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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寄托与重塑：晚清社会侠观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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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侠”的原型，早期社会“游侠”的基本特征在于结纳，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述侠之行谊，无论设取与然诺，还是振人不赡、趋人之急，无论以躯借交报仇，还是藏命作奸，凡此种种“修行砥名”之举，皆为救人急难而维护所与交游的利益，是以这种“德”、“义”盛养宾客、招纳“私剑”，建立起其“威”、“强”、“权”、“力”的。而作为其门客的“刺客”或“私剑”，则以报恩之心为其主行剑攻杀、以武犯禁，其轻死重气，亦以“义”相标榜。可以说，这是一个服从于某种政治利益的同性社会集团，无论其相互间关系的处置原则——“结私交”之“义”，或是其目的指向权力的获得——“立强于世”，皆与男女私领域的情感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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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文学兴起后，侠的形象逐渐由“游侠”的“结党连群”、藏匿亡命向侠客的行剑攻杀、以武犯禁转换，这当中，社会大众对塑造凭一己勇力技艺救人危难的个体英雄的心理需求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仍与男女私“情”无涉甚或对立。唐传奇中如昆仑奴为红绡妓的坚确心愿冒死相救，并非因为爱情，正如刘若愚曾经分析的：“在解救困境中的女子这一点上，昆仑奴像是西方侠义文学中身披耀眼盔甲的骑士，不过他不同于西方骑士的地方在于，他所解救的对象不是自己的爱人，而是别人的爱人。事实上，中国小说中，侠士往往对异性很冷漠。”[2]即便有聂隐娘、红线这样的女侠出现，亦是为报恩而成为某个藩镇的“私剑”，并不见性别特征，甚至聂隐娘之女尼师傅教她行杀人之事时，谓当“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明代小说《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也是人们常用来说明“侠不近色”的一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在尚未发迹时，出于某种正义感，曾将被响马抢掠的赵京娘解救出来，并一路历尽艰险，护送她由太原返回家乡蒲州。在与京娘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以礼相待，无丝毫杂念。当京娘为他的英雄胆略、侠义心肠所打动，意欲以身相许时，他如蒙不洁，亟以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自比，严词拒绝。而当京娘父兄疑虑二人已有私情，情愿招赘他以杜绝旁人议论，更是盛怒而去。结果京娘为了表明自己与救命恩人的名节，只得自缢而亡。我们曾就此分析它虽然看上去演绎的是英雄救美，然与西方侠义小说或骑士文学不同，被救的美女非但没有成为其行侠的动力，而恰恰成为对其英雄人格的一种挤迫和考验。这方面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如《水浒传》中所表现的女人祸水的观念，孙述宇在其《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曾有专门讨论，认为其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从潘金莲、阎惜娇、潘巧云，到卢俊义妻贾氏、害雷横的卖唱女白秀英，还有妓女李瑞兰和李巧奴等，无一不是放纵情欲与物欲，毫无节操可言的“淫妇”、“贱人”，“十居其九是败德的”，而梁山好汉几乎都避忌妇女。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有英雄不好色的传统，但还是把女人危险、女人是祸水，认作是那些法外强人的普遍心理，即“一切在带着敌意的环境里活动的人，无论其为官军、贼匪、游击队、革命党，在生命没有保障之时，对女色都无法开怀放心”[3]。因此，中国传统“侠”观念所注重的是正常政治秩序之外同性间构成的社会关系，虽然有日益向崇尚个人勇力的方向发展，但在结交之“义”的名义下，仍有人类早期个体对群体依赖之遗存，故而必然在个人情感方面有所抑制，甚或以排斥、憎恶和防闲异性为前提，这在民间传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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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直到晚清才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龚鹏程曾撰《美人如玉剑如虹——漫说清末儒侠的侠骨与柔情》，专门探讨侠士形象在此际的变化，以深情、多情、钟情为晚清所谓“儒侠”的共同写照，称他们是唯情论者。无论是柳亚子将笃于朋友之义与深于夫妇男女之爱并举，还是高旭、陈蜕僧、蔡寅等人诗中表现的英雄与美人似有生命的同一性，所以把侠客“求知己”的传统转换成求美人青睐，皆呈现出新的内容。他把这种影响的近因追溯至龚自珍，因为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指出的：“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正是龚氏所谓的剑气箫心，即对于情的执著与耽溺，令晚清这些儒侠们心折不已——龚鹏程把这看作是他们所具有的体会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识，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强化了他们负荷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并透入生命存在的本质。[4]这种从个体的生命体验来理解这个时代陡增的英雄儿女之情无疑是深刻的，在这方面还可举黄人为例，时代风云激荡，令本来就具有强烈担当精神的知识人顿生侠情，“一篇宝剑声悲壮，欲起要离念与听”（《独坐和定庵韵》其五），然而明知人生悲苦虚幻，却不走超越之路，仍执着于情痴：“半生龙气消裙底，一辈螺鬟遣客中。”（《独坐和定庵韵》其二）[5]所谓侠气渐消，柔情愈炽，至少可以看作是其人自我生命情态本真性的投射，又在现实的红颜知己身上找到了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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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现代社会知识精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侠精神的重新体认，尤其是感受侠在情感处置方式上所应有的变化，当然不是这个时代突变造成的，即在龚自珍以前，至少还有16世纪后半叶引人瞻目的尚情思潮为先导，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到龚自珍，反映的恰是近世文学在人性发展的状态下自身内部渐进新变的轨迹。在这个进程中，个体的欲求不断地被发现并逐步得到肯定，人的情感世界亦日渐丰富并获得表述；也就在明代尤其晚明，已经有相当多的文人将活跃于民间的游侠形象，改造成为自己所乐意承当的纵放的社会角色和人格寄托。[6]这里要指出的是，晚清知识精英在侠观念上表现出的传统文化内应式的转换，实具某种先锋性，作为一种潜流，它亦即时反映及影响到通俗文学领域的变化，而这恰可以看作是晚清侠情小说出现的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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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二、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侠情小说在晚清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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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晚清以来“侠”观念的变化以及以侠为主题的小说的发达，首先与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侠可以说是人们认识世界物竞之大势下，反省中国文化并期待更新气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宣言常常为人引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7]在这里，小说被赋予了支配从政治宗教、道德风俗到学术艺能乃至民族精神的功能，成为启蒙、“新民”的有力工具。而据其“新民”之释义：“新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8]可以推想，中国传统中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恰可视作既“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又“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一种取径，原本并非中国文化主流的侠精神，不仅被有意识地标举出来，并被导向取诸欧洲文明冒险进取、崇尚武力等新的阐释，而且还被赋予了诸如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自由与进步等新的品质，这在其《新民说》中已有体现，而1904年所撰《中国之武士道》中更有集中的阐述，观其《自叙》中考述侠所得“十数端”信仰之条件，如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等等，皆已将侠之人格气质作了新的阐释与总结。[9]这种“新民”观念在稍后甚而演为大侠魂主义，不仅上升为一种人生哲学，还生成某种付诸实践的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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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小说》（1906年1月迁至上海）为发端，不仅都市印刷文化环境下以刊载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期刊诞生并日益壮大，而且以侠为主题的小说也在其中逐渐获得专门的位置而有所发展。在《新小说》上发表的小说，基本上已经标明了类型，如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法律小说、外交小说、社会小说等等，第七号起又新增写情小说；虽然并未出现侠小说的专栏——那是因为其小说分类全以新学为名，却仍有与之相关的栏目承载相应的功能，如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所做的广告：军事小说“专以养成国民尚武精神为主，其取材皆出于译本”，冒险小说则“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1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传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侠情记传奇》，虽只有《纬忧》一出，是将他《新罗马传奇》中演绎加里波的将军的侠情韵事别篇裁出，该篇传奇取材于意大利1849年独立时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等人的革命事迹，意在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唤醒国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侠情记传奇》虽敷演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之事，却已着力表现女主人公马尼他“儿女情”与“风云变”间矛盾冲突的侠骨柔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新小说”的主旨往往是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下，寄寓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志，故实际上仍是从群体的要求出发，只不过在西方民主、人权观念的影响下，在具体阐释某种人类精神的时候，既立足于全民，又立足于个体，如他在《新民说》中论述所谓的“进取冒险”，推其所原，将之归结为生于希望、热诚、智慧、胆略四端，而于热诚一端又阐发为一种情至极致：“‘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热诚之最高潮之一点，而感动人、驱迫人，使上于冒险进取之途者也。而此热诚又不惟于所爱者有之，乃至哀之极、怒之极、危险之极，亦常为驱发热诚之导线。”[11]这种立场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如林纾1904年翻译出版的哈葛德《埃斯兰情侠传》，意在彰显冰岛人民反抗民族压迫、不甘“坐受人侮”的斗争精神，这与他翻译哈葛德《鬼山狼侠传》是同一主旨，要在“有益于今日之社会”[12]，却取了“情侠”之名，亦无非为其“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的一腔至诚所感动。这对稍后通俗社会小说家们其实还是有潜在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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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新小说》而起的《新新小说》，1904年创刊于上海，侠民发起，冷血（陈景韩）任主编并主要撰稿人，那是他们不满《新小说》的“不新”，更求“新新不已”而特以命名的，实是在梁启超开辟的道路上更趋激进而已。该刊一开始也辟设政治、社会、历史、心理及写情小说等栏目，社会小说栏中有“侠客谈”，然目的不在小说本身，而在于宣传侠客之主义，如其“本报特白”所言：以十二期为一主义，“如此期内，则以侠客为主义，故期中每册皆以侠客为主，而以他类为附”，自第一年第三号起，干脆设“侠客谈”专栏，另有“附录”、“杂录”，其中翻译多于创作，具体栏目亦拓展为南亚侠客谈、法国侠客谈、俄国侠客谈等，多为虚无党小说之译介。翻译小说是人们提倡“新小说”以来输入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文学形式的主要媒介，对今人来说，恰可构成他者的观照，可由此考察被冠以侠名的翻译小说，将西方何种气质和思想观念视同为侠？此种气质和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上的侠构成何种差异？该刊虽无侠情小说或义侠小说等专设，却是专以侠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期刊杂志，就侠小说获得专门的位置来说，相对梁氏《新小说》确有很大的推进，其宗旨如《侠客谈叙言》所称：“侠客谈之作，为改良人心会社之腐败也，故其种类不一。侠客谈之作，为少年而作也。”[13]显然亦被赋予了“新民”的重大使命。这当中值得注意的创作小说除陈景韩的《刀余生传》一、二外，还有侠民的《女侠客》，沿用章回体，说起来那是以女侠为主题的小说，写青楼女子芳儿与大侠宋雄、纨绔子弟权十郎之间的恩怨情仇，旨在表彰主人公“常本其不平之心，为他人报复恩怨焉；不忍负人养育之恩，宁牺牲名节以报之，正是异日成侠客之原”（第一回末“侠民曰”），却亦已涉及“婚姻不自由，虽生不如死”（第九回末）那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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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情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或专栏名称，正式出现在1906年11月创刊于上海的《月月小说》中，这是真正的通俗社会小说家办的期刊。鉴于其总撰述吴趼人、总译述周桂笙先已接手《新小说》第1卷第8号以后的编刊与撰述，故一方面仍可看作是《新小说》的继续，另一方面却已悄然改变梁启超专为政治变革服务的办刊路线。他们倡导的是“寓教于乐”，如发刊词所称：“本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管；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14]故小说本身的趣味与动情成为编刊的重要标准：“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体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以吾观之，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15]这其实正应合了他们自此际开始着力推展写情小说的倾向，也正应合印刷文化背景下都市消闲娱乐市场的需求。他们也以这样的标准反省中国传统的小说——“中国白话小说内容足观者，盖绝无仅有也”，衡之于侠题材小说：“写侠勇，则红线飞来，碧髯闪去，座中壮士嚼指断臂，帐下健儿砍山射石。铁枪铜鼓，宝马雕弓，写一时之感，一战之勇；猿鹤虫沙，风声鹤唳，写一时之变，一日之穷。侠勇之说，亦陈陈相因，此写侠勇小说之弊也。中国白话小说，不外乎情、勇，如历史小说亦注意于勇，诲淫小说亦注意于情，而小说材料，往往相沿相袭，此中国白话小说之不发达也。”如此否定一切自是为推出自己的新小说张本，而有关侠题材的新类型小说，主要就是所谓的侠情小说——“红粉之流，粉白剑青，刀光耀夜，剑气射星。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劳瘁不辞，经营惨淡”，其他如军事小说——“宝马雕弓，鼓声剑光”、传奇小说——“英雄豪杰，表扬为宜”，亦皆有所体现。[16]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传统侠题材的检讨，其弊主要在偏于侠勇，而与情分裂——那只成为诲淫小说的专利，因而以侠情小说标新，这种将“英雄肝胆”与“儿女心肠”的结合，显然已显示了前述新的“侠”观念。而其所达到的认识应该还不止于文康《儿女英雄传》那种“援情入性”的主张——“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尽管它仍在相当程度上继续发挥着影响，还应该有新知识的背景，如严复、夏曾佑1897年于《国闻报》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所说：小说乃表现人类的“公性情”，此“公性情”者何？“一曰英雄，二曰男女”，而“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生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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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第二号连载的侠情小说，是品三译述的英国小说《弱女救兄记》，原作者不详，叙富家子玛利遭人陷害被囚，其妹蕙仙设计相救，囚获坏人并令参与作恶的堂姐悔过。小说本身并不出色，难说有多少新思想，吴趼人在跋中从树立新女性形象的角度，对其有所宣传：“右小说一则，意思本甚简单，节目亦未必离奇，但叙蕙仙救兄一节，以一弱女子而如是勇敢，如是机警，已为吾国旧小说中不多觏之人物，而如是勇敢、如是机警，殊无一丝嚣张操切，自命为女英雄、女豪杰之习气，又如近日新小说中所绝少之构撰，谓非改良女社会之善本不可得也。亟选录之，以贡于吾国女士。”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意义，无非在女主人公乃一人皆可履践的平凡英雄，此外便是其类似推理小说的叙述方式，这些对于市民社会自有其吸引力。之后出现于侠情小说栏目的，是在第一年第九号开始连载的天民之创作小说《岳群》，第十一号开始连载的天虚我生之创作小说《柳非烟》。《岳群》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侠情小说，写怀实学救国大志又喜尚习武的新青年岳群与邻女寿奴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第一章开场介绍主人公时已点明：“岳群为人，诸君但知其为勇士，其为冒险者，其为文人，必不知其亦为天下之一痴情者也。惟英雄乃能多情，其说果然。”男女主人公各以才色相吸引而生爱，然一以爱国大业欲斩断情丝而不能，一以爱慕英雄横遭大母阻绝而病至濒死，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父母阻拦之外，又多了自我心理矛盾冲突的新内容。表现形式虽是浅近文言，却已全然摆脱章回体格套，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新小说。《柳非烟》为民初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陈栩所作，小说写女主人公柳非烟爱有才的施逖生而不爱有财的卫默生，在侠义之士陆位明帮助下，经历生死曲折，与有情人终成眷属。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自然是侠情小说的主旨所在，然整篇小说更像一部侦探言情小说，体制上亦已摆脱章回体的格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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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创刊的小说杂志中明确标有侠情小说类型或专栏名称的，尚有如1908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新小说丛》，那也是以新小说为标志，其中第一期即开始连载侠情小说《八奶秘录》，法国人朱保高比著，新会李心灵、林紫虬译。朱保高比即Fortune du Boisgobey （1821—1891），所著《母夜叉》（上海小说林社，1905）、《美人手》（上海广智书局，1906）、《指环党》（上海商务编译所，1905）等皆系日译本转译，虽尚未知此篇所出，当亦属侦探言情一类。1910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小说月报》，初由王蕴章任编辑，两年后恽铁樵接手，在第一年第三、四期连载宣樊创作的长篇侠情小说《剑绮缘》。宣樊即林獬，早年与章太炎、刘师培办《俄事警闻》（旋改《警钟日报》），又独立办《中国白话报》，曾自费留日。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余”远涉重洋，赴美淘金，遭遇黑心矿主葛兰脱，设计陷害友人周生一家，企图吞并周生产业；“余”巧妙利用当地法律将之绳之以法，为周生打赢了官司。虽在处理周生之妹秀君与“余”的感情问题上采用传统侠士“为人排忧解难，而无所取也”的信条，谢绝了周母欲报恩嫁女的好意，但题材与作法皆是新的，走的也是侦探言情一路，某种程度上又传输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又第二年第一期有指严创作的短篇侠情小说《香囊记》，第四期有他创作的另一篇《采苹别传》；第八期又有凤雏创作的《情天红线记》。这里仅就指严之作稍加论述。指严即许国英，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擅长写掌故小说，李定夷等皆其在南洋公学的学生。这两篇言情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苦恋而无果的不幸遭遇，反映作者对家庭、爱情、事业之间关系的某种思考与无力挣脱的无奈，后一篇更着浓墨表现采苹仗义救其姊于土豪之手、一力服侍老夫人及为名节不得不将错从婚、结果为待男主人公一决端坐而逝的侠婢之行，不少地方没有摆脱旧观念的影响，尽管男主人公臣裔也算是才情卓荦、不屑举业、留洋归国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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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民国初侠情小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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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侠题材小说更趋壮大之势，尽管仍有出没于军事、英雄、爱国、虚无党、冒险、复仇、义烈、奇情、社会小说乃至神怪等小说或传奇轶闻之中，然基本上已呈现出向侠情小说与侠义（或义侠）小说两大类集中的稳定态势。义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别的出现，最早大概可溯至《复报》第三期（1906），栏下为同仇的《仇人头》，之后如1909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十日小说》，自第一册起即连载廛遁的长篇义侠小说《盘山大侠》；《小说月报》在第三年第四期也出现了不才所撰短篇侠义小说《饲猫叟》。至如1914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中华小说界》，同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民权素》，同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小说丛报》，同年6月创刊于上海的《礼拜六》，这些鸳鸯蝴蝶派阵营的小说杂志上，义侠或侠义小说几乎与侠情小说平分秋色，只是后两种还有技击与奇侠小说等穿插其间。同年7月在四川创刊的《娱闲录》也是在义侠与侠情两大类外，另有武技小说。而次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小说新报》亦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集中的杂志，其中除义侠或侠义小说与侠情小说两大类外，还出现了武侠小说栏目。其他如同期在上海创刊、寿命较短的《朔望》、《十日新》等杂志，也基本上是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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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侠情小说而言，1909年10月上海创刊的《小说时报》，清末由冷血编辑，后由包天笑主持，胡适曾说此刊“在当时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18]。其第十六、十七期连载长篇侠情小说《白四哥》，大仲马著，毋我庐译，讲述意大利侠客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大仲马著于1846年的《巴尔萨莫男爵》（JOSEPH BALSAMO）；又第三十三期有程小青的侠情小说《恕》。《小说月报》在恽铁樵接手后，亦继续侠情小说栏目，如第四卷第六号推出徐枕亚的《箫史》，第十卷第九号推出龚克远的《战后》。《战后》写英德宣战之际，英国爱国青年克林上前线，与女友丽芬及情敌之间的感情纠葛，未知是否是翻译小说。同样，《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有云鹤的短篇侠情小说《可怖之恶奴》，其实也是英国小说的翻译，第三卷第一期起连载长篇侠情小说《犹龙录》，英人雷卡德玛士著，陈家麟、陈大镫译；第四期有侠情小说《情场侠骨》，英人贾斯甘尔夫人著，瘦鹃译。在《民权素》、《小说丛报》及《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小说杂志上，更是集中出现了一大批他们创作的侠情小说，如《民权素》第三集开始连载悟痴的《女儿红》，这是一部真正描写身怀绝技又知大义的女侠的长篇力作；又在第六集有岑楼的短篇《浪儿》，第七集有花奴的短篇《殷小娟》，第十一集有海沤的短篇《芳姑》，第十四集有岱樵的短篇《娥眉踏海记》，第十五集有莲侬的短篇《贪官有后》，第十六集有冥飞的短篇《侠婢诛仇记》，第十七集有悔初的短篇《千金血》；这些短篇或写丐女复仇，或写被日寇占领家乡的山东女为救未婚夫而求同死之义举，或写贪官之后杀贪官并抗清，或写婢女为主杀负心郎，有时事，亦有历史题材。在《小说丛报》第九期有铁冷的短篇《枫林血帕记》，第二十二期有秋梦的短篇《双侠》，第三年第十期还有瘦梅的短篇《车中美人》；在《礼拜六》第一期有大错的《朝霞小传》，第五期有包柚斧的《雌雄侠》（写义妓松嫣与大刀王五之间的报恩故事），第六期起连载小蝶的《香草美人》，第九期有剑秋的《死鸳鸯》，第十一期又有剑秋的《好男儿》（写辛亥革命时期同志般的新式夫妻关系），第十五期有罗韦士的《雪里红》，第十九期又有韦士的《三童传》（写太平天国时期三个少年男女之间的恩怨情仇），第二十期连载杏痴的长篇章回小说《剑胆箫心》（写辛亥革命前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第二十五期有周瘦鹃的翻译侠情小说《但为卿故》，第二十六期有瘦鹃的《中华民国之魂》（亦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写不同道的兄弟之间的斗争及与一新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第三十七期又有瘦鹃的《爱之牺牲》，第四十七期有纫兰、天白的《情海鸳鸯》，第五十四期有花奴的《女丈夫》等等。同时期在上海还有一些小说期刊，也都有侠情小说一类，如孙玉声主编的《七天》，第一期即刊载钱香如的《好男儿》，《朔望》第二期亦有畸介的《剑魄花魂》，《十日新》第三期有陆士谔的《英雄得路》；至于李定夷、许指严等先后任编辑的《小说新报》，侠情小说仍是主打产品之一，如第五期有浊物的长篇侠情小说《破镜圆》，第二年第六期有李定夷的《女虬髯》，第九期有药聋的《三侠记》，第三年第九期有剑山的《侠士奇缘》，第四年第二期有民哀的《哑秀才》，第三期有一明的《匕首姻缘》等。此外，四川《娱闲录》亦有专门的侠情小说栏目，如第三期毋我的《秋田艳子》，第六期定水的《义妓》，第十九期觉奴的《彩姑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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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刷文化环境与小说消费市场的日趋成熟，民国后的小说期刊基本上是沿《月月小说》所开启的方向发展，这当中鸳鸯蝴蝶派作家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看到，晚清以来突然涌现的侠情小说确如《月月小说》发刊词所称，他们要力矫传统侠题材小说仅写侠勇而材料又陈陈相因之弊，因而乘写情小说大兴之波流，于侠题材亦大大拓展其表情的空间。而从上举形形色色的侠情小说来看，其所叙写的人物、题材极为多样，从身怀技艺的武侠到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从接受新知的新人、革命家到生活在底层的丐女、婢女，从时事到历史题材，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虽集中于所谓英雄儿女、两性关系及家庭伦理，然也确实扩展到一般的情感与心理，扩展到对人物命运及人性的关注，就小说材料或内容而言确实有了极大的拓展。我们固然可以就此质疑其侠情小说的分类及界定，但如从透视其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质疑似乎显得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些通俗社会小说家所做的，正是通过都市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晚清社会知识精英已敏感到的、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情感处置方式与价值观念传递出去；将梁启超等革命家已赋予侠的新的阐释或新的内容为某种新人形象的气质、思想资源，只是因把小说当作自上而下宣传“新民”、“开智”、“强国”、“保种”之政治工具，而未获很大成效或仅一时奏效的影响，再通过艺术上已有明显发展的这种文学样式，潜移默化地传布开去，如他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他们所表现的题材或内容来说，侠确实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说情至其极即为侠。当然，侠情小说的发达，归根结底是出于小说市场的需求，在都市印刷文化环境中，这一种小说的发展其实正是消费者或接受者欲望、价值叙述的回馈。他们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当然不希望作为反映或接受媒介的通俗小说承载过于严肃的政治要求，但时代激荡的启蒙思潮对他们不会没有影响，出于相对自由的个人意趣，他们在并没有完全放下民间文化积淀的相对保守的侠义内涵同时，也藉此侠情小说，将革命宣传家们原本从群体要求出发强调的民族、国家诉求，逐渐转移到对家庭、个人命运的体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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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亦可见，侠情小说的发达，很大程度上为稍后旧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奠定了比较根本的思想意识基础，也为其积累了相应的写作经验，同时也可以说为小说市场奠定了基础。二三十年代那些促成旧派武侠小说成立的代表作家，固然各取所需地糅合了从侠义、剑仙、志怪、武技到秘密会社、江湖山林乃至儒、释、道、兵、医或武士道种种思想与技术资源，重新塑造在中国历史与文学上曾相对固定的社会角色与群体，从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与派别，但说其日渐以表现侠的情感世界为灵魂，或者说日渐以表现其中人物性格与命运为灵魂，应该是不为过的。当然，其更为直接的影响还在于开启了旧派武侠小说中着重写侠情的言情派。这类作家大都本就以写情小说起家，如顾明道早年以“梅倩女史”为笔名，主要写缠绵悱恻的哀情小说，短篇长篇都有；王度庐早期也创作过侦探言情小说，1939年后更在《青岛新民报》每日同时发表武侠小说与社会言情小说，以致有人将其指为鸳鸯蝴蝶派。这样的经历与经验，使得他们在投入武侠小说创作时会很自然地依据他们已有的定向关注，侧重对人物情感、内心冲突及命运的揭示，融入其对人性复杂内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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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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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经历前所未有的深重忧患与巨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以龚自珍的影响为代表，至少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已经承近世文学与思想的内在变化，从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将侠骨柔情作为自己人生价值观的一种表述，从而率先在私领域情感方面为侠的气质开放了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更新了侠观念。与此同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学学者、革命家，通过宣导“小说界革命”，提升新小说的功能与地位，利用来作为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宣传工具，而原本并非中国文化主流的侠所具有的种种品质，重被置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下，作了新的阐释，或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而被塑造成这个时代“新民”所需的气质甚或理想人格精神，在此驱动下，不仅在更大程度上给予了侠观念现代化的更新，而且因此出现了某种将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普世化的倾向。不过，他们这种对待新小说的态度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且其对侠或侠的人格理想的宣传仍主要从群体的要求出发，有一时之声势却很难持久奏效。倒是清末民初的通俗社会小说家们接过新小说的旗帜，将之作了适应前现代都市印刷文化环境的改造，当然这其中翻译小说及创作小说的实验本身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将新小说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通俗文学样式的同时，也试图继续担当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任务，而侠的人格理想亦继续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通过所谓侠情、侠义小说等诸多题材类型的发展，将有所更新的侠观念潜移默化地传输到市民大众中去。从侠情小说这一侧来看，一方面可以说是回到了晚清知识精英已有的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角度将侠骨柔情当作人生价值观的表述，这也意味着将梁启超为代表的革命家们主要仍从群体要求出发的有关侠在民族、国家观念下的担当精神的话题，更多地转换至由个人情感与命运、家庭关系等出发的体验与思考，其中当然也残留有民间文化传统积淀的那些相对保守的侠的情感处置方式与内涵；而在另一方面，也明显有将侠情提升至某种类似本体化高度的倾向，从而从不同的角度继续将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普世化。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与写作经验，对于武侠小说这一新小说类型的生成发展应该是有深远的影响的，尽管武侠小说看上去是重又集中到塑造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学上特定的那一种社会角色与群体，但侠的观念既经历如许更新与变迁，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既经历如许放大与提升，那在专门表现武侠形象的时候，如何会不关注他同其他人一样的存在的本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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