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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大诗人陆游之祖父陆佃亦北宋名臣,早年尝受经于荆公(王安石)门下,但于安石所推行之熙宁变法未尽应声附和,后司马光“元祐更化”,仍列陆佃入元祐党人碑。俟安石逝,陆佃又率诸生前往“哭而祭之”。其于朝政势力分野之无所向背之德范,颇似义宁父子在晚清新旧党争中所处之位置。陈三立岂不言乎:“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故寅老忆及家世,每以放翁自比。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有“元祐党家惭陆子”(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7)句;1958年作康有为百岁生日献词,又发慨叹:“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诗集》,页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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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寅老所“悲”之“往事”,多为乃祖乃父与戊戌变法及政变之关系者,其“忧伤苦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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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二十年后之1965年,晚年之寅恪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又以衰病之躯,书写平生唯一之一部家世自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辟专章记述“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再次申明:“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03)要之,即强调陈宝箴、陈三立所主张之变革为稳健渐进之变革,而非激进式变革。戊戌变法遭遇政变之悲剧,乃操持过切之激进变革之悲剧,为乃祖乃父亦为寅老本人深所不取也。所谓“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所谓“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其意其情,其哀其痛,倘在斯乎?倘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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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将陈寅恪先生流露于诗文著述中的此一深层之“哀伤”与“记忆”,视为解开其精神世界牢愁忧结的一把钥匙。而1965年冬日之陈诗《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集》,页172),已将此一深层牢结概括无遗,其中“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之诗句,不啻寅老一生之心路历程并全部著述之主题词。职是之故,笔者于十余年前,经过长时间搜罗爬梳,写就七万言之《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长文,作为陈寅恪研究专书之一章,试刊于2002年出版之《中国文化》杂志。2009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发行学报,复经校勘增补至十万字,收入中华书局出版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因缘得睹此篇之学界友人,无不以为应单独印行以飨同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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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一生之业绩,要以1895年至1898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经由其子陈三立之襄助,所推动之湘省改革功勋最著。晚清改革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徐仁铸、皮锡瑞、唐才常等,因义宁父子之大义感召,一时间齐集湖南。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创办《湘学报》和《湘报》,开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设立保卫局和课吏馆,又拟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但湖南既是改革势力最能发挥的地方,亦是保守势力抵制最顽强的地方。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之反对变革前行之势力,同样极波澜壮阔之盛。故1898年之戊戌变法以湖南为先行典范,同年八月慈禧政变也以湖南所受打击最为沉重。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分别以“滥保匪人”和“招引奸邪”之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们的“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同上)之理想化为泡影。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于京城菜市口,康梁外逃而幸免于难。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皮锡瑞等其余湘省改革人士一例遭受惩处。王先谦、叶德辉诸人则弹冠相庆,王赞叶有摧陷廓清之功,叶许王有力挽狂澜之力。湖南新政在戊戌八月后之凋零景象,有让人潸然泪下而不忍卒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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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所专攻并非乙部之学,因悉心义宁而稍涉晚清史事。故本书之固陋疏误之处,尚祈专门治史之博雅君子多多是正。已往之戊戌变法史研究,不乏及于湘省改革之闳论巨篇,然多以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樊(锥)、毕(永年)等为案例,鲜有从新政的领导者义宁父子之角度据以钩沉研究者。如果此书可从此一侧面补苴罅漏于万一,则幸莫大焉。至于取材运笔之角度,则通过详细梳理甄别所能见及的历史资料,尽量“回到现场”,试图重构当时的人物、事件和故事之互相交错之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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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恰值辛亥首义一百周年,戊戌之难已过去百有一十二载矣。谨以此书献给变革未竟之21世纪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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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9日于京城之东塾,2011年9月13日复经校核润改,载2012年8月22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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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中国文化》创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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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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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国文化》的宗旨是: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不同文化系统的参证比较,探讨中华文化的特质和整合规律,促进文化复兴,推动现代化的进程。选题范围包括中国文化史、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文化学理论、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地理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对艺术与文学的分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着眼点在学术,即主要对文化现象作学术研究。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的关系、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发展战略,将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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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系综合性学术专刊,总的以发表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为主,同时也配以随笔、札记、书评;形式力求多样,提倡文体革新。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和典雅雍容的文言文,均所欢迎。如果遇有确实不同凡俗而又饶有文化韵致的小说或诗歌,也考虑予以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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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刊号开始,将陆续开辟中国文化发生学、中国的文化圈、专学研究、文史新篇、文化与传统、文化哲学、文学的文化学阐释、宗教与民俗、现代文化现象、古典新义、序跋与书评、学苑撷英,以及文化名人专访和学者答问等专栏,为慎思明辨的研究者提供充分的用武之地。并通过文字和图版,摘要报道我国学术界一定时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最新的地下发掘,做到图文并茂,使刊物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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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具有中国学术特点的一些专学和绝学,如甲骨学、敦煌学、西夏学、周易学、许学、选学等,以及为时尚淹没的学科和被冷落的学者,本刊将给予格外的重视。经过深入研究,观点上有创见的文章固所欢迎,学者们发现的新材料和拓展的新领域,同样会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既重独断之学,也重考索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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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新,固然是人心所向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诚如当代学术泰斗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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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学术认知不唯上、不唯书、不泥古、不趋时,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又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贺麟教授1940年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提出的:“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至今仍是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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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审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阐释的:“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同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论已为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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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主张,在学术上应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在广为吸纳国外的各种新观念、新学说、新方法的同时,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在方法上,提倡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反对“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一类抽象比较,主张宏观与微观结合、思辨与实证结合、新学与朴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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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于少,每年只出两卷;《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专,重视专门之学。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临眉睫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也能够走向中国,则是我们的私心所愿,创办本刊的目的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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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在即,意绪怦怦,瞻彼前修,既恂且惊,不求闻达,但求友声。热切希望海内外学术界诸同道给我们以心援笔援,共同耕耘好《中国文化》这块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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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5日本刊主编谨识,载1989年发行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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