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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治，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争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风潮，此时西方的修辞学必然多少可以派上用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民党首次大规模肃清共产党，共产党于是转往乡间，开始游击式社会主义阶段，接着便是对日抗战。对于中国激进因子具有感知的人，有许多不同的国籍背景，看法更是不尽相同。安德烈·马尔罗从法国作家的中国风写作风格，转而在小说中激情介入象征“人间命运”（同名小说）的中国革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认为，从中国经验中，可掌握革命残忍的程度，以及在革命大背景下似是而非的同情。至于像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这种反威权主义者，则从中国游击式社会主义以及毛泽东质朴的行止中，见到了中国人民获得救赎的希望。格雷厄姆·派克则认为，中国人的神秘微笑，在他所有的经验里是他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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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波罗于1270年代描述全能的忽必烈汗开始，中国统治者的神秘权力就一直是许多西方人观测的对象。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特别衰弱的时期，以及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的四十年间，这种对中国中央集权的看法，已经被对地方性暴乱及潜伏威胁的观照所取代。等到中国由共产党重建了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此政权之本质及随后残酷的朝鲜战争，又将一些观察家的兴趣带回到早期的神秘权力。然而此时，这些观点又与其他的恶劣经验——亦即斯大林主义及纳粹主义，在这两种主义之间似乎孕育出了新的极权组织，而且此组织还能融入绝对专制与绝对统治中——交相混融。在魏复古（Karl Wittfogel）针对过去两世纪意欲建立体系的尝试所作的分析中，以及根据历史记载针对中国皇帝滥权的讨论中，他就表达了这种阴郁的观点。当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展开著名的中国之旅，以期重开中美双方关系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虽然较为温和，在某些方面却也类似于这种对古代君王的看法。在法国作家让·列维（Jean Lévi）的小说里，这种神秘权力的滥用以及所谓绝对权力的空洞化，又再次获得强调，而在他对帝权特质的描述里，则又回到了一世纪以前异国风味在法国流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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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三位二十世纪公认的天才作家对中国的观测作为完结篇——虽然这三人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以他们作总结，等于重新强调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亦即中国优点的明证之一，就是它有能力在特定时刻激发并且集中创造力。从这三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借由中国，弗兰茨·卡夫卡表达出他对威权与个人努力的看法，博尔赫斯将流动的时间聚在一起，并呈现了人类意识无限多组合的可能，卡尔维诺则借着多重记忆与经验，使得跨文化的接触与交叉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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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可以看出，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基于此，我们委实没有必要责怪或赞美那些制造了这些观测的人。这些刺激经常是被看作负面的，回应因此也相当严峻。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刺激却非常甜美，于是进行观测的人，也会无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其他现实层面，沉浸在喜悦的忘我状态里。更多时候，读者们也想象得到，这些回应是浑杂一团的，而且时间、空间相互重叠，因此想要区分彼此根本是不可能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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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些观测有许多将抽象的中国具体化，甚至加以污蔑，这个看法无疑是对的。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经常都既草率又不正确，这些评估也许出于想象，也许根据成见。当我在使用“西方”这个名词时，同样，我也将孕育我的文化具体化了，也许有人会说——确实很多人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西方这种东西。也许吧。然而我们在本书中检视的那些进行观测的人却觉得他们分享了一些共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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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我们讨论了许多人，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另一个世界伸出触角，每个人对那个世界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一致称此世界为中国。他们不见得了解这个国家，也不见得尝试了解。他们大多数人知道，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一样，偏执、轻易受骗上当、无知，是紧密关联的。他们大多数人也知道，文字可以变得非常暴力，并具有强烈的杀伤力。我们在他们之中看到了许多带着优越感或是轻慢意味的文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充满尊敬、热情、敬畏的文字。从两组文字中，读者均可追溯出文化与历史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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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历史学家，我对现实世界中不同层面互相交叉、重叠的现象深感兴趣。窃以为，我私下是这么相信，过于概括性的言论通常都是偏离事实的，个人经验也很难反映出所谓世界潮流。正是在此信念之下，我汇集了这些有关一个伟大但遥远的文化的观测。我们必须想象着我们的领航员和海上探险家——或许还有我们的骗徒，以及那些伤心人——手上拿着相当简陋的仪器，便成就了自己的观测。而且，握着这些仪器的手，还经常因为酷寒而龟裂，或是因热汗而显得油腻。我们的向导正立在不停摇晃的倾斜甲板上，经常因飞沫而视线不明，或者被突然穿透云层的阳光迷惑了双眼。至于他们所向往的地点，则依然又遥远又隐讳不明——“带着哭丧的色彩”——正如绿蒂说的。更何况，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来对了地方。不过，这个风险，却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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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要特别感谢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对此资料及其他资料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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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所知，有关此一题目的最佳短篇分析是T. H. Barrett 所著的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1989）。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目的与观点的评论，可参阅 Harold 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1600-1950 （New York, 1962）；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 （Oxford, 1967）；Donald Lach，Asia of Europe, multiple volumes, ongo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1989）；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 1987）；René Etiemble，L’Europe Chinoise，Vol.1（Paris, 1988），De L’empire romain à Leibniz, vol.2（Paris, 1989）, De la sinophilie à la sinophobie；Robin Winks and James Rush编，Asia in Western Fiction （Manchester U.K., 1900）；Lewis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Texas, 1946）；Federico Masini编，Western Humanistic Culture Presented to China by Jesuit Missionaries（Rome, 1996）；以及Thomas H.C.Lee编，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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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一章：马可波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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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s of Marco 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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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过无数文献之后，不出意料，我们发现，西方世界第一本主要讨论中国的书，不仅模糊，而且问题百出。据我们所知，马可波罗的《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或称作《马可波罗游记》，简称《游记》），是1298年他在狱中或遭软禁时，向一位名叫鲁思梯谦（Rusticello）的人口述而成的。此书主要描述马可波罗1271至1295年间周游亚洲的过程。书中特别着墨1275至1292年间，波罗住在中国并为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工作的经历。书中掺杂了待证实的事实、信手得来的资料、夸大的说法、虚伪的言词、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虚构。同样情形其实发生在本书之前与之后许多作品里，但是波罗的书却与众不同，因为他是第一个宣称深入中国的西方人，而他生动的描述也使西方读者印象深刻，至今无法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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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游记并不是第一部具体讨论中国人的欧洲文献，第一位以欧洲语言写下讨论中国人专著的是圣方济修会的修士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他1253年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前往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企图说服蒙哥汗参与基督教反伊斯兰教的大业。虽然鲁不鲁乞并未亲临中土，他却利用在哈拉和林的机会，将当地中国人的生活一点一滴地记载下来。鲁不鲁乞了解，他在蒙古见到的“契丹人”（Cataians），就是罗马人所称的赛里斯人（Seres）或“丝人”（Silk People），因为最好的丝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他在书中声明，他有“可靠消息”指出，在契丹可能有一座城，以“银子做城墙，金子做城垛”。于是他对中国的简短描述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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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口不多，他们讲话时鼻子重重地呼吸；众所周知，所有东方人眼睛都很小。无论做什么，他们的手都极巧，他们的医师善用草药，并能根据脉搏精密诊断。但是他们不采尿样，对于尿液一无所知：这是我亲眼所见，因为在哈拉和林就有这种人。他们还有惯例，父亲从事什么行业，儿子也必须继承衣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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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不鲁乞以几句精确的话，描述他对中国书法和纸钱的观察：“契丹人的货币是纸钱，长宽有如手掌，上面以印子打了线条。他们以类似于画笔的刷子写字，把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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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其他部分，鲁不鲁乞对某些资料明显存疑。他提到一个故事，说在契丹东部，有一种矮小的长毛怪物，住在“高耸的山岩”间，它们的腿不能弯曲，在遭到浸过酒的诱饵猎捕并刺穿表皮后，滴出的血会形成一种稀有的紫色染料。鲁不鲁乞两次声明，这个故事是一位契丹的僧侣“告诉他的”，他并没有亲眼目睹。此外，契丹旁边有个国家，任何人只要进去了，就会长生不老。鲁不鲁乞表示，虽然对方强调这个故事“是事实”，他个人却“不相信”。[3]鲁不鲁乞关于亚洲的这些报道虽然颇具价值，结果却只成了路易王的私人读物。现在只能找到十三或十四世纪时的三份手稿，而且全部都在英国，这很可能与鲁不鲁乞同时代的英国人罗杰尔·培根有关；培根为学者兼哲学家，极重视此手稿。不过即使培根留存一份手稿供自己研究，波罗也绝不可能有机会拜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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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罗公之于世的长篇故事中，中国有着仁厚的独裁统治，幅员广大，礼仪繁冗，贸易繁荣，高度都市化，商业往来独出心裁，作战方式落后。这些记载是真是假，至今仍是个谜。另外两个问题同样启人疑窦：波罗究竟去过中国没有？他到底是在写中国还是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情况，更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第一，我们对马可波罗的生活及成长过程所知有限，远少于历史上其他有名的作家。第二，尽管他的游记有不同手稿——自中世纪以来，超过八十种散见于图书馆及私人藏书中，新的手稿还可能陆续出现——我们却没有原始手稿，我们只有散佚的原稿的抄本，这些抄本修改后的抄本，以及翻译和浓缩的版本。我们也不清楚“原稿”的文字。很可能，原稿的文字是威尼斯文或“伦巴底”（Lombard）方言，日后翻译成意大利式法文，再由此译成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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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的身份难以确定，这增加了游记本身的神秘性。唯一斩钉截铁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此人存在的资料，是他的遗嘱，那是他在1323年1月9日病重时，躺在威尼斯家中，向一个教士及一个公证人口述完成的。这份文件并显示，马可的妻子朵娜塔当时仍健在，他的女儿中有三位也在左右，分别是凡蒂娜、贝莉拉及莫蕾塔，而且第三位当时仍未婚。遗嘱显示，马可虽未极富，却也小康，这点可从他留给家人及威尼斯宗教团体的遗产中得知。他的社会地位，也在遗嘱中的一段话里露出端倪：“同时我解除我的仆人鞑靼彼得所有的束缚，犹如我祈求上帝将我从所有的罪行中释放。我并允许他保有他家中所有劳役所得的财物，此外，我还要赠予他一百威尼斯里拉。”[5]五年后，基于居住时间长久，而且德行良好，威尼斯城决定赋予这位彼得以威尼斯公民所能享有的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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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虽指称彼得为“鞑靼”，并不表示马可波罗自远东得到彼得，也不表示彼得有中国人血统。事实上，威尼斯所有奴隶，无论来自黑海或其他地方，都通称为鞑靼。另外两份法律文件，也略微提到马可波罗，一份是他弟弟马费奥的遗嘱（他较马可富裕得多，并任命马可为财产管理人），另一份是针对一位商人的投诉，因为此人欺骗他，使他失去从半磅麝香中获利的机会；马可随后花钱赢了这场官司。根据这些及其他几个法律文件，显示马可是尼科洛·波罗（卒于1300年左右）之子，并为另一位马费奥（卒于1318年左右[6]）之侄。尽管有许多学者全力钻研，这些文件中没有一份与中国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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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要对马可波罗的生活有所了解，还是必须回到他的书里面。由于对原稿一无所知，我们只能接受现存最早的版本里序言所说，我们现有的稿子，是1298年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狱中向来自比萨的同监鲁思梯谦口述完成的。这点相当可信，因为在十三世纪末期，比萨和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都曾和热那亚交战，热那亚人通常将战俘扣留在热那亚一段时间，或是等待赎金，或是经由外交管道，以交换战俘。大约在此之前二十年，一位来自比萨的鲁思梯谦，正是以讲述亚瑟王的传奇闻名，而马可波罗的书，在形式和内容上和这类传奇正多所雷同。一般的论断是，亚瑟王传奇和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就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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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本人很可能文笔流畅，并在经商途中亲自进行书信联络，但却从来没有写过叙事体文章或旅游记事，而且在十三世纪末，即使贵族阶级，也不普遍识字。马可波罗的《游记》有好几个版本，是以下文作为序言开场的：“尊贵的君主、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武士及市民！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们，如果希望了解各类不同人种、世界不同地区，就拿起这本书，让人念给你听吧。”这种开场白根本就是许多浪漫传奇小说的直接翻版，也正对读者及听众的胃口。[7]鲁思梯谦在记叙时，经常恪守宫廷传奇应有的格式，而不是我们认为像马可这种老练的旅行家所惯用的语汇。比如说，马可波罗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在他的时代远东发生的战争中七场最激烈的战役，但是对于雄壮军容及满坑满谷的残肢断臂，却草草带过，流于浮夸、形式化且千篇一律。正如一位十九世纪以研究马可波罗闻名的学者指出：“很难想象会是由冷静而内敛的马可先生，在热那亚的牢房中踱步，前后七次倾吐出这么悲壮的战事，巨细靡遗，并由忠实的代笔人详细记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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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曾举一个例子，讲述马可波罗某次在战场上的获胜经验。较之其他七次战争，这次经验乍看之下明显较具说服力，因为每处细节都很合理。当时蒙古可汗正在咨询军师团，怎样才能让屡攻不破的中国城市“襄阳府”投降。可汗的将军们自认无能，因为襄阳府的城墙厚实，他们无法直接进攻，而城内又可以经由河流继续运送物资，获得救援。当时在场的还有马可波罗、他父亲及叔叔。波罗的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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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两兄弟和马可先生这儿子发言了，他们说：“全能的君王，我们的随从中有人能够制作投石机，投掷出的大石绝对不是守城卫戍所能抵抗，只要投石机开始投射，他们立刻就会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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