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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二:刘先生,您好,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本科生,这次千里迢迢来听您的讲座,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感觉确实是高屋建瓴,从中外古今,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20世纪的学术大师之间的关系,讲得确实是清晰透彻,受到很多的启发。我这里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现在大家都说,目前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网络,出版产业的发达,导致知识的生产量剧增,以及我们的整个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硕士、博士,有这样一个专业的链条,对人才的生产以及知识的吸收,另外在工作中,人们的这种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那么就您所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专才都很困难,我们怎么样成为一名您所说的通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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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谢谢。你这么远道而来,真的谢谢你。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背景之下,怎么样能够保持学问的单纯性,怎么能够产生通儒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今天演讲透露出的困难所在。今天不容易产生通儒,可是假如一个社会没有通儒,只是一些专门家,它就不容易产生思想。当代,比如说刚故去的,前不久故去的,像费孝通先生,他就是一个思想家,他一生不停止思想,在晚年也没停止思想,我觉得他晚年提出的两个思想非常重要,一个是文化自觉的思想,还一个是“美美与共”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产生通儒,知识储备固然重要,学者们历练自己的思想同样非常重要,包括增加自己的人文关怀,不仅在本专业领域里发言,还应该对社会、对人类发言,这样就容易产生思想家,也有可能产生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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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三:20世纪那些学术大师,以及往上数更加远的那些学术大师,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与诗是不分离的,学与诗兼通。而现在呢,当下的学术界,我们一般的学者可能就没有这个传统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学者丧失了这种传统,是不是跟五四以来,我们放弃文言文作为我们的学术语言有关,因为文化表达跟语言是有关的,如果跟这个有关,我们五四以来所提倡的废弃文言文,只用白话文,对我们的文化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个文化上的现象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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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你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按照我的看法,我觉得现代学术大师,他们很多能写诗,当然写的不是新体诗,而是旧体诗。他们这样一种训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五四以来白话完全代替文言以后的语体书写方式的不足。当然白话代替文言,这个历史过程没法逆转,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没有问题。但现在重新检讨这个转变,我觉得我们对文言文的废弃有点儿太过于绝对了。文言是一种载体,文言这种方式可以增加文章的庄敬性。如果我们觉得中国人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来讲,他有一些大家能够知道的特征,比如说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未免有一点马马虎虎。但孔子是非常强调“敬”这种精神态度的。宋儒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都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提出“敬”或者“主敬”,都是想提升民族文化性格的庄严性。文言这种载体,它可以使文本方式庄严起来,所以古代一直有“临文以敬”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当前国家的重要文诰,重要的外交文献,如果带有一点儿文言,也会显得更加严肃庄重。我觉得文言不必全废。现代学者很多能诗,可以看作是对白话完全取代文言的代价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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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中国的现代学术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他们也创造了许许多多不同方面的学术传统,在这当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希望前人、前辈、大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传统,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裂,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的学术界,可以早一日地重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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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5日下午2时,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播出“大师与传统”节目,此为现场全记录,略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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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附录二: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解放周末》对话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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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痛失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泰斗,让我们的文化天空更添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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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追怀与省思汹涌不绝。更有来自网民的“中国从此再无大师”的感叹,叩击社会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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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大师于我们的意义何在?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而“从此无大师”的背后,又隐含着这个时代关于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的怎样一种贫瘠与苍凉?为此,《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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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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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这段时间以来,人们沉浸在一种追思与感喟中,追思两位同日辞世的大师季羡林、任继愈,感喟大师不再的时代苍凉。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您最初知道二老故去的消息时,刹那是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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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那天上午,我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坐在我身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短信,是季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十分惊惋。今年3月我还带着季老喜爱的比利时巧克力和德国鲜奶酪去探望过他,没想到竟成诀别。我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到了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过世了,比季先生早走了四个多小时。虽然两位先生都是望百之年,但当时心里仍然有难以言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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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尤其在一个大师紧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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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是的,大师很少,所以倍感惋惜。而对他们最好的追思,我以为还是设法传承两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他们的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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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近年来,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作过不少观察与思考,研究的个案不乏大师级学者。在您看来,要有怎样的学识、精神、品格才堪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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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大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比喻性的概念,是对那些在某些领域作出令人景仰的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的一种赞美语词。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在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之后,得出一段结论性的话: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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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们一些被称作大师的人物,内涵似乎略显单调而平面。原因是一个时期“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成了一顶任意摘戴的高帽。而如今,人们又谈“大师”色变,“大师”几乎成了并不荣耀的称号。在艺术和技艺领域,把一些独到的绝活绝艺称为大师之作,是有理由的。人文学术领域荣此称号,要求则比较严格。流行与时尚,与学术大师无缘。但季、任两位先生在各自领域的建树都当之无愧堪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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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他们的无愧之处,正是后人应当深深记忆并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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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术功底深厚是必然的。任先生是科班出身,家学甚好,为人为学极为严谨,一丝不苟。他立言正,言必中,德行谨饬。他的《老子新译》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由他主编、把关同时也参与写作的许多大的课题,如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任先生做的绝不是“挂名主编”。季先生我更熟悉一些,他的风范与任先生不同。他非常朴实、本分、本色,可他学问达致的深度为侪辈远远不及,且横跨诸多学术领域。比如吐火罗文,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人能懂,已是绝学。季先生勤奋惊人,在住进北京301医院以前,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他手里没有不可用的资料,平凡与不平凡的经历和经验,都能够成为写作的素材,所以他能写出《牛棚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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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学问之外,两位先生的治学态度更令人钦佩,这也是他们的学术力量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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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术大家的魅力是多方面的,为学的坚韧性、思想的正当性、胸怀的包容性和人格的高尚性,往往并存于一身。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胸怀、大智慧。有大智慧的人,德范必定也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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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学问的深处,是做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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