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02681 我一向认为，并不一定要借由实际的经历，才能感受到中国的冲击力。因此，紧接着这些外交官——他们一向自诩为现实主义者——之后，我谈到了一些与他们同时代但是从未去过中国的人，这些人以小说形式表现他们心中的中国。此时，他们四周，皆是唾手可得的写作素材，因此，无论是笛福还是戈德史密斯的创造力及强而有力的文章体裁，或是沃波尔（Walpole）的讽刺文，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广大读者。基于中国的普受欢迎，加上当时喜好模仿中国文化的风气，受影响最深的法国人，就为此现象取了“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个名词。在十八世纪时，还有一些大思想家，也被从未涉足的中国深深吸引。戈德史密斯曾让他虚构的中国叙述者惊诧地发现，英国人居然自以为比他还懂他的国家。无论是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是赫尔德，似乎都受到类似的指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可得的历史资料中找到自己的观点，尝试创造一个体系，并将他们理解的中国置于其中——不过至少前三位作家曾和熟知中国的人，或是通信，或是见面会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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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83 当启蒙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革命时期，并转进一个全新纪元的十九世纪时，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显然在过程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至于简·奥斯汀扮演的桥梁角色，则是全然不同的，她说明了女性也开始成为中国的观测者了。她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引用马戛尔尼勋爵日记，虽然仅仅一闪而过，然而再加上她弟弟法兰克在广东的亲身经历，却也让我们了解到，十九世纪新一代的西方女性，即将亲身并且长时间地成为中国的观测者了。这些女性多数为美国人，她们笔下的中国，也因为她们的性别与国籍而出现了新风貌：当我们依序读过该世纪初期的埃尔萨·布里奇曼（Elza Bridgman）、中期的简·埃德金斯（Jane Edkins）以及晚期的莎拉·康格（Sarah Canger）和伊娃·普莱思（Eva Price）后，透过她们的双眼，我们见到了充满魅力却又危险重重的中国，其中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更为她们的经验写下了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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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85 十九世纪中期，为了生计，中国劳工首度开始远渡重洋到美国，他们将聚居地建造得类似自己的家乡，于是就出现了美国的中国城。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来到家门里了，这让他们极为不安。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所观测的中国，混合了茫然、哀伤与恼怒；他们难以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脉络下了解这些新移民，因此，他们都尝试让个人的误解人性化，亦即将个人的经验以小说的形式表达。然而当他们一面抗议似乎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社会风气时，一面却又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歧视的态度。接下来的作家则更进一步，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充满仇恨意识的中国人形象：将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城小说，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傅满洲（Fu-Manchu）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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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87 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将两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集体观测与经验加以过滤，形成了一种相当有条理的看法，也就是我所谓的“新异国风味”，其中混杂了暴力、魅惑和怀旧情绪。绿蒂、克洛岱尔、谢阁兰这三位作家，在1895至1915年之间，分别于不同时段居留中国，而且都自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神髓。虽然他们下笔时，均不脱想象的成分，使得他们无法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性格，然而由于三个人都是深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倒也大幅拓宽了西方读者的文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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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89 在确认了——也许有点过分自信——所谓的法国异国风味后，我开始思考，美国社会里是否也有某种中国风味正逐渐成形，正取代中国城粗俗的形象。像格里菲思（D.W.Griffith）《凋谢的花朵》这种电影，虽然再度强调传统主题，认为中国是胁迫和脆弱的化身，但同时也探索了中国文化核心里的一些长远价值。此外，无论是庞德对中国诗作及历史的长篇探讨，或是赛珍珠重建中国乡村生活价值的细腻尝试，都以几乎全然不同的方法追寻相同的主题。比较严苛的观点，则有像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复述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关系时，带有反资本主义意味的寓言，或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述，美国西部小镇毁于中国人激情的故事。虽然谈的都是地方性的中国事物，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些故事都触到了一些永恒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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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91 谈到政治，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争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风潮，此时西方的修辞学必然多少可以派上用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民党首次大规模肃清共产党，共产党于是转往乡间，开始游击式社会主义阶段，接着便是对日抗战。对于中国激进因子具有感知的人，有许多不同的国籍背景，看法更是不尽相同。安德烈·马尔罗从法国作家的中国风写作风格，转而在小说中激情介入象征“人间命运”（同名小说）的中国革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认为，从中国经验中，可掌握革命残忍的程度，以及在革命大背景下似是而非的同情。至于像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这种反威权主义者，则从中国游击式社会主义以及毛泽东质朴的行止中，见到了中国人民获得救赎的希望。格雷厄姆·派克则认为，中国人的神秘微笑，在他所有的经验里是他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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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93 自波罗于1270年代描述全能的忽必烈汗开始，中国统治者的神秘权力就一直是许多西方人观测的对象。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特别衰弱的时期，以及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的四十年间，这种对中国中央集权的看法，已经被对地方性暴乱及潜伏威胁的观照所取代。等到中国由共产党重建了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此政权之本质及随后残酷的朝鲜战争，又将一些观察家的兴趣带回到早期的神秘权力。然而此时，这些观点又与其他的恶劣经验——亦即斯大林主义及纳粹主义，在这两种主义之间似乎孕育出了新的极权组织，而且此组织还能融入绝对专制与绝对统治中——交相混融。在魏复古（Karl Wittfogel）针对过去两世纪意欲建立体系的尝试所作的分析中，以及根据历史记载针对中国皇帝滥权的讨论中，他就表达了这种阴郁的观点。当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展开著名的中国之旅，以期重开中美双方关系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虽然较为温和，在某些方面却也类似于这种对古代君王的看法。在法国作家让·列维（Jean Lévi）的小说里，这种神秘权力的滥用以及所谓绝对权力的空洞化，又再次获得强调，而在他对帝权特质的描述里，则又回到了一世纪以前异国风味在法国流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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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95 本书以三位二十世纪公认的天才作家对中国的观测作为完结篇——虽然这三人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以他们作总结，等于重新强调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亦即中国优点的明证之一，就是它有能力在特定时刻激发并且集中创造力。从这三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借由中国，弗兰茨·卡夫卡表达出他对威权与个人努力的看法，博尔赫斯将流动的时间聚在一起，并呈现了人类意识无限多组合的可能，卡尔维诺则借着多重记忆与经验，使得跨文化的接触与交叉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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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97 读者们可以看出，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基于此，我们委实没有必要责怪或赞美那些制造了这些观测的人。这些刺激经常是被看作负面的，回应因此也相当严峻。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刺激却非常甜美，于是进行观测的人，也会无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其他现实层面，沉浸在喜悦的忘我状态里。更多时候，读者们也想象得到，这些回应是浑杂一团的，而且时间、空间相互重叠，因此想要区分彼此根本是不可能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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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699 有人认为，这些观测有许多将抽象的中国具体化，甚至加以污蔑，这个看法无疑是对的。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经常都既草率又不正确，这些评估也许出于想象，也许根据成见。当我在使用“西方”这个名词时，同样，我也将孕育我的文化具体化了，也许有人会说——确实很多人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西方这种东西。也许吧。然而我们在本书中检视的那些进行观测的人却觉得他们分享了一些共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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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01 在这本书里，我们讨论了许多人，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另一个世界伸出触角，每个人对那个世界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一致称此世界为中国。他们不见得了解这个国家，也不见得尝试了解。他们大多数人知道，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一样，偏执、轻易受骗上当、无知，是紧密关联的。他们大多数人也知道，文字可以变得非常暴力，并具有强烈的杀伤力。我们在他们之中看到了许多带着优越感或是轻慢意味的文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充满尊敬、热情、敬畏的文字。从两组文字中，读者均可追溯出文化与历史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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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03 身为历史学家，我对现实世界中不同层面互相交叉、重叠的现象深感兴趣。窃以为，我私下是这么相信，过于概括性的言论通常都是偏离事实的，个人经验也很难反映出所谓世界潮流。正是在此信念之下，我汇集了这些有关一个伟大但遥远的文化的观测。我们必须想象着我们的领航员和海上探险家——或许还有我们的骗徒，以及那些伤心人——手上拿着相当简陋的仪器，便成就了自己的观测。而且，握着这些仪器的手，还经常因为酷寒而龟裂，或是因热汗而显得油腻。我们的向导正立在不停摇晃的倾斜甲板上，经常因飞沫而视线不明，或者被突然穿透云层的阳光迷惑了双眼。至于他们所向往的地点，则依然又遥远又隐讳不明——“带着哭丧的色彩”——正如绿蒂说的。更何况，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来对了地方。不过，这个风险，却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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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05 [1] 我要特别感谢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对此资料及其他资料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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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07 [2] 我所知，有关此一题目的最佳短篇分析是T. H. Barrett 所著的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1989）。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目的与观点的评论，可参阅 Harold 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1600-1950 （New York, 1962）；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 （Oxford, 1967）；Donald Lach，Asia of Europe, multiple volumes, ongo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1989）；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 1987）；René Etiemble，L’Europe Chinoise，Vol.1（Paris, 1988），De L’empire romain à Leibniz, vol.2（Paris, 1989）, De la sinophilie à la sinophobie；Robin Winks and James Rush编，Asia in Western Fiction （Manchester U.K., 1900）；Lewis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Texas, 1946）；Federico Masini编，Western Humanistic Culture Presented to China by Jesuit Missionaries（Rome, 1996）；以及Thomas H.C.Lee编，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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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12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1707302509]

1707302713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一章：马可波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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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15 The Worlds of Marco 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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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17 在探索过无数文献之后，不出意料，我们发现，西方世界第一本主要讨论中国的书，不仅模糊，而且问题百出。据我们所知，马可波罗的《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或称作《马可波罗游记》，简称《游记》），是1298年他在狱中或遭软禁时，向一位名叫鲁思梯谦（Rusticello）的人口述而成的。此书主要描述马可波罗1271至1295年间周游亚洲的过程。书中特别着墨1275至1292年间，波罗住在中国并为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工作的经历。书中掺杂了待证实的事实、信手得来的资料、夸大的说法、虚伪的言词、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虚构。同样情形其实发生在本书之前与之后许多作品里，但是波罗的书却与众不同，因为他是第一个宣称深入中国的西方人，而他生动的描述也使西方读者印象深刻，至今无法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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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19 波罗的游记并不是第一部具体讨论中国人的欧洲文献，第一位以欧洲语言写下讨论中国人专著的是圣方济修会的修士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他1253年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前往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企图说服蒙哥汗参与基督教反伊斯兰教的大业。虽然鲁不鲁乞并未亲临中土，他却利用在哈拉和林的机会，将当地中国人的生活一点一滴地记载下来。鲁不鲁乞了解，他在蒙古见到的“契丹人”（Cataians），就是罗马人所称的赛里斯人（Seres）或“丝人”（Silk People），因为最好的丝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他在书中声明，他有“可靠消息”指出，在契丹可能有一座城，以“银子做城墙，金子做城垛”。于是他对中国的简短描述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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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21 契丹人口不多，他们讲话时鼻子重重地呼吸；众所周知，所有东方人眼睛都很小。无论做什么，他们的手都极巧，他们的医师善用草药，并能根据脉搏精密诊断。但是他们不采尿样，对于尿液一无所知：这是我亲眼所见，因为在哈拉和林就有这种人。他们还有惯例，父亲从事什么行业，儿子也必须继承衣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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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23 鲁不鲁乞以几句精确的话，描述他对中国书法和纸钱的观察：“契丹人的货币是纸钱，长宽有如手掌，上面以印子打了线条。他们以类似于画笔的刷子写字，把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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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25 在书中其他部分，鲁不鲁乞对某些资料明显存疑。他提到一个故事，说在契丹东部，有一种矮小的长毛怪物，住在“高耸的山岩”间，它们的腿不能弯曲，在遭到浸过酒的诱饵猎捕并刺穿表皮后，滴出的血会形成一种稀有的紫色染料。鲁不鲁乞两次声明，这个故事是一位契丹的僧侣“告诉他的”，他并没有亲眼目睹。此外，契丹旁边有个国家，任何人只要进去了，就会长生不老。鲁不鲁乞表示，虽然对方强调这个故事“是事实”，他个人却“不相信”。[3]鲁不鲁乞关于亚洲的这些报道虽然颇具价值，结果却只成了路易王的私人读物。现在只能找到十三或十四世纪时的三份手稿，而且全部都在英国，这很可能与鲁不鲁乞同时代的英国人罗杰尔·培根有关；培根为学者兼哲学家，极重视此手稿。不过即使培根留存一份手稿供自己研究，波罗也绝不可能有机会拜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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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27 在波罗公之于世的长篇故事中，中国有着仁厚的独裁统治，幅员广大，礼仪繁冗，贸易繁荣，高度都市化，商业往来独出心裁，作战方式落后。这些记载是真是假，至今仍是个谜。另外两个问题同样启人疑窦：波罗究竟去过中国没有？他到底是在写中国还是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情况，更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第一，我们对马可波罗的生活及成长过程所知有限，远少于历史上其他有名的作家。第二，尽管他的游记有不同手稿——自中世纪以来，超过八十种散见于图书馆及私人藏书中，新的手稿还可能陆续出现——我们却没有原始手稿，我们只有散佚的原稿的抄本，这些抄本修改后的抄本，以及翻译和浓缩的版本。我们也不清楚“原稿”的文字。很可能，原稿的文字是威尼斯文或“伦巴底”（Lombard）方言，日后翻译成意大利式法文，再由此译成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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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2729 马可波罗的身份难以确定，这增加了游记本身的神秘性。唯一斩钉截铁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此人存在的资料，是他的遗嘱，那是他在1323年1月9日病重时，躺在威尼斯家中，向一个教士及一个公证人口述完成的。这份文件并显示，马可的妻子朵娜塔当时仍健在，他的女儿中有三位也在左右，分别是凡蒂娜、贝莉拉及莫蕾塔，而且第三位当时仍未婚。遗嘱显示，马可虽未极富，却也小康，这点可从他留给家人及威尼斯宗教团体的遗产中得知。他的社会地位，也在遗嘱中的一段话里露出端倪：“同时我解除我的仆人鞑靼彼得所有的束缚，犹如我祈求上帝将我从所有的罪行中释放。我并允许他保有他家中所有劳役所得的财物，此外，我还要赠予他一百威尼斯里拉。”[5]五年后，基于居住时间长久，而且德行良好，威尼斯城决定赋予这位彼得以威尼斯公民所能享有的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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