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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内核其实是“敬”。所以孔子论“孝”，认为常人以“能养”为孝，但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内在本质是“敬”。孔子是重实践的思想家，对超自然的力量不愿做过多的评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对祭祀活动他是重视的。他的名言是“祭神如神在”。意即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存在的。至于不祭祀的时候神是否存在，他没有涉及。换言之，祭祀的时候只有相信神是存在的，才能保持“敬”的态度。这说明他对信仰的对象并不格外关注，而是格外重视信仰的态度。这反映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信仰特点，也是我所说的“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了信仰之维。至于各种礼仪，更离不开“敬”了。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仪的内核也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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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恕”，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陈寅恪强调的“了解之同情”。这个价值理念，蕴含着极大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孟子讲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就是“恕”，就是“不忍”。这是我们今天非常缺失的一种品德。孟子“四端说”的“羞恶之心”，是指人的耻感，亦即《中庸》所说的“知耻”。“知耻”的重要，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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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记载，子贡问怎样的品性才能称作“士”，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明清时期的大学者顾炎武，更把“知耻”提升到“国耻”的高度，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并且和廉洁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人如果无耻，会无所不为，而不廉，则将无所不取。廉耻是人和社会的文明尺度，这在今天就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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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恕”、“耻”这些价值理念都出自“六经”或者《论语》和《孟子》。当然不止这些，譬如还有忠信、仁爱、中和等价值理念，也都非常重要而有现实意义，这些价值理念也都出自“六经”、《语》、《孟》等最高经典。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就以“六经”和《语》、《孟》的选读为主。小学、初中主要是《语》和《孟》，编好教材，选读选学。这样，就可以在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里面，补充上价值教育。国学课完全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内容。本来最初我主张在小学设立国学课，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国际上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长期执教学府，认为中学、大学也许更重要。我信服他的话，就改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都有必要开设国学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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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大学还须辅之以文言文的写作练习。日积月累，循序渐进，长期熏陶，使“六经”的基本价值理念深入到子孙后代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识别符号。这些和现代知识的吸收，与西方的价值理念的学习比较，并不冲突。人类共同的东西总是大于差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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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2年7月9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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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书法与文化传承——刘梦溪谈书法和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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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在书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气韵、结构，大都在书法中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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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最个人化的艺术，它的书写是一个人完成的，个人的风格特别突出。书法与人的境界品行，书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可以瞒人，字不能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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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所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凡书写，都是一种秩序。章草也是一种秩序，可以说是秩序的变体。但书法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自由。我主张不仅“临文以敬”，也要“临书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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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美术观察》主编李一，栏目主持孟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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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我们想请刘老师谈谈书法问题，您研究传统文化，一定会注意到书法在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还有对当下的书法教育，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具体建议？希望给我们谈一谈。我们刊物的栏目主持孟繁玮，她准备了一些问题，一起向您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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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我对书法没作过专门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你们希望我谈的，我想主要还是书法与文化传承问题。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化典范，但不能不承认，从晚清到五四，包括50年代以后，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评估，存在一些问题。似乎要走现代化，只有吸收欧美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要不得的。其实一个民族的固有文明跟现代化没有必然的冲突，恰好现代性需要和本土资源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从学理上讲，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了。但百年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传统的流失和文化断层，却是不争的事实。书法是一个显例。大众书写工具改变了，铅笔、钢笔、圆珠笔等代替了毛笔，是书法在现代条件下不能很好发展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但中小学长时间取消书法课，则是教育管理部门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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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书法的角色很重要。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缺少工具理性，很多文化的东西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传承起来绝非易事。但有几种似乎例外，一是中国菜，需要动手操作，从古至今，几大菜系，绵延不绝。二是中医，需要临床，一直传衍到今天。三是中国功夫，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上去了。第四，我认为就是书法，代有传人，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渠道手段，再方便不过。可惜一个时期现代人和书法失之交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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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玮：那么，您认为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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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我在谈文化传承的文章里讲过一个观点，我说，几乎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书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气韵、结构，大都在书法中有所表现。结构这个词，中国古代没有，是晚近外来的概念，但汉字的一个特点是她的结构美。早期的汉字本来带有具象的特点，但“六书”形成后，主要成为一种抽象的表意的文字，因此可以现代化，可以不受电脑的限制。不像埃及的法老文字，只是一种毕工毕肖的事物的描画，不能在现代生活中发用，只能成为供观赏的古董。汉字和现代性无任何矛盾，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显露身手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常常借助于取材于汉字。甚至站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立场，汉字也是不可或弃的艺术之友。书法艺术的发挥余地，越来越大了。汉字既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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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玮：汉字的文化精神问题能否再作一些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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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我近来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是六经。因为这涉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仰问题。我对“敬”的概念重新作了阐释，认为“敬”是中国文化的带有终极意味的价值。“敬”在六经中反复出现，也是《论语》和《孟子》的基本理念。“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也是个体生命的内在庄严，甚至跟信仰有相当大的关系。“敬”在书法里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汉字的结构中，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书法可以培养人的“敬”的精神，古人讲“临文以敬”，不光是做文章，文字书写本身也需要诚敬的态度。因此我主张不仅“临文以敬”，也要“临书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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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书法本身是一种文化秩序。甲骨文有神秘的庄严，金文有礼制的庄严，魏碑反映的是礼仪的秩序，楷书反映出整齐凝重的秩序感，都令我们望而生敬。书法的秩序是和社会的文化秩序和个体生命的秩序结合在一起的，书写者把个人的生命投射到一种浓缩的变化了的秩序中。凡书写，都是一种秩序。章草也是一种秩序，可以说是秩序的变体。但书法的特点，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自由。如果说金文、甲骨、隶书、楷书，更多体现的是秩序，行书、草书更多体现的是精神的自由。可是书法的自由本身也是在秩序中的自由，作个比喻，书法所遵循的可以说是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的一本书叫《自由秩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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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这个比喻好，李泽厚说书法是带着镣铐跳舞，您说书法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非常好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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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但在书法里既能看到自由又能看到秩序。另外，书法也是最个人化的艺术，它的书写是一个人完成的，不能几个人同时书写，个人的风格特别突出。因此书法与人的境界品行，书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字如其人，确实如此。我们从书写中的文字中约略可以看到人的品性的正邪、善恶。文章可以瞒人，字不能瞒人。钱锺书先生就认为“文”不一定尽“如其人”，文章可以作伪，可以把自己的心性隐藏起来。但字绝不能作伪，一个人的性情、精神、品行，常常在字里毕显无遗。柳公权有句话“字歪则心不正”。常年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教授，他研究道教和中国古典小说，中外闻名，晚年中过风，因此写字容易歪向一边。他几次开玩笑说：“心正字正，我深为警惕。”可见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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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玮：您曾说“国学不需要过热”，但是近年来国学已经成为社会上越来越热的话题，媒体关注比较多，相伴而生也导致了对文化本身产生的一些误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上，避免误读尤为重要，其中也包括书法和书法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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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现在大家都在讲国学，其实很多人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书法就属于传统文化，可是不能简单讲书法是国学。国学有过不同的定义，最早是章太炎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后来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包括进去了，太泛，所以学术界没有采纳，后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包括的内容也太泛，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还有儒释道，实际上还是太过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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