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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Yule 及Cordier，卷一：简介，117页；Herbert Franke, “Some Sinlolgical Remarks on Rasid ad-Din’s Historyof China”，刊于 Oriens，第4期（1951），21—26页；C. W. R. D. Mosley 编，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Chicago, 1991） ，9—10页。Stephen Greenblatt, Marvelous Possc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 （Chicago, 1991），第2章，文中在西方扩张主义的背景下，对于Mandeville 有极巧妙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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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Yule 及 Cordier，卷一：导论，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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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orris Rossabi, Voyager from Xanadu: Rabban Sauma and the First Journey from China to the West （Tokyo and New York，1992），1—2、4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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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ritchley，52页，文中指出他的伯父马可正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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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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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173—175页。参阅 Moule 及 Pelliot 的拉丁抄本“Z”，卷二：xl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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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ritchldy，38—39、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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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oule 及 Pelliot，卷一：304页。在 Critchldy 文中176页，及 Latham 文中196页，也引用了这段话，只是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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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ritchley，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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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Yule 及 Cordier， 卷一：导论，121—127页，以及内文，140、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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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卷一：导论，124页，内文356—358页；还有 Moule 及 Pelliot，卷一：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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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Columbus （Oxford，1991），23、36—37页；Yule及 Cordier，卷二：553、558页；Juan Gil 编，El Libro de Marco Polo anotado por Cristobal Colon （Madrid，1987），ix 及 lxviii，讨论不同版本上出现的不同笔迹，并认为其中除了哥伦布及其子的笔迹外，还有个身份不明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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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uigi Giovannini, Il Milione, con le postille di Cristoforo Colombo （Rome，1989），256、18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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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上，84、72、246、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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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189、178、78、227、252、78、96、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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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242、268、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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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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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154页及注1；137页之图片；253页及注3；Gil，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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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二章：天主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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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holic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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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十三世纪时蒙古王朝纵横中亚与中国，加上欧洲人急于拓展贸易以及十字军的宗教狂热，使得欧洲与中国有机会开始交流。但是随着1340年代黑死病在欧洲蔓延、蒙古王朝1368年灭亡，以及奥斯曼伊斯兰教势力在近东地区兴起，欧洲与中国方才萌芽的接触又被腰斩。明朝永乐年间（1402—1424年），海上探险热潮兴起，触角远及于印度洋及东非海岸，也为重启贸易往来种下了希望。但是这条意义重大的航线，却在1440年代因为经济因素而宣告中断。因此，欧洲人在商务与基督教的版图扩张上，虽然仍以“印度群岛”（The Indies）为中心，但一度也因意外计算错地理位置而偏重美洲，与中国的不定期接触也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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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十六世纪初期，麦哲伦和达伽马这两位航海家却将葡萄牙人带到了中国边界的澳门。在此同时，西班牙人也从他们新建立的美洲殖民地上长征至远东，并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一个基地。正当两个全力拓张版图的国家，还在辩论如何将划分大西洋中线的方法（根据1492年教廷制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应用于太平洋及东南亚的香料群岛时，传教士及商人却已开始从两国涌向中国沿海。这么一来，就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新一波关于中国社会及政府的信息开始流向欧洲，并持续了二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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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波新的信息潮，并未带来有利开端。虽然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初一直和中国人和平贸易，获利也颇丰，甚至获准派遣使节团至北京，商讨进一步的经贸往来，然而他们自己的一名船长西蒙·安特拉德（Simão de Andrade）却将这一切给毁了；他在岸边辱骂并攻击中国官员。当他的言行传到中国皇帝耳中后，葡国使节团人员均被遣送至广东，遭到囚禁、刑求，并被告诫不得再从事贸易。结果就开始了一段于福建外海进行走私贸易的时期，中国政府于是在1549年进一步压制，扣押了两艘葡国帆船，杀了大部分船员，并将余员囚于福建首府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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