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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189、178、78、227、252、78、96、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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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242、268、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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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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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154页及注1；137页之图片；253页及注3；Gil，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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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二章：天主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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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holic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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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十三世纪时蒙古王朝纵横中亚与中国，加上欧洲人急于拓展贸易以及十字军的宗教狂热，使得欧洲与中国有机会开始交流。但是随着1340年代黑死病在欧洲蔓延、蒙古王朝1368年灭亡，以及奥斯曼伊斯兰教势力在近东地区兴起，欧洲与中国方才萌芽的接触又被腰斩。明朝永乐年间（1402—1424年），海上探险热潮兴起，触角远及于印度洋及东非海岸，也为重启贸易往来种下了希望。但是这条意义重大的航线，却在1440年代因为经济因素而宣告中断。因此，欧洲人在商务与基督教的版图扩张上，虽然仍以“印度群岛”（The Indies）为中心，但一度也因意外计算错地理位置而偏重美洲，与中国的不定期接触也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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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十六世纪初期，麦哲伦和达伽马这两位航海家却将葡萄牙人带到了中国边界的澳门。在此同时，西班牙人也从他们新建立的美洲殖民地上长征至远东，并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一个基地。正当两个全力拓张版图的国家，还在辩论如何将划分大西洋中线的方法（根据1492年教廷制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应用于太平洋及东南亚的香料群岛时，传教士及商人却已开始从两国涌向中国沿海。这么一来，就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新一波关于中国社会及政府的信息开始流向欧洲，并持续了二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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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波新的信息潮，并未带来有利开端。虽然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初一直和中国人和平贸易，获利也颇丰，甚至获准派遣使节团至北京，商讨进一步的经贸往来，然而他们自己的一名船长西蒙·安特拉德（Simão de Andrade）却将这一切给毁了；他在岸边辱骂并攻击中国官员。当他的言行传到中国皇帝耳中后，葡国使节团人员均被遣送至广东，遭到囚禁、刑求，并被告诫不得再从事贸易。结果就开始了一段于福建外海进行走私贸易的时期，中国政府于是在1549年进一步压制，扣押了两艘葡国帆船，杀了大部分船员，并将余员囚于福建首府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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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冗长的司法审判并处决多名人犯后，剩下的葡萄牙人被判终身流放至南中国各地。人犯中有一人名叫加莱奥特·佩雷拉，是葡国军人兼贸易商。1553年左右，加莱奥特·佩雷拉设法买通了中葡双方调解者，重获自由，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寻机写了份报告，记录下个人经验、中国习俗和政府概貌。这份报告1561年进了果阿（Goa）的耶稣会书院，并经院中学童抄录后传到欧洲，成为耶稣会印度传教团年度报告中的附录，接着即刻获译，出现意大利文和英文版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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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遭遇悲惨，加上对中文一窍不通，佩雷拉的叙述自然支离破碎，甚至前后不连贯。但作为继马可波罗之后西方第一份由非神职人员写出的报道，此文自有其意义，也深具启发性。加莱奥特·佩雷拉经常在文中作标记，注明何处为个人经历，何处为道听途说。因此当他谈到北京及南京时，特别表明自己从未去过华北及华中，对二区的了解也完全来自书籍和前辈旅行家的故事；同样，他对中国省级官僚结构组织及职责的细部分析，也显得生硬而陌生。但是当他谈到狱中经验及狱方折磨犯人的技巧时——无论是犯人们在类似大木笼的牢房中摩肩接踵挤睡成一团而全身无法动弹，还是遭竹棍杖打而痛不欲生——他的文字都活灵活现，恐怖至极，使得日后在证明中国人的整人能耐时，他的资料就成了最基本的证据，更让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多拓展了一个层面。佩雷拉这么形容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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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的工具是竹条，由于中间裂开，竹子看起来平坦不尖锐。挨打的人匍匐着趴在地上，刑吏拿着竹条使劲地抽打他的大腿，即使旁观的人也会吓得浑身发抖。抽十下会造成大量出血，二十至三十下会血肉模糊，五十至六十下将需长期疗养，如果是一百下的话，那就无药可救了，而这种重罚，往往施加在那些拿不出任何贿赂以买通监督行刑官吏的人身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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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佩雷拉的叙述，也不只限于中国残酷的一面。事实上，他心胸开阔，接触层面广泛，至今仍让我们深刻领受许多细节。他就像身经百战的军人，注意到了城墙上没有大炮，因此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必可轻易征服中国。他又像个工程师，仔细丈量制造桥梁及道路的石板面积以及建构的诀窍。他也像个商人，留意到河流和养鱼场，注意到各种不同食物间的相对价格，像鹅肉、牛肉、狗肉和蛇肉等，以及驳船上的船桥、征税的方法。他还注意到，中国商人偏好住在城外郊区，以规避城内严格的宵禁；挨家叫卖的各种摊贩，和各色各样的到府服务。[3]由于本身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很称许政府设立的安养所和医院，以照顾盲人、病人及跛脚的人，他也称许街上不见乞丐的情况，并留意到中国人不重视宗教信仰。他认为，基督教的传布必较伊斯兰教容易，因为西方传教士不会禁止中国信徒吃猪肉、喝酒。[4]最让人意外的是，虽然身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即使后来得到了特赦），他却大力赞扬中国的司法体系，而无视其残忍的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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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过中国法律与罗马法以及特别是当时的欧洲法律后，他认为，中国法律有深具弹性的优势。他这种以比较性的观点看中国文化的态度，后来就成了西方世界重要的思考模式。他的说法强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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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质询证人，除了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和荣誉无须仅仅因为另一个人的发誓保证就做了决断，还有另外一个优点。由于听证大堂里总是挤满了人，想要聆听证人的说词，因此只有实话才能过得了关。这么一来，审判过程就不像我们这里，有时候会出现造假，因为证人只需面对检察官和公证人，而金钱的影响又极大。但是在这个国家，除了公开听证的过程，他们也非常敬畏他们的皇帝，而且慑于他的威严，绝不敢有不实之言。总之，这些人有独特的司法审判，较之罗马人或任何其他人都要杰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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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拉以自己的经验重申前述观点，并质疑中国人要是到了西方社会的处境下，会有怎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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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世界里，无论在哪一个角落，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卒，在遭受指控之后，即使无辜，也很难全身而退。但是在这个异教徒国家，我们虽然得罪了两个城里的要员，同时语言不通，缺乏翻译，最后却见到他们因为我们而锒铛入狱，更因为不公不义的关系，官位及荣誉均不保，甚至连死刑都不能免，因为谣传他们还要上断头台：由此即可知他们司法的公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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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让佩雷拉印象深刻的事情包括：城市里人与兽的排泄物均有人细心收集；用筷子吃东西；利用捉鱼后会向主人吐出鱼货的鸬鹚捕鱼；以及密度极高的人口。对于最后一点，他描绘了以下惊人的画面：“触目所见都是人。连不期望见到人的地方，像树旁，也总是蜂拥着一大群小孩。”[7]但如同中国社会有令人气馁的一面——因为“任何不经心的恶言，都会随即四处传布”——好奇的人群也有令人讨厌的一面，使佩雷拉和他的朋友觉得“络绎不断来看我们的人，给我们很大的压迫”。[8]也许是基于坐监经历，也许是根据流言，佩雷拉对中国社会还有一则观感：“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鸡奸，不仅下层社会很普遍，精英阶级也不罕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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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讨论中国时佩雷拉提到了许多新鲜的话题，但是如同马可波罗，他也疏漏了许多我们期待见到的内容。比如，佩雷拉和波罗一样，只字未提茶叶，也没有提印刷术或书法，更没有提到妇女缠足。虽然他谈到，在福州拘禁期间，他和同伴“多次被拘提出狱，在华宅里，任由贵族及其妻妾观赏”，也听人谈过并亲眼见过许多中国妓女，了解她们善于弹奏琵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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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读过加莱奥特·佩雷拉作品的读者中，包括了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克路士在柬埔寨做了一年传教士，紧接着在1556年12月于广东待了几周后，决定要以文字记下个人经验和印象。在手稿完成之前，克路士曾有机缘读到佩雷拉的作品，他毫不保留地称赞佩雷拉为“值得信赖的绅士”，是“不会说谎的人”，所以他从佩雷拉处“引用了大量资料写入文中”。[11]克路士1570年2月死于家乡里斯本，死前正为黑死病患服务，他的记事录同月出版，为身后留下了一些声名。查尔斯·博克舍（Charles Boxer）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多明我修士有幸（也许这不是恰当的字眼），在欧洲出版了第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应当享有一定荣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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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序文中所言，克路士撰写《论文》（Treatise）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以他个人和佩雷拉的经验，尽可能细微地描述中国，使中国能和当时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他所属多明我修会的宣导下，再加上圣方济会及耶稣会的协助，归信天主。克路士认为，对于有意到中国传教的人而言，中国机会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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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提过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政府组织最完善，财产最丰饶（非指金、银、宝石等贵重物资，而是产业、财货等日常应用的物品），中国人还有很多珍贵的收藏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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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觉得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很有价值，因为在当时，仍有许多人不相信旅行家的故事——特别是有关中国的部分，他们总认为那都是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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