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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文化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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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以“报”的姿容面世以后，接连刊载结合文化背景谈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文章，使人耳目一新。我感兴趣的是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和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两位创作力正在勃发、作品获一致好评的青年作家，忽然对自己、对当前的文学不满意了。一个说：“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一个说：“久而久之，便愈感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至于浅薄。”两篇文章写得庄重、认真、恳切，充满深沉的自省精神，反映出文化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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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阿城所说，文化是个绝大的题目。广义的文化既包括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又包括社会的精神文明的成果。举凡人类的诸种生活方式和一切创造物，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从原始人群到氏族社会，从语言、思维、风俗、习惯到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以及宗教、哲学、艺术、文学，莫不在其中。窄一点说，文化也涵盖了人类全部的精神创造物及相应的文明结构。文化的历史和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文化是人类的造物，同时构成人类生存的环境。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结构，反映着该民族开化和成熟的程度。文学只不过是整体文化的一小部分，在人类文化中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文学制成品渗透的文化因子异常丰富。最优秀的文学创作总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结构之中。缺乏文化根基的作家固然写不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如果特定的文化背景有严重缺陷，伟大的作家也难以诞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也不敢完全苟同预言多少年内我国文化即可达到高峰这种说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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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科技不同，比较起来，文学对相应的文化背景有更强烈的依赖性。法国19世纪的文学批评家丹纳认为，文学作品的产生取决于一定的精神气候，实际上指的就是特定文化背景。他说：“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丹纳著《艺术哲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页35）即是在强调文化背景对作家成长的意义。而作家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经过文化环境和文化气氛的长期熏陶和濡染，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掌握某一种科学技术，只要训练得法，短期内可以做到；而获得作家应该具备的文化品质，短时间绝无可能。阿城和郑义两人的文章，都谈到了传统文化在近现代发展中出现的脱节现象，确为符合实际之论，我抱有同感。不过应该补充一点，由于多年的闭关锁国，很少进行文化交流，我们与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是隔膜的。因此，要说断裂，在我们面前横亘着两个断裂带——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带和与当代世界文化的断裂带。我们的文学，就生长在两个文化断层的土壤上，因而带有种种弱点和局限就不足为怪了。前两年我曾提出，知识准备不足和生活准备不足是新时期文学与生俱来的弱点，指的就是这些方面。知识即文化，生活也包含文化的渗透程度。两个不足都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文化背景的缺陷直接影响作家的文化素质，这是我们当代文学早日迈向高峰的大不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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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问题，我与阿城、郑义两位的意见不尽相同。他们在追溯文化断裂的形成原因时，都归咎于五四运动。我认为，这还须有所分解才不致偏颇。1919年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矛头当然是指向传统文化的，但攻击的重点是专制的社会制度和吃人的旧教，同时鼓吹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正面主张则是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当时搏击于时代浪潮峰巅的优秀分子，一个个都是旧学根底极深厚的学问家，他们何曾要否定一切传统文化？论辩中过激之辞容或有之，如钱玄同提出可以废弃汉字，但这不过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蔡元培语），《新青年》的同人并不赞成。陈独秀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此已有明辨。何况，言论和宣传，效果终究有限。只用口和笔，不诉诸刀和剑，文化运动不与政权的力量结合，无论口号怎样激烈，也起不到斩断文化传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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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然提出，但同时也有人在尊孔、祭孔；一方面反对读经，另一方面读经者大有人在。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哪一个不熟读儒家经典并谙熟孔子的学说？便是文言文，也没有人强行废止，相反，如蔡元培答林琴南书中所说，当时大学预科的国文课本和学生练习都是文言，本科许多课程的讲义，也都是用文言文写的。鲁迅反对“整理国故”最力，他自己却校勘了《嵇康集》，出版了《小说旧闻钞》。真正有益于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鲁迅一向予以支持，他反对的是借了“整理”、“弘扬”的名目做别有所图的事情。简单地把斩断文化传统的罪过全部归于五四运动，是不公正的，违背历史真实。所以，两个文化断裂带的形成，绝非只是始于五四，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的“左倾”以及随之而来的十年动乱，使我们与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文化隔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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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条不小的文化断裂带，主要表现在中青年文化人身上，虽然老一代也有个重新学习的问题。不承认文化断裂的存在，盲目地呼唤文学高峰，或夸大文化断裂，徒唤奈何，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采取怎样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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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提出要“跨越文化断裂带”，恐怕做不到。研究印度文化史的专家金克木先生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自己觉得，因而以为也许有别人同样觉得，在知识上迫切需要加入80年代。可是若不知道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致情形，怎么能跳跃进入80年代呢？不必一步步再爬梯子，但还是要经过那个距离，不能不知道；人还不能处处跳跃，不管过程。”（《读书》1983年第11期）这可以代表许多前辈学者对文化断裂的看法。他们主张填补，不赞成跨越。好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层，他们在拼命地向古代和向外国吸取知识，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实际上做的就是文化断裂的填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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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批评工作者的目光主要放在国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思潮和流派所吸引，现在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向传统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请读一读王安忆访美回来之后写的《归去来兮》（《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这篇言短意深的文字吧。她凭直觉看到了我们面临的文化断层，饱尝了“既不知道历史，又不知道世界”的苦闷。但她并不悲观，反而在深沉的思索中坚定了信心。我们还有一个历史赐予的有利条件，就是一批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已经为文化断裂做了切实的填补工作。社会学，几十年无人问津，现在不是还知道有个叫费孝通的人吗？朱光潜、宗白华在美学上的贡献，人们也在重新评估。此外，堪称当今世界伟大智者之一的钱锺书先生，对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谈艺录》系40年代“兵隙偷生”之作，四卷本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则草创于十年动乱期间，包括他的文言写作方式，这本身就是对文化断裂的一种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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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究竟是无情，抑或是有情？人类能够创造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但历史又总是为人类亮出生路，催促人类虽屡经曲折也要奋然前行。既然形成了历史的文化断裂，人们就有办法填补，甚至是不自觉地填补。只不过今后我们在文化领域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重新追寻历史和重新走向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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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85年2月，载《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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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科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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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文化现在正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这是一种习惯性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不适应。商品经济是个好东西，社会机体有了它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商品的天然平等的品格，使它要求社会的民主机制。科学与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商品经济这个坚强的后盾。直到今天也还是商品经济发展得不充分的问题，而不是发展得过了头。因此科学与文化应该承认、接纳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自觉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助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把科学与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科学与文化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相适应的是科学与文化工作者的心态。如果说商品经济对科学与文化有冲击，主要是冲击了科学与文化工作者头脑中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历史地、长远地看，未尝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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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能脱离开商品经济吗？科学技术可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完全不相干吗？恰恰相反，为了适应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有大量的科学成果和文化艺术产品转化成商品，直接进入商品流通市场，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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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要求把所有的科学成果和文化产品都变成商品，事实上也不可能。基础科学就不能变成商品，相反，它最忌讳的是目光短浅和短期行为，需要的是要与商业色彩划清界限。甚至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也不能急功近利，很有可能是只有研究的结果而没有成果。这种情况，研究的价值就在研究本身。医学和教育也不能简单的商业化，否则贻害无穷。文化艺术方面，一些高级艺术形式，具有民族特点的保留剧目，纯文学，也不应该商品化。为了金钱而进行艺术创作，艺术家是不自由的，也不大可能诞生真正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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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单纯经济的尺度无法来判断一些具体学科的课题的价值。曹雪芹生在哪一年或死在哪一年，对研究《红楼梦》是有意义的，但在经济上可以说毫无价值。同样，《史记》和《汉书》的比较研究，探讨史家的史观和史法，研究历史写作的心理基础，或者看他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也与商品搭不上界。对学者、作家、艺术家来说，没有比独立人格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个性更为重要的，必要时他们可以为科学、为艺术、为学术而献身。问题是，国家应该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不能够也不应该转化为商品的创造性劳动得到相应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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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浸染，势必使科学与文化的各个门类在客观效益上更加明显地区分开来，同一门类也会分解成不同的层次。这就要求采取不同的对策，分门别类地加以引导和管理。对一些暂时没有经济效益、不能转化为商品的科学与文化门类，应由国家投资保证。这个钱要舍得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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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与教育的经费太少，基础科学缺乏坚强的后盾，知识分子待遇太低。这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科学与文化就会失去支撑力，必不可免地要在商品经济面前手足无措，不仅无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到头来还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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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再简单不过，关键在于决断。也不单纯是个钱的问题，还包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无正确的认知。当然也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对自己有无正确认知的问题。明了自己的身份、处境、使命的科学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无须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社会进步面前感到困惑，而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无所顾忌地做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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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88年9月，载《中国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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