前，因身心受到震撼，他们是不仅要在自己身上复活这份气义，更要使这气义代代无绝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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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战国时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蔺相如、朱亥、毛遂、鲁仲连、虞卿、唐雎、缩高、荆轲、高渐离、田光和养士四公子等人，各立侠节，做出许多名动天下的义行，包括汉代朱家、郭解等人的倾家无吝，扶贫济困；以命归之，必见存拯，大抵都不出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范围。他们虽只乱世中一弱士，然大多具特操，有信仰，能行动，又廓落自喜，不矜细行，与据于儒、依于道或逃于禅的士人别一怀抱，由此自成别一种格调，对后世侠人格的养成与确立都发挥过重大的影响。乃至到近代，当朝多秕政，败亡之渐，仍有人以此相砥。如冯自由《革命逸史》记潮州黄冈起义英雄余通“少负气任侠，稍读书”，仍“深慕荆轲、豫让为人”，谭嗣同《报刘淞芙书一》中则自称“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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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侠的活动方式来看，虽仍有人基于道义、激于意气来展开自己的侠行，并且，由于它不是被个人的某种缺失引出，也不需要任何外力的鼓励，他们救人救彻的活动，乃至施恩拒报的超道德行为，都很好地光大了游侠先驱的人格。但也不能不指出，在此后绝大部分时间，平世或浊世中，他们大多好以奇言奇行邀引世誉，以奇志奇节立威树名。对社会常规和世俗常理的抗拒，使得他们超然于绳检之外，拥有一份自我解放、随心所欲可逾矩的快感。从历史上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是十分希望享有这份快感的，并且为了充实和加强这份感觉，乃或在被拯救者或一般社会人群面前树立起高大的英雄形象，他们不惜通过保持与外人心理距离、行为距离所获得的神秘感，来维持这种感觉的存在。而就客观方面来说，一般社会人群大多安于弱小，藉着期盼超人出现代为决断是非实现正义的心理，也愿意看到并接受有一个由里到外都异于常人的拯救者，并乐于传扬他们的异事和奇行。至于其横行不法，时捍文网，只要尚未危及自身，人们总会站在非享利者的角度拍手称快，并从中获取一种心理代偿的满足。侠受到这种殷勤的鼓励，自然更将自己的特性发挥充分，乃或至于刻意为之，以称大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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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有凛遵侠者义务性的角色规范的，也有的则不免逸出正规，合理范围内的报恩报怨之外，常行受人厚赂，谋刺仇家之事，此所谓以谋奸合任为业，又称“会任之家”[112]，此外还有藏亡匿死、攻讦长吏、持吏短长之事。前者正如近人瞿兑之所言：游侠“最为人所归附之原因，盖以其动即容庇罪人，抵抗官府”[113]。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布衣时，性喜任侠，就曾“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114]。唐房光庭“任侠不拘小节。薛绍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后事泄，“执政义之”，仅将他调任地方而已。[115]后者，如“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116]。影响及后世，如北齐李景遗当兄以受贿罪被御史举劾，禁于州狱，即率左右十余骑，诈称台使，入州城劫人，州军追讨不能制，他由此大得侠名。[117]类似的事情明清两代仍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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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们常常自神其迹，著叠带冒，以札刺相高，既装束怪异，又好带兵器，剑弓不离手，骏马不离身，有的怀丸挟弹，从者如云。如果说，先秦游侠先驱因置身士阶层，并无意于自尚身份的话，两汉以来的游侠则开始注意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培养，装束的奇特是这种认同与归属意识的表层外显。再者，他们资财获取的渠道也很特殊。由于大部分侠不治生产，不乐常业，若无家产遗留或富贵接济根本无法生活，然而事实是侠的生活大都不差，有的还很好，这是因为他们常做诸，如剽掠椎埋、掠卖劫质、发冢盗铸等无本的买卖，一直到在水陆两道违禁走私。如《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就曾记载“长安少年数人，谋共劫人”，明人郑仲夔《耳新》一书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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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有大侠，每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赎取，必厌其所欲，始听归，谓之勒赎。初掠去时糊其目，有数人掖而行，行许久导至一所，入门皆纡回深巷，及里许令开目，则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仪卫如王者状，掖者令前伏谒。日廪饩之甚厚。将赎还时，令谒辞冕者，复与之燕，皆异馔罗列。燕毕辞出，复糊其目。掖至出帖处，乃令自取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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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劫富豪以自济。当然，不排斥也有的侠行此以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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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刺激，斗鸡斗鸭、飞马走狗外，击剑骑射、赌博豪饮是他们最常做的事。击剑骑射“于血气精神，有鼓荡发扬之效”[118]，故侠可以好此而不乐生产。赌博豪饮能激扬人的意气，获得较强烈的快感体验，更使侠为之倾倒，一时“饮博之徒”竟成侠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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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上述活动方式大体在两汉已经出现或基本定型。考察后世侠的活动，在行为处置和情感处置方面基本没有逸出这一范围。基于独到的道德视境和特有的好恶趣味，他们着装奇特无非是为示勇立威，求势博名；非法敛财无非是为更好地周游交结，自利利人。至于对社会法禁的干犯，对官府乃或朝廷的抗拒，显见是为了求生存，进而求从心所欲可逾矩的自由的快感。所有这一切都滋育了其轻急顽悍、果敢勇毅品性的养成，论及并归纳侠人格的总体特征不能遗落这些具体鲜活的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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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侠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侠秉持独特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屡见于史。当他们处身民间，游于江湖，大多能葆有自己所崇尚的自由天性，并因这种天性为广大的人群所认同。然而，基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他们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也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中。正是在对这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处理中，侠向世人展示了其诸多神秘外相包裹下的复杂人格的每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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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数端一样，侠的主要社会关系也是由秦汉游侠先驱确定的。一是与公侯权贵的关系。在崛起之初，侠即与公侯权贵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称“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其实早在战国时，那些在四公子门下为客的游侠已与权贵交通并为其所用了。《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即可证明。信陵君“能急人之困”，大有侠风，他所倾心结交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屠夫朱亥也都是侠。秦末，曾为信陵君门客的张耳亡命游外黄，受富人嫁女厚奉，“以故致千里客”，“高袒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119]。两汉以来，养士之风不但并未消歇，侠与王公贵族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反而变得更加密切，这一点可从班固《汉书·游侠传》中清楚地读到。《货殖传》也曾记载其时长安富商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王褒《游侠篇》所谓“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不过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表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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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王公贵族对侠的态度而言，则有一个由因钦敬而礼遇，向为利用而恩结，乃至豢养以为驱使的转化过程。汉代任侠成风，游侠享有隆盛的社会声名，并承战国余烈，活动还较自由，主人失势或自己与主人不合，都可要求离去；主人立下的规矩，也未必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成帝时大侠楼护出入外戚王氏家，被奉为上宾。王氏假元后之力，势倾朝野，于汉河平二年（前27年）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他们“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彼此间各“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但楼护却能自由穿梭，“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有的侠不为人客，乃或自己养客，更不存在人身依附问题。以后随官制的完备，官吏特权的膨胀，还有门客向私客、奴客方向的转化，依人做客的侠对主人的服从才渐渐变得无条件，侠的独立性也才渐渐消失。[121]侠与权贵交往导致的结果是多重的，既使侠赖此为依托，做出种种有利于贫病孤弱的侠行，也容易使其障于恩义，摆脱不了名利的诱引，甘于沦为驱役的工具。[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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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与豪宗强右的关系。所谓“豪杰则游侠通奸”，汉代这两种人的联系非常密切，虽高祖、武帝迫令迁徙，但“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寄食于关中土著之间”，并没有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使他们“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摧折凋残而日以衰”[123]，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把两者牢牢粘连在一起，并使其在不久以后得以迅速地复苏和发展。[124]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迁徙之法还是能起到裁抑作用的，所以推行过程中常会受到阻力。不要说强行迁徙，即使冠以求才的美名，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抗。如北魏永兴五年（413年），明元帝拓跋嗣诏令遣使“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125]，就曾引起不小的骚动，“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面对来自侠与豪强站在一个立场上的合力反对，明元帝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得召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人商议。问：“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今有逃窜，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如何？”元屈认为“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以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崔玄伯不同意，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赦而不改，诛之不晚”[126]。帝纳之。可见一旦侠与豪强联系是足以令朝廷大感棘手的，而侠与豪强似也深知这一点，由此更注意胶结朋比，以至于上干王法，下乱吏治，无所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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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以后专制统治加强，战国余风日渐荡失，除皇室并兼土地受到保护外，一般豪强地主肆意倾吞横行不法，总会遭到朝廷的裁抑，故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招纳亡命，任用游侠以夺权于地方，宋以后尤如此。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朝廷新颁充军条例，对大户佃仆犯法户主知情放纵设专门的处罚规定[127]，更使豪强招聚人手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就侠一方面言，至宋元以降日益离落，社会影响收窄，对豪强的吸引力也就大大降低了，故宋元以来能兼为大僚的日渐减少，平交公侯并与之分庭抗礼之事也再难见到。但是，上述判断是就侠与豪强关系发展的总趋向而言，相反的例证间或仍有，如前已提到，就是在明代，仍有不少豪强任用奸侠为害地方，于此可见秦汉侠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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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与盗匪及起义农民的关系。侠上可与公侯权贵、地方豪强相交通，在某些特殊时期又可与独霸一方的藩镇相往还。[128]但既称游侠，为不居常业不持恒产之人，毕竟以处民间的时间为多。此时没有正当稳定职业且有一定寄食性的他们，在不能与上述财势之人往来并得其资助情况下，赖什么为生？或者说，是借重怎样的社会关系继续他侠者的纵放生活呢？按之史实，不难发现社会上大量盗匪或有盗匪习气的浮手游闲存在，给其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侠与盗匪的关系由此变得十分密切。昔《庄子》称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六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以至“万民苦之”，这盗跖显例是一侠魁。《汉书·武帝纪》所言“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则指出豪猾游侠常远交近取，勾结强盗土匪多行不法。这些盗匪自己凭强力干没本钱的买卖，对孔武有力且不爱理会官府法令的侠几乎有天然的好感。侠豪爽讲义气，轻视财货，堪托生死，更符合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大多乐意甚至主动与侠结交。如汉末董卓早年在羌中为侠，当地豪帅，即一批强盗头目都与他倾心相交，及其归耕故里，还打老远跑来看望。有的人因钦慕侠的为人，甚至自愿归服门下，受其约束。汉以来最崇拜游侠、而侠也多赖以成事的基本群众，那些出则无衣入则无食的亡命无赖，也都是以盗为生的歹人乃或就是盗匪。故《史记·游侠列传》称其“走死地如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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