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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大诗人陆游之祖父陆佃亦北宋名臣，早年尝受经于荆公（王安石）门下，但于安石所推行之熙宁变法未尽应声附和，后司马光“元祐更化”，仍列陆佃入元祐党人碑。俟安石逝，陆佃又率诸生前往“哭而祭之”。其于朝政势力分野之无所向背之德范，颇似义宁父子在晚清新旧党争中所处之位置。陈三立岂不言乎：“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故寅老忆及家世，每以放翁自比。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有“元祐党家惭陆子”（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7）句；1958年作康有为百岁生日献词，又发慨叹：“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诗集》，页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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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寅老所“悲”之“往事”，多为乃祖乃父与戊戌变法及政变之关系者，其“忧伤苦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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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二十年后之1965年，晚年之寅恪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又以衰病之躯，书写平生唯一之一部家世自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辟专章记述“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再次申明：“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03）要之，即强调陈宝箴、陈三立所主张之变革为稳健渐进之变革，而非激进式变革。戊戌变法遭遇政变之悲剧，乃操持过切之激进变革之悲剧，为乃祖乃父亦为寅老本人深所不取也。所谓“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所谓“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其意其情，其哀其痛，倘在斯乎？倘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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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将陈寅恪先生流露于诗文著述中的此一深层之“哀伤”与“记忆”，视为解开其精神世界牢愁忧结的一把钥匙。而1965年冬日之陈诗《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集》，页172），已将此一深层牢结概括无遗，其中“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之诗句，不啻寅老一生之心路历程并全部著述之主题词。职是之故，笔者于十余年前，经过长时间搜罗爬梳，写就七万言之《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长文，作为陈寅恪研究专书之一章，试刊于2002年出版之《中国文化》杂志。2009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发行学报，复经校勘增补至十万字，收入中华书局出版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因缘得睹此篇之学界友人，无不以为应单独印行以飨同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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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一生之业绩，要以1895年至1898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经由其子陈三立之襄助，所推动之湘省改革功勋最著。晚清改革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徐仁铸、皮锡瑞、唐才常等，因义宁父子之大义感召，一时间齐集湖南。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创办《湘学报》和《湘报》，开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设立保卫局和课吏馆，又拟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但湖南既是改革势力最能发挥的地方，亦是保守势力抵制最顽强的地方。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之反对变革前行之势力，同样极波澜壮阔之盛。故1898年之戊戌变法以湖南为先行典范，同年八月慈禧政变也以湖南所受打击最为沉重。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分别以“滥保匪人”和“招引奸邪”之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们的“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同上）之理想化为泡影。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于京城菜市口，康梁外逃而幸免于难。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皮锡瑞等其余湘省改革人士一例遭受惩处。王先谦、叶德辉诸人则弹冠相庆，王赞叶有摧陷廓清之功，叶许王有力挽狂澜之力。湖南新政在戊戌八月后之凋零景象，有让人潸然泪下而不忍卒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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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所专攻并非乙部之学，因悉心义宁而稍涉晚清史事。故本书之固陋疏误之处，尚祈专门治史之博雅君子多多是正。已往之戊戌变法史研究，不乏及于湘省改革之闳论巨篇，然多以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樊（锥）、毕（永年）等为案例，鲜有从新政的领导者义宁父子之角度据以钩沉研究者。如果此书可从此一侧面补苴罅漏于万一，则幸莫大焉。至于取材运笔之角度，则通过详细梳理甄别所能见及的历史资料，尽量“回到现场”，试图重构当时的人物、事件和故事之互相交错之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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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恰值辛亥首义一百周年，戊戌之难已过去百有一十二载矣。谨以此书献给变革未竟之21世纪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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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9日于京城之东塾，2011年9月13日复经校核润改，载2012年8月22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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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中国文化》创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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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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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国文化》的宗旨是：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不同文化系统的参证比较，探讨中华文化的特质和整合规律，促进文化复兴，推动现代化的进程。选题范围包括中国文化史、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文化学理论、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地理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对艺术与文学的分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着眼点在学术，即主要对文化现象作学术研究。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的关系、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发展战略，将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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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系综合性学术专刊，总的以发表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为主，同时也配以随笔、札记、书评；形式力求多样，提倡文体革新。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和典雅雍容的文言文，均所欢迎。如果遇有确实不同凡俗而又饶有文化韵致的小说或诗歌，也考虑予以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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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刊号开始，将陆续开辟中国文化发生学、中国的文化圈、专学研究、文史新篇、文化与传统、文化哲学、文学的文化学阐释、宗教与民俗、现代文化现象、古典新义、序跋与书评、学苑撷英，以及文化名人专访和学者答问等专栏，为慎思明辨的研究者提供充分的用武之地。并通过文字和图版，摘要报道我国学术界一定时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最新的地下发掘，做到图文并茂，使刊物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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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具有中国学术特点的一些专学和绝学，如甲骨学、敦煌学、西夏学、周易学、许学、选学等，以及为时尚淹没的学科和被冷落的学者，本刊将给予格外的重视。经过深入研究，观点上有创见的文章固所欢迎，学者们发现的新材料和拓展的新领域，同样会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既重独断之学，也重考索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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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新，固然是人心所向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诚如当代学术泰斗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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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学术认知不唯上、不唯书、不泥古、不趋时，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又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贺麟教授1940年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提出的：“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至今仍是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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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审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阐释的：“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同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论已为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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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主张，在学术上应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在广为吸纳国外的各种新观念、新学说、新方法的同时，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在方法上，提倡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反对“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一类抽象比较，主张宏观与微观结合、思辨与实证结合、新学与朴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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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于少，每年只出两卷；《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专，重视专门之学。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临眉睫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也能够走向中国，则是我们的私心所愿，创办本刊的目的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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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在即，意绪怦怦，瞻彼前修，既恂且惊，不求闻达，但求友声。热切希望海内外学术界诸同道给我们以心援笔援，共同耕耘好《中国文化》这块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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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5日本刊主编谨识，载1989年发行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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