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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是的，中国本来有做学问和做人相统一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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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正如人们对季先生的一个评价：最艰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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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他从不忘师恩。人家批判陈寅恪，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许多文化随笔，问题意识很强，有批判精神。他最后几十年，与社会的公正和学术的良知始终保持心理和思想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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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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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您曾断言，中国在近一二十年里人文学术出不了大师级人物。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曾发问，是什么让中国与自身脱离。而我们想问的是，是什么让我们这个时代与大师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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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大师级人物是大时代的产物，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化积累加上时代思潮的刺激，是大师产生的适宜土壤。20世纪前半期，历史转型，思潮激荡，古今中西重新开始对话，一批学富五车、心系家国的学术精英群体活跃在中华大地。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穆、张舜徽、钱锺书等，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季、任两位先生已经是晚一些的风流余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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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是因为土壤变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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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的确，学术土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经说过，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个人之间的观点交锋，不必芥蒂，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然而，如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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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例如学术上的“犬儒主义”，不敢把自己的真思想讲出来，唯恐得罪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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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术研究，如果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好研究的。只有保持学术独立，学者人格才会立起来。关键是学术要远离“商场”和“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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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真正的大师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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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术的诚信基础也在于此。季先生讲过，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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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现在学术也在追逐眼球与喧闹，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学术腐败也屡见不鲜，而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却越来越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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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现象后面是市场化对学术的浸染。经济应该市场化，社会却不能市场化，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把大学推向市场”是再愚蠢不过的主张。学者市场化则是学者人格的异化。事实上，学术是不允许有特权的，做学问的人一定要遵守学术纪律，这是治学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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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归根结底是靠材料讲话，靠真理吃饭。学术本身应该成为学术的目的。王国维、陈寅恪大声疾呼的就是这一点。当年陈寅恪给北大历史系学生的赠诗：“天赋愚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得也是这层意思。人文学术不能过分强调实用。强调实用就难免功利化，从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季先生说，“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大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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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是文化信仰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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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学术失范可以说是近年来社会功利化的一种表现，那么缺少出色的学术成果，很少有大著述，和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国学根底，是不是也有一定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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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多次讲过，20世纪的大师级人物得天独厚地具备两方面的根底，一是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根底，一是西学的根底。国学根底，我们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了。西学根底，宋儒和清儒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说那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有高潮就有低潮，学术流变的路漫长而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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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传统的丢失，会带来心灵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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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会产生文化失重。当时的学人，由于传统文化和国学根底深厚，无论走遍几洲几洋，文化的根性都不改变，文化的自信力永不丧失。你看王国维、陈寅恪，穿着服饰绝不跟着时代潮流走。辜鸿铭就不用说了。当然更主要是思想信念和文化信仰不动摇。“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王国维的话，是何等信仰，何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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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是否和学术体制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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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有的。现在大学、专业研究机构为了追求学术指标的“量化”，忙得不可开交。一年不知要填写多少数据表格。也许这对自然科学是必不可少的举措，但人文学术这样做，我颇表怀疑。数量其实并不是学术价值的基础指标。黄侃去世之前没有留下多少著作，但没有人怀疑他是章太炎之后无可争议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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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对啦，您对国学大师的界定似乎比较严格，季羡林先生也未见您以国学大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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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国学的概念炒得太滥，什么都成国学了。什么都成国学，就没有了国学。我比较倾向马一浮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好处是直接可以和教育结合起来。不过即使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其根基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季先生的学问属于20世纪世界东方学这一块，是大师，但不一定称作“国学大师”。他几年前已经公开辞去，何必再强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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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全面的国家课题制，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特别大的项目，集体制、国家制在所难免。但基本的学术方式，还应该以学者个人著述为主。个人著述能产生思想，产生有深度的著作，而且有学术个性。集体著述，往往是各种思想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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