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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文化的大智慧需要“证得”——“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主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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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自然是很重要的概念。但孟子当年向各国的国君推销此义，口干舌燥，效果渺渺。结果自己还要解释动机，说什么“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天虽不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世界总体大势，如衡之俞曲园老人易箦之时所作绝句九章，则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庶几近之。设若今天有策士向世界各国的“国君”推销“王道”，效果会如何呢？我以为那“后果”，比当年气得发牢骚的孟轲好不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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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我们不妨将目光由“国君”转到国民，转到人，转到人的个体生命。然而一提到人，我不得不说，如今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具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剧烈反弹给人类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灾祸；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膨胀给人类自我损毁带来的危难。两者均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一个月前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是造化发给人类的警示信号，而且是把两个方面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的一次预警。此时此刻，我们想到了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但大智慧不会自然现身，而是需要人类去“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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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华文化大智慧需要“证得”？《华严经》云：“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这是说，人类本身并非不具备拥有大智慧的条件，只是由于自身的妄想和执迷，不能够“证得”。我说过，大智慧是和德范联系在一起的。《华严》使用“智慧德相”一语，真是恰到好处。“证得”就是“证悟”，亦即俗所谓觉悟。不能“证得”，就是不能证悟，也就是不得觉悟。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疢，读如趁，即患病的意思，故郑玄注：“犹病也。”按孟子的本义，人的“德慧”存在于人的疾病之中。换言之，也可以说人的疾病是使人获得（或证得）德慧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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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人类要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才有可能达到“德慧”的境界（故达）。否则不过是小术私智，与大智慧根本无与。所以马一浮说：“私智不可以为德，小慧不可以为道。”大家熟知的孟子的另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讲的是同一道理。关键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证得”。能够“证得”，“多难”也可以“兴邦”；不能“证得”，执迷不悟，大智慧固然不能获得，立志兴邦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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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大智慧，是人类的美善境界，是“上善若水”，是“止于至善”。也可以说，是和君子之道、和人类的道德理性连在一起的。而“六经”，则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渊薮，其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敬、诚、信，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源泉。特别是“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之意，主要是人的自性的庄严。“敬”这个概念，已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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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文化精神依归，主要在“六经”，在敬、诚、信。当然还有“和”和“同”，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有不同，才有和。“和而不同”之义在此。张载的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仇、对、反，是象的流动不息，是事物的过程。最后，人类总是要“和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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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华文化总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中央大学共同主办的“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2012年4月22日上午在南京紫金山庄举行。此为本人首日上午所作之主旨讲话的略稿，敬请是正。发表主旨讲话者还有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教授和许倬云先生。发起会议的许嘉璐和刘兆玄两主席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作学术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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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王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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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接受他，你可以不承认他，你可以拒绝他批评他闭起眼睛居高临下贬损他，但是，只要你打开时下不知从哪里长出来的令人目不暇接的五花八门的小报，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一个文学的圈里圈外无人不晓的名字——王朔。书摊摆的畅销书中，中国当代作家除了王朔还能见到几个？1993年1月25日《北京日报》的一篇讲新闻向小说挑战的文章，说“一般老百姓说不出当代小说家除王朔之外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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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回二十年，中国有过全国只有八台戏和一个作家的奇观。好像有一个作家也就够了，因为那年月发不出不同的声音，不需要写出不同的作品。百姓忧心忡忡地焦虑自己的生计、自己的肚皮，谁有闲心关心有没有文学呢？今天打开电视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生活提高了。”因为生活提高才更想提高生活。原先大家都彼此一样每月拿几十元的工资，每月吃三十斤的粮食定量，并不知道还有别的活法。如今小报、电视的热点新闻是经济生活，是谁如何地成了富翁，或富了以后如何更富。大家都在寻找：寻找更好的工作，寻找挣更高的薪金，寻找更快的发展，寻找发挥自己最大潜能的机会。寻找如同中了魔中了邪，开了头就停不下来。出租车开了几年攒足了钱自己买了车做生意了。在三星级饭店当餐饮部经理，当上两年又跳槽到另外的大饭店当副总经理了。当今的中国社会，到处是惊险的跳跃。这应了王朔的一篇小说名：“玩的就是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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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不能理清楚自己的心态因此也未必能准确明晰地表达这种心态的时候，王朔喷云吐雾般地抛出一串串半懂不懂半生不熟的语言，很快地成了人们的流行语。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也是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流行语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王朔的独到之处，是在传统的文学语言里面掺进了非文学语言的成分，而又把非文学语言变成了他的文学语言。他用语言的魔方创造了一种新文体，当然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不洁净的文体，然而任何文学上的语言创新、文体变革，都是以人们暂时不习惯的变体代替已经习以为常的正体。如同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尔特所说：“语言结构是一种行为场所，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和期待。它不是一种社会承诺性的场所，而只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反射，是人类的而非作家的共同性质。它存在于文学礼俗之外，它是按其本性而非按照选择而成为社会性对象的。”（见其所著《符号学原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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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语言是王朔的生活经历的总和，同时也是社会离轨失范之后一代人生活情绪的折射，所以王朔的作品特别受到低次元文化层的欢迎。当有人炒股票炒疯了的时候，一心想发财不要命的时候，或者毫不顾忌舆论爱你所爱的时候，以及当你总感到不被人理解、受尽了欺骗却不想再受欺骗，因而又孤独又敢作敢为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顽主”、“过把瘾就死”、“爱你没商量”这些标志一个脱节时代的精神情绪的语汇，怎能不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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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今年34岁，史无前例的内乱时期恰值他的少年，没有机会受到规范的教育。后来他参了军，在北海舰队服役，复员后在一家医药公司供职。不久又辞职成为一名个体户。所有这些选择，都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个驿站，他的真正才能在文学。他的经历是普通的，但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是特别的。他的语言，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文学方式，对传统思维定式构成巨大的冲击力，是一种无形的消解力量。青年们把他当作文学偶像，戏谑地称他为“京门侃爷”。他自己也一本正经地说：“叫我侃爷，这是捧我。”电视连续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侃”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集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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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见出他文学底蕴的是每一个字都属于他的小说。他常常以调侃的笔调、漫不经心的态度、嬉笑怒骂无不轻松的方式，揭示出社会运行秩序后面的非秩序性，让人们看到生活中正常里面的反常和反常里面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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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生活，不如说是为了证伪。他的语言的生命力量，可以让僵尸跳起舞来。他的作品的文化效应，是对以往僵化传统的解构，包括对文学传统的解构。《顽主》的续篇《一点正经没有》，写安佳的丈夫穷极无聊想当作家，但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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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什么我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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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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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挺好的吗？当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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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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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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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比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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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有累赘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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