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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因佞佛，大造寺院，广施僧钱，上行下效，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固是事实。屡次舍身，势必引起朝政废弛，也毋庸讳言。但要说萧梁的败亡主要是由皇帝佞佛所致，则未必允当。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卷论《全梁文》部分，对此广征博引，析论甚详，并引而为说：“夫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究其理则势不两立，而见诸行则事必折中，损益调停，经亦从权。故谄道佞佛，虽甚妨御宇为政，而不能尽废御宇为政。”（钱著《管锥编》第四册，三联版，页2133—2134）又说：“梁武台城之殍，宋徽青城之俘，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同上，页2134）可谓理通明辨之论。何况拨开云翳，以实为史，梁武帝自有其长处，否则不会享国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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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他勤奋好学，善为文辞，“千赋百诗，直疏便就”；对经学、文学都很有造诣，著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通史》六百卷；工书法，喜卜筮，长骑射。且生活尚俭，穿布衣，吃粗食，一日只一餐。不饮酒，不听音声，勤于案牍，冬天四更便起床，把灯烛披览，冻裂双手，仍坚持不懈。由于浸沉佛法，即使所下诏谕，也带有“煦煦为仁”之意。惹得与南朝对峙的东魏丞相高欢不无妒意，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事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其实早在称帝之前，当萧衍与沈约、谢朓等在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并称“八友”的时候，他的这种儒雅之风就开始养成。只不过流俗史家的眼睛难免掺进势利，容易蹈以成败论人的历史覆辙，既然佞佛和纳降侯景是梁武帝生平两大显污明误，余下种种便化作微德小善而不为人所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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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依笔者的看法，梁武帝还有两点至为难能的地方，于今思之，仍会产生庄肃诚敬之感。一是他佞佛佞得真诚，是真信仰，不是假信仰。这有他写给萧宝夤的手书所说“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可证。《净业赋》的序里也提到此点。另外《梁书》本纪有“五十外便断房室”的记载。时间容或有出入，要之至少有三四十年之久梁武帝真正做到了拒女色、“断房室”、“不食鱼肉”，应是不争的事实。孔子说“食色性也”，做到这点，可不是容易的事，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和义无反顾的宗教精神，万不可能。二是梁武帝自己虽然佞佛，对反对佞佛、撰写《神灭论》的范缜，却不施加迫害，而是诉诸理性，亲率群臣与之辩难，自己还专门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提出：“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颇有平等论争的学者风度。这在传统专制社会，站在九五之尊的立场，可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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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这一点，就不该忘记南朝有个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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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今人的论著，无不称赞范缜有理论勇气。殊不知勇气的产生，也须有相应的思想文化环境。《管锥编》作者论范缜有云：“缜洵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者矣。”是呵，是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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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1年10月28日，载香港《明报月刊》，原题作《话说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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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古代的男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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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史学博士阎步克先生，日前以其所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见赠，洋洋二十余万言，翻阅之下，甚觉欣喜。我知道作者是位治学态度谨严的青年学人，果不其然，全书十五章，对主要存在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察举选官制度，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而立论坚实、处处以材料说话，是这本书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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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在考察当时选官制度的危机和弊病时，只着重说明“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不足取，而未涉及“以色取人”，不能不说是千虑之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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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汉魏晋时期，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一旦获宠，立刻封官晋爵，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司马迁特地为佞幸立传，开篇就提出：“非独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班固在《汉书·佞幸传》中同发一慨：“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至于《晋书·五行志》说的“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已超出以色获得贵宠的范围，这里姑且不论，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流风之所及，给社会精神气候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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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里写道：“昔以色幸者多矣。”这里的“昔”，指的是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过那时男宠的含义比较局限，只是爱其色，陪伴左右，宠而骄之，有虚位，而无实权。《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宋景公宠幸向魋，把胞弟公子地的四匹白马的鬣尾都染成红色，送给向魋，此事激怒了公子地，又派人夺了回去，使得向魋很恐慌，决定逃亡别国。景公对此无可奈何，关起门来大哭，眼睛都哭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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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和龙阳君的故事，听起来还要动人。一次两个人同船垂钓，龙阳君突然掩面而泣，王问所以，回答是钓到了鱼。魏王感到奇怪，说钓到了鱼为什么还要哭？龙阳君说，钓到鱼自然高兴，但钓到更大的，就不想要前面那条了。因此联想到天下的美人多的是，难免撩起衣裳往大王身边跑，终有一天我会被抛弃——想到这一层，能不哭泣吗？魏王为表示宠爱之心坚不可移，当即布令全国，如果有谁敢于胡说乱道美人之类，就处以灭族之罪。宠幸得可以说无以复加。尽管如此，龙阳君本人并没有得到实际权位，致使他临钓而泣的潜在心理因素，如影随形，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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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色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既得恩宠，便授以重位，不仅内承床第之私，而且外与天下之事。汉文帝宠邓通，汉武帝宠韩嫣，都是官拜上大夫，赏赐巨万，犹称小者。最典型的是董贤，汉哀帝一见之下，“悦其仪貌”，即拜为黄门侍郎，并将其父迁为光禄大夫。因宠爱日甚，董贤不久又成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甚至，当董贤与皇帝同床昼寝，哀帝被他压住一只衣袖，为了不惊醒这位色臣，哀帝宁可用宝剑斩断衣袖，然后自己才悄悄起来。“断袖”的典故就源于此。后来董贤的父亲又迁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连岳父也封为宫廷匠作的大匠，董家的僮仆也破例受到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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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贤本人，经过曲折，最后诏封为高安侯，食邑千户，随后又加封二千户，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权力之大，几乎“与人主侔矣”。而一次在麒麟殿的筵席上，哀帝趁着酒意，竟扬言要效法尧舜禅让之制，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吓得群臣慌忙奏报：“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哀帝听了老大不高兴，如不是几个月之后驾崩，事情如何发展，很难逆料。史书说董贤的特点是“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宜乎有这样的特点，才能因宠而获致如此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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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难怪《史》、《汉》两书均重视色臣专宠问题，班书且针对董贤的教训，认为西汉的衰亡，“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违背了孔子关于不“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的遗教，谆谆致诫后世，一定要懂得“王者不私人以官”的道理。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在武帝之世言“今上”，运笔较为含蓄，不正面论述蓄宠者的是非得失，而是通过记述史实，证明邓通、韩嫣、李延年一干宠臣，到后来非逐即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结论是，“甚哉，爱憎之时！”意思是说，既然以色事人，就会有因色衰而爱弛的一天。色臣们固宠虽然有方，却无法抗拒“爱憎之时”的自然规律。就对后世的警策而言，《史》、《汉》各有侧重，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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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史家的警策之论，只不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本身并不因此有任何改变。汉以后男宠色臣为患事实上更趋严重，直到南北朝时期一些王朝的濒于危亡，也还有这一因素掺杂其间。沈约撰《宋书》，追溯刘宋一朝的兴衰，毫不宽贷“易亲之色”和“权幸之徒”的危害，根据《汉书》的《恩泽侯表》及《佞幸传》的名目，别列《恩幸篇》，痛陈民何以“忘宋德”的原因。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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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佞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钺创痏，构于筵笫之曲，服冕乘轩，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来悉方艚，素缣丹魄，至皆兼两。西京许、史，盖不足云，晋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运，虑经盛衰，权幸之徒，慴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劋。民忘宋德，虽非一涂，宝祚夙倾，实由于此。（《宋书》卷九十四，中华书局校点本，第八册，页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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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条陈缕析得头头是道，比史、班更无所顾忌。司马迁在《佞幸列传》结尾处曾说：“自是以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不愧为远识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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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和权佞色臣以色固宠，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乱源。不论这中间表现形式生出多少变化，王者“亲便佞”、“私人以官”则一，它可以把任何健全的选官制度都变成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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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昔年曾写有《男旦》诗一首：“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意在讽刺某些没有骨骼的知识界人士在奉行“妾妇之道”。但如果说这些渊源有自的“妾妇之道”，也包含有“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的流风遗韵，恐怕不致有牵强附会之嫌吧。读阎步克先生新作，而生发出这样一大篇议论，我自己也未尝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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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而已，非关评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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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1年11月14日，载香港《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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