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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达至此种人生境界并非易事,所以《十面埋伏》把李延年的诗“北国有佳人”作为影片的主题曲,或作为背景音乐或由小妹反复吟唱。“佳人”的品质是“遗世而独立”,而结句“佳人难再得”,则是全诗的点睛。试想这是多么庄严、幽渺而富于哲学义涵的题旨。比起时下那些浅薄的搞笑以及歪曲历史的戏说,不啻有天壤之别。《英雄》亦复如此,她在各国争雄混战血流盈野的历史时刻,敢于倡言放弃,是何等气魄。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故不可不极审慎而明察。然今日之天下,以兵为戏,已司空见惯。连昧于兵家五事的阿扁陈也欲染指其间,不亦悖夫。国共两党争战二十余年,中有日人进犯屠戮,中华大地,血流飘杵。五十年小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过是小成,何敢闭目高蹈而忘其来路。儒家反认贼作父,佛家忌认贼为子。贼子贼父之不可倚,三尺童子如得母教尚且有知,当政者倘无智障,岂能不晓乎。鹏程《行记》“昧日”一篇,析此理甚详,读之与我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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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曲园《病中呓语》预测其身后世事,多所言中,人以为神。其第五章:“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似指此前五十年的两岸情状。而第六章的诗旨,颇似今天:“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亦可约略涵盖当今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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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自是难得的人才,“遗世”和“独立”两种品格,他均当得。还是十多年前,一位长期旅美的既研究经济学又研究红学的学者,看到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编委中有鹏程的名字,他说这个人喜欢立异,别人这样说,他偏那样说。盖鹏程的性格,确有异乎侪辈、言必己出的特点。他为文简,视事易。揆诸中国思想史上的知行论,他类乎“知固易,行亦匪艰”的一派。为学则不专主一家,吾国固有学术的儒释道三教,均为其涉猎对象。不知者以为驳杂,然他于儒学能得其正,于道家能得其逸,于释氏能得其无相无住。他的学问过程是动态的,静中生动于他无缘,动中取静却给他以生命的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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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天性本乎自然,情感乐见自然之趣,但理性认知,却倾向于识外无境。故他单纯的内心世界,不免存有矛盾,性简每为事繁所苦,知易行易的理想,又常为人事所挌。昔贤为学治事,讲求“知止”,大德智亦主定慧止观并重。鹏程辞陆委之处座,卸佛光之长校,北溟游走,浪迹天涯,吃狗肉,喝压酒,莫非已臻“知止”之境?去年10月7日,我与内子邀请鹏程参加北京知识界的“金秋有约”,他拈得的诗签是:“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也许可为之作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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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鹏程终归是古之文人与今之学人的同生体,就前一层面而言,他可以仰观浮云,俯鉴流水,浸润辞章,自得其乐;就后者而言,他却无法须臾忘情于政治,不能做到完全停止对社会的文化批评。他对台湾社会所持的批评态度,人所共见。客座北大访古览胜期间,大陆社会的诸般世相,也没逃过他的眼睛。百年中国文化传统流失的程度,以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为最甚,随着经济的腾飞发展,如今正在修补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但文化是一深层义涵,传统是一稳固形态,重建如果只停留在浅层模仿,则混淆古今、不分雅郑、荒陋不伦种种悖谬,殊难避免。故祭孔有颠倒祭品、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大不敬,参观世界遗产承德避暑山庄,看到街上有大红布条写着“本店新推出二嫂开苞豆腐”一类广告,推销工艺品的售货员,则一个个“背着清朝服装,见游人至,则皆唱喏”,“男人们也一句句大人万福”。而各种名堂的“学术会议”、“高峰论坛”,又如雨后春笋般争相竞办,不惜重金地“花钱买虚热闹”(红楼梦里赵嬷嬷的名言)。鹏程不禁发为感慨:“暴发大户人家的气象,总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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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敏悟地发现大陆经济发展过速带来的某种隐忧,如果遇到机会我想他会坦诚建言的,只是这样的机会我们此地“永久住民”尚且乌有,他以客座来宾的身份,恐怕不易得罢。台湾的事他更念兹在兹地系念于怀,本书有好几篇都是关于台湾的诤言傥论。他不是逐臣,而是自我放逐,但屈、贾之忧怀,他多少是有的。幸好,他会喝酒,可以化解烦忧;他能写诗,可以稍释愁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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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才有了一点作文的感觉,不妨乘着文兴到鹏程学问与文章的“老房子”里再看看。他学问的本源是诗,为学的根基是中国诗学。他自述生平,只说自己的生命“兴于诗”,其实他的学问也“兴于诗”。他虽未因“诗”以成“礼”,却能够因“诗”以成“学”。2000年9月,鹏程尝以《云起楼诗》见赠,翻读数过,惊为古人之作。他的文章,也深得古人为文的脉理韵致。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文一科,他真的是窥见了堂奥,其文思之快,“日试万言”在他不成问题。至于驱遣文言到娴熟地步,今而后快成绝响了。《行记》中许多篇章,都因熟练地牵引古人诗文,而倍增文笔情趣。《天寒话诗词》一篇,与吴世昌先生商榷如何解词,他步步为营,“以强凌弱”,令人忍俊不禁。但又说吴先生不懂文学,未免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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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古诗文领域,他不时会有“举世无谈者”的孤独。所以当独行燕市之际,忽然得到陈兴武先生《蜗咏三章》,顿时喜形于色。陈诗确写得不错,尤其第三首:“独爱风流惜此身,行藏在我任时人,只今别访名山去,高蹈烟霞望绝尘。”诗味足,措意对景,可慰游子之心。但鹏程似更喜欢方仙桥的《海上》:“一念家山百感俱,吴江枫落渺愁予。杜根涤器甘穷死,梅福成仙定子虚。大错铸成新造国,余生留读未烧书。乾坤自此多长夜,只梦桑田见海枯。”他说每诵及此诗,也经常是“百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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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晚清史事,我猜想他也是由诗文而喜欢同光诸老,然后由诸老之诗文再入于兴衰变幻之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时也受到高阳的影响,高阳的小说越写到后来越逼近历史真境,至少他和高阳应该是忘年好友,彼此切磋晚清史事的机会不会没有。《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多得之于鹏程这方面的学养。《行记》中这类文章,如果不是对晚清的历史与人物掌故烂熟于心,断难写出。而且不只是见景生情,寻常讲些历史故实,而是借以发历史嬗变之感慨,寄寓深切的家国情怀。十七八年前鹏程初来大陆时,目睹中华文化命垂一线,他感到自己是个“文化遗民”,现在面对台湾有人要“去中国化”,他又感到自己成了“另一种文化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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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呵,鹏程!你北溟行走得好辛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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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龚鹏程先生所著之《北溟行记》,2005年5月由台北文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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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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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明报月刊》相见甚晚,她已经是翩翩一少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天下有此隽才。那是因了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命》两篇文章,虽然当时看到的是辗转相传的复印稿,还是让久蒙劫尘的我,有蓦然一曲来天地之感。这是我与《明报月刊》的初识,订交则是彦火兄主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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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明报月刊》已逾不惑之年,我与英时先生因缘晤识,也到了“志学”之岁。环顾当今世界,蚁蝗磨转,不胜今昔。两岸三地,内地人讲的是金钱经济,台湾人讲的是诡道政治,香港人讲的是内地的经济和台湾的政治。当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超越利欲力势的思想,越来越少了。经济学家自己装满了钱袋,已不懂经济。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大学成了赚钱的机器,学术却滑坡了。文化不自觉的思想荒芜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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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曲园老人易箦之时,写下绝句九章,说他身后二百年的世界,都在其中了。人以为奇,称作《病中呓语》。当时是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距今恰好百年之数。第一至第五章昭示的内容,我们在已往百年中国的世变中已经看过了。现在的世势应该是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第五章描述的:“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仍有余绪存焉。至于第七章、第八章提出的愿景:“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前”、“璧水桥门修礼教,山岩野壑访遗书”,陈寅恪先生尚且认为“邈不可期”,我们也不必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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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人类对大自然的失礼失敬,正在引起剧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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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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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附录一:大师与传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现场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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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前和主持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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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主持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泰斗级的人物,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寅恪、钱穆、王国维,还有梁启超等等,他们被我们称为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以至于在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纷纷地感叹,与他们的成就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已经看不见大师了。因此我们也想追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们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他们的治学精神在当今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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