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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冗长的司法审判并处决多名人犯后，剩下的葡萄牙人被判终身流放至南中国各地。人犯中有一人名叫加莱奥特·佩雷拉，是葡国军人兼贸易商。1553年左右，加莱奥特·佩雷拉设法买通了中葡双方调解者，重获自由，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寻机写了份报告，记录下个人经验、中国习俗和政府概貌。这份报告1561年进了果阿（Goa）的耶稣会书院，并经院中学童抄录后传到欧洲，成为耶稣会印度传教团年度报告中的附录，接着即刻获译，出现意大利文和英文版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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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遭遇悲惨，加上对中文一窍不通，佩雷拉的叙述自然支离破碎，甚至前后不连贯。但作为继马可波罗之后西方第一份由非神职人员写出的报道，此文自有其意义，也深具启发性。加莱奥特·佩雷拉经常在文中作标记，注明何处为个人经历，何处为道听途说。因此当他谈到北京及南京时，特别表明自己从未去过华北及华中，对二区的了解也完全来自书籍和前辈旅行家的故事；同样，他对中国省级官僚结构组织及职责的细部分析，也显得生硬而陌生。但是当他谈到狱中经验及狱方折磨犯人的技巧时——无论是犯人们在类似大木笼的牢房中摩肩接踵挤睡成一团而全身无法动弹，还是遭竹棍杖打而痛不欲生——他的文字都活灵活现，恐怖至极，使得日后在证明中国人的整人能耐时，他的资料就成了最基本的证据，更让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多拓展了一个层面。佩雷拉这么形容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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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的工具是竹条，由于中间裂开，竹子看起来平坦不尖锐。挨打的人匍匐着趴在地上，刑吏拿着竹条使劲地抽打他的大腿，即使旁观的人也会吓得浑身发抖。抽十下会造成大量出血，二十至三十下会血肉模糊，五十至六十下将需长期疗养，如果是一百下的话，那就无药可救了，而这种重罚，往往施加在那些拿不出任何贿赂以买通监督行刑官吏的人身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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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佩雷拉的叙述，也不只限于中国残酷的一面。事实上，他心胸开阔，接触层面广泛，至今仍让我们深刻领受许多细节。他就像身经百战的军人，注意到了城墙上没有大炮，因此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必可轻易征服中国。他又像个工程师，仔细丈量制造桥梁及道路的石板面积以及建构的诀窍。他也像个商人，留意到河流和养鱼场，注意到各种不同食物间的相对价格，像鹅肉、牛肉、狗肉和蛇肉等，以及驳船上的船桥、征税的方法。他还注意到，中国商人偏好住在城外郊区，以规避城内严格的宵禁；挨家叫卖的各种摊贩，和各色各样的到府服务。[3]由于本身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很称许政府设立的安养所和医院，以照顾盲人、病人及跛脚的人，他也称许街上不见乞丐的情况，并留意到中国人不重视宗教信仰。他认为，基督教的传布必较伊斯兰教容易，因为西方传教士不会禁止中国信徒吃猪肉、喝酒。[4]最让人意外的是，虽然身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即使后来得到了特赦），他却大力赞扬中国的司法体系，而无视其残忍的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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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过中国法律与罗马法以及特别是当时的欧洲法律后，他认为，中国法律有深具弹性的优势。他这种以比较性的观点看中国文化的态度，后来就成了西方世界重要的思考模式。他的说法强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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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质询证人，除了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和荣誉无须仅仅因为另一个人的发誓保证就做了决断，还有另外一个优点。由于听证大堂里总是挤满了人，想要聆听证人的说词，因此只有实话才能过得了关。这么一来，审判过程就不像我们这里，有时候会出现造假，因为证人只需面对检察官和公证人，而金钱的影响又极大。但是在这个国家，除了公开听证的过程，他们也非常敬畏他们的皇帝，而且慑于他的威严，绝不敢有不实之言。总之，这些人有独特的司法审判，较之罗马人或任何其他人都要杰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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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拉以自己的经验重申前述观点，并质疑中国人要是到了西方社会的处境下，会有怎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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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世界里，无论在哪一个角落，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卒，在遭受指控之后，即使无辜，也很难全身而退。但是在这个异教徒国家，我们虽然得罪了两个城里的要员，同时语言不通，缺乏翻译，最后却见到他们因为我们而锒铛入狱，更因为不公不义的关系，官位及荣誉均不保，甚至连死刑都不能免，因为谣传他们还要上断头台：由此即可知他们司法的公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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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让佩雷拉印象深刻的事情包括：城市里人与兽的排泄物均有人细心收集；用筷子吃东西；利用捉鱼后会向主人吐出鱼货的鸬鹚捕鱼；以及密度极高的人口。对于最后一点，他描绘了以下惊人的画面：“触目所见都是人。连不期望见到人的地方，像树旁，也总是蜂拥着一大群小孩。”[7]但如同中国社会有令人气馁的一面——因为“任何不经心的恶言，都会随即四处传布”——好奇的人群也有令人讨厌的一面，使佩雷拉和他的朋友觉得“络绎不断来看我们的人，给我们很大的压迫”。[8]也许是基于坐监经历，也许是根据流言，佩雷拉对中国社会还有一则观感：“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鸡奸，不仅下层社会很普遍，精英阶级也不罕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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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讨论中国时佩雷拉提到了许多新鲜的话题，但是如同马可波罗，他也疏漏了许多我们期待见到的内容。比如，佩雷拉和波罗一样，只字未提茶叶，也没有提印刷术或书法，更没有提到妇女缠足。虽然他谈到，在福州拘禁期间，他和同伴“多次被拘提出狱，在华宅里，任由贵族及其妻妾观赏”，也听人谈过并亲眼见过许多中国妓女，了解她们善于弹奏琵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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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读过加莱奥特·佩雷拉作品的读者中，包括了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克路士在柬埔寨做了一年传教士，紧接着在1556年12月于广东待了几周后，决定要以文字记下个人经验和印象。在手稿完成之前，克路士曾有机缘读到佩雷拉的作品，他毫不保留地称赞佩雷拉为“值得信赖的绅士”，是“不会说谎的人”，所以他从佩雷拉处“引用了大量资料写入文中”。[11]克路士1570年2月死于家乡里斯本，死前正为黑死病患服务，他的记事录同月出版，为身后留下了一些声名。查尔斯·博克舍（Charles Boxer）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多明我修士有幸（也许这不是恰当的字眼），在欧洲出版了第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应当享有一定荣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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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序文中所言，克路士撰写《论文》（Treatise）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以他个人和佩雷拉的经验，尽可能细微地描述中国，使中国能和当时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他所属多明我修会的宣导下，再加上圣方济会及耶稣会的协助，归信天主。克路士认为，对于有意到中国传教的人而言，中国机会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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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提过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政府组织最完善，财产最丰饶（非指金、银、宝石等贵重物资，而是产业、财货等日常应用的物品），中国人还有很多珍贵的收藏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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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觉得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很有价值，因为在当时，仍有许多人不相信旅行家的故事——特别是有关中国的部分，他们总认为那都是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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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提醒读者一件事情，以利他们自己揣度中国的伟大。那就是，一般都以为距离可以增加事物的美感，这点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较传说中伟大很多，因此亲眼所见完全不同于传闻。这点除了我自己，其他人也可以证实。这些都必须亲自目睹，不能仅靠耳闻，因为百闻不如一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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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在中国停留时间虽短，观察却相当精准，因此即使是佩雷拉涵盖过的话题，他仍可为欧洲读者提供许多新信息。例如他注意到，挑粪便的人会将粪桶外表擦得一干二净以减低臭味，他们还经常以这些粪便种出来的蔬菜交换下一批肥料。此外，中国妓女通常是盲人，而且都被迫住在城墙之外（马可波罗也提到此点），她们住在指定的巷道里，由管理人负责登记。她们通常都是被自己的母亲卖给妓院的，并在那里学会弹唱。[15]克路士并且明确记载了鸬鹚捕鱼时脖子上铃响的细节，以及随后被迫吐出鱼货的情形。他还形容舞动钳子般使用筷子的方式，并将其类比到一些有钱人喜欢蓄养的长指甲——“他们都将长指甲维护得很干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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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也谈到中国人的种种生活细节，其中许多是西方人原本闻所未闻的：在广东水面上，强壮而独立的摆渡妇女，她们的衣着与生活方式；人工孵蛋及当地人经营的养鸭场；玩赏笼子里黄莺的乐趣，以及如何将这些笼子凑在一起，让所有的鸟“鸣唱出一片乐音”；在鸡里面灌水或沙，以增加卖出的重量；—般人打架时互扯头发的习惯；印刷术在中国已存在逾九百年的事实。[17]克路士大不同于多数西方人，他颇能欣赏中国音乐之美，他甚至觉得和尚念诵的经文“调子很好”，而中国音乐通常“非常和谐”，中国野台子上的戏剧“演得很好，很生活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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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和佩雷拉所遗漏掉的中国人生活上的三个重要部分，克路士均以正确清晰的文字一一补上：分别是缠足、中文的特色以及饮茶。他认为，缠足具有美学上的功能：“除非生活在海边或山上，女人一般都非常白皙、温柔，双眼和鼻子比例匀称。从小她们的双足就以长布绑住，以维持其小巧，她们这么做，无非因为中国人一向视具有小巧鼻子和双足的妇女教养良好。这种习俗普遍见于上流社会，而非下层阶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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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字，克路士表示，他终于了解，汉字不像西方文字，由字母组成，以横排书写，而是由上到下的直排。汉字总共有大约五千个，每个字都有特定符号，其他族也可以读出这些字。“我以前不了解的事”，克路士说，“现在终于澄清”，而且中国文字“一点都不古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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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茶叶他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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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谁，只要进了比较有品位的人家里，定就有人以托盘奉上瓷杯（杯数视人数而定），里面装着称作“茶”的温水，颜色淡红，有一股药味。茶由一种有苦味的草药制成，他们当作饮料用：无论来人是否熟稔，他们均以此待之，以示敬意，我自己就已多次受到款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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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深知中国的黑暗面，也不吝批评。他叙述人犯遭到“粗如人腿”的竹棍杖打，而且竹棍还先在水里泡过，“以增加疼痛”，描述之生动，不输佩雷拉。对克路士而言，杖打之后的场景一样可怖，因为执法官员宅邸院子里“血迹斑斑”。克路士说，行刑人员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恤，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22]他和佩雷拉一样，觉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不人道的邪恶”，而且“毫无内疚”；不过对克路士而言，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中国人，“那是一种罪，是龌龊的行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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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拉和克路士在他们的中国故事里加了许多新内容，然而他们与二百五十年前的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修士，其实分享着许多相同的商业及宗教观点。在此同时，浪漫小说作家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也从周围可得的故事编织出一连串中国小说。而在十六世纪中期时，葡萄牙冒险家兼小说家平托（Mendes Pinto）也从听来与看来的小说中编了许多故事。平托不同于曼德维尔的是，他曾去过远东；充分证据显示，他去过暹罗、缅甸和日本，时间大约为1537至1558年间，但是他是否去过中国，则值得怀疑。1560年代，他开始撰写工程浩大的称作《游记》（Peregrinations）的手稿，1578年左右完工。不过，该书却在作者过世三十年后的1614年才得以出版。[24]平托很可能深受同为葡萄牙探险家加莱奥特·佩雷拉的影响，不仅从他的回忆录攫取资料，更以他的行事风格作为榜样。因为当时佩雷拉的书已声名大噪，而佩雷拉为了在中国沿海经商，也已经加入一些唯利是图的葡萄牙军人行列，联合暹罗阵营，在1540年代和勃固（位于缅甸境内）打了一仗。他更目睹了耶稣会传教士法兰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遗骸出土过程及随后的宣福礼仪式。平托书中许多最具冲击性、最详细的段落，都围绕着暹罗—勃固一役以及沙勿略死前数年的生活和死去的情形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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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520页的手稿里，平托以大约120页的篇幅描述他的中国之行，其中细节全部取自佩雷拉及克路士之书，他再自行厚颜无耻编纂而成。对于曾经受到中国官方逮捕及入狱的遭遇，他完全采用佩雷拉书中的描述，对于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例如以鸭房养鸭，并利用船只将鸭群运送到饲养场，以及中国人巨细靡遗收集人体排泄物以作肥料之用的细节，则全部节录自克路士书类似的章节，但是他却丝毫未说明出处。[26]不过，平托对中国“极度邪恶的堕落”的攻击，初读也许像是佩雷拉和克路士文章的综合体，实际上却是他个人对教会的指控，因为教会居然“公然在他们之间传教，而且根据神父的教义，这还是一大美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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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食物及奇闻异事时，平托也完全模仿佩雷拉和克路士，唯一不同的是，他通常不遵循两位作家严谨的写作风格，而自行发展出轻佻的语调。比如，当他刚开始谈食品批发场内屠夫如何切、腌、熏、烤时，还显得规规矩矩，但是随着屠夫砧板上的肉品愈来愈怪异，读者的疑心也慢慢升腾了起来。我们会看到，屠夫先准备“火腿、猪肉、熏肉、鸭子、鹅”，接着就是“白鹤、鸨、鸵鸟、鹿、黄牛、水牛、貘、犛牛、马、老虎、狗、狐狸，以及世界上所有种类的动物”。[28]这种荒诞内容，经常出现在平托书中，但是他又会不时钻回较为理性的文字里，让读者误以为，他真的亲眼目睹过书中记载的每件事情。举个例子吧，在谈到狗肉时，他说：“我们看到许多船上装着晒干的橘子皮。在廉价旅店里，他们将橘皮和狗肉一起烹调，以去其膻味，同时增加肉的质感及韧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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