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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术而言，思想是无比珍贵的。可以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并不完全赞同主要靠国家课题的集体方式来推展学术。在文化部一个有关课题的会上，我的学长谭霈生先生提出，个人的著述才能出思想，大量的群体著述反而不容易出思想。我认为他提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集体著述往往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当然，我并不反对一些重大课题由国家立项、动员群体来完成，因为有些课题个人是没有力量完成的。比如多卷本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比如艺术方面的大典和通典，个人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只能通过国家课题的方式，聚集各方专家集思广益来完成。但我敢说，在学术史上，真正有思想的著述应该是个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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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的思想者。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思想。他的人类学研究是有思想的，包括他与马林诺斯基的师承和学术渊源，以及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后来的《小城镇，大问题》等，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家的著作。即使是1957年他不幸的遭遇，也没有禁锢住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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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着重说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中国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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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文化自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增强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秩序，以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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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对个人而言，需要具有文化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晚年的费老是不断进行学术反思的。他主持的几次人类学高层研讨班，都以学术反思作为题目。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也是在学术反思中不期而然地提出来的。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恰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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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四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历史上不曾见过的动乱时期。对这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是一个文化不自觉的时期。今天，那样的时期已成为过去，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文化自觉的时期呢？我看还不敢这样说。起码在文化自省和文化反思方面，我们距离文化自觉还有好长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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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美美与共”的思想。简单说，就是费老提出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愿意称它为“四句教”。顾廷龙先生给中国文化研究所题写的宋代大思想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展现的是宋儒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是指学问、人格应该追求的天地境界，也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生民立命”，这是一种民本为源为根的思想。“为往圣继绝学”是指学问与思想的传承。最后是一个普世性的关怀，要“为万世开太平”。费老的四句话，也可以说是切合今天的“四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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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美其美”，指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美点。这个美不只是审美意义上的美，同时也是人性、民族文化、文明的优长点，是真、善、美的价值综合。第二句话“美人之美”，更其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系统，看到自己的美点，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是自然的，也是比较容易的；能够看到并且能够欣赏他人之美，也就是古人说的“异量之美”，则比较困难，因此就更加难得。只美自己之美，看不到他人之美，这是狭隘的文化偏执。人们的思维惯性，习惯于用己之长去量人之短，国家、民族、文化、文明，都是如此。即使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也容易犯以己之长量人之短的毛病，只知自己美，看不到他人之美。因此，费老提示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要美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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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美美与共”。我之美，你之美，他之美，大家融合在一起，众美交融，而不是互相冲突。最后一句，“天下大同”。学术界有朋友提出，最好不用“天下大同”，因为哪里会有天下大同呢，所以建议用“和而不同”代替“天下大同”。不过在我看来，还是用“天下大同”好。“天下大同”是一种期待，是思想往深远处的投射。“和而不同”是对“众美”相处状态的概括，是期望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大家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这固然好，但是这个思想作为四句教，还应该往前延伸，不应静止。“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理想，尽管遥遥无期，但它是人类文明融合演化的最高点，这与横渠四句教的“为万世开太平”，有相似而不必相同的信仰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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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的“美美与共”的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冲突论”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有格外重要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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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先生也谈到了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可能的冲突。这些思想隐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底下。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会。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各种信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互相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比如佛教从印度传来，与中国文化磨合的时间很长，但最后融合得很好。佛教很适合中国人的心性，在中国民众中，佛教思想已经生根。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天主教曾经有过一段相冲突的历史，但从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道教是一种自然宗教，更容易与佛教、与儒教、与西方的宗教相融合。至少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不把他们对立起来，不致演变为大的冲突。所以，用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化，是解释不通的。中国文化重视的是融合，而不是对立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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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提出的“美美与共”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大家和平相处，“美美与共”，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甚至对未来的“天下大同”给予一定的期许。学人之心，思想家之心，实在可感可佩。一个人在晚年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令人震撼的。中国太缺少思想家了，连认真的思想者也很少，所以很少看到有人讲出真正有思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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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稿载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学林”专刊，此为节稿，2011年1月28日首发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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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甲午战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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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六周年。对中国来说，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悲剧，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一向被国人视作“蕞尔小国”的日本，把庞然大物中华帝国打败了。败得那样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还要赔款白银2亿两。其实不止此数。有专门研究者说，总数加在一起，是2.5669亿两。而且要用英镑结算。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第一宝岛台湾，就是这次甲午战败割让给日本的，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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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中国为何战败？当然，中国虽大，当时实是弱国，所谓积贫积弱。日本虽小，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强国。但应对策略的不智，也是战败的重要一因。笔者几年前曾细详中日甲午战史，发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无处不中日人的圈套。日本的目标，是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陆上的战事不过是序幕而已。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帝的天子之威，给李鸿章施以巨大压力，最后李还是情非所愿地走上了战而不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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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三年，即1891年，李鸿章在写给光绪帝的奏折里，报告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需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置李鸿章的请求于不顾。甲午战事开战前夕，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也要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至甲午战事开始，六年的时间，北洋水师没有增添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婆移作修颐和园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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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1894年8月打起。7月份，李鸿章还上书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和定远号是铁甲船，尚可用，但时速只有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战争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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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真不想打一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他的最后不得不出海迎战，是翁同龢等纵容光绪威逼施压的结果。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辱国”、“卖国”的蔑称。但公平而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固然有其自身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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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求将李鸿章斩首。而所以严惩李鸿章的理由，并不是由于他代表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而是认为，李作为勋旧大臣，没有尽到拼死力谏的责任，应该以自己的生死去就，说服慈禧和光绪改变主意，阻止这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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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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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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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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