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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提醒读者一件事情，以利他们自己揣度中国的伟大。那就是，一般都以为距离可以增加事物的美感，这点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较传说中伟大很多，因此亲眼所见完全不同于传闻。这点除了我自己，其他人也可以证实。这些都必须亲自目睹，不能仅靠耳闻，因为百闻不如一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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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在中国停留时间虽短，观察却相当精准，因此即使是佩雷拉涵盖过的话题，他仍可为欧洲读者提供许多新信息。例如他注意到，挑粪便的人会将粪桶外表擦得一干二净以减低臭味，他们还经常以这些粪便种出来的蔬菜交换下一批肥料。此外，中国妓女通常是盲人，而且都被迫住在城墙之外（马可波罗也提到此点），她们住在指定的巷道里，由管理人负责登记。她们通常都是被自己的母亲卖给妓院的，并在那里学会弹唱。[15]克路士并且明确记载了鸬鹚捕鱼时脖子上铃响的细节，以及随后被迫吐出鱼货的情形。他还形容舞动钳子般使用筷子的方式，并将其类比到一些有钱人喜欢蓄养的长指甲——“他们都将长指甲维护得很干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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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也谈到中国人的种种生活细节，其中许多是西方人原本闻所未闻的：在广东水面上，强壮而独立的摆渡妇女，她们的衣着与生活方式；人工孵蛋及当地人经营的养鸭场；玩赏笼子里黄莺的乐趣，以及如何将这些笼子凑在一起，让所有的鸟“鸣唱出一片乐音”；在鸡里面灌水或沙，以增加卖出的重量；—般人打架时互扯头发的习惯；印刷术在中国已存在逾九百年的事实。[17]克路士大不同于多数西方人，他颇能欣赏中国音乐之美，他甚至觉得和尚念诵的经文“调子很好”，而中国音乐通常“非常和谐”，中国野台子上的戏剧“演得很好，很生活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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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和佩雷拉所遗漏掉的中国人生活上的三个重要部分，克路士均以正确清晰的文字一一补上：分别是缠足、中文的特色以及饮茶。他认为，缠足具有美学上的功能：“除非生活在海边或山上，女人一般都非常白皙、温柔，双眼和鼻子比例匀称。从小她们的双足就以长布绑住，以维持其小巧，她们这么做，无非因为中国人一向视具有小巧鼻子和双足的妇女教养良好。这种习俗普遍见于上流社会，而非下层阶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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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字，克路士表示，他终于了解，汉字不像西方文字，由字母组成，以横排书写，而是由上到下的直排。汉字总共有大约五千个，每个字都有特定符号，其他族也可以读出这些字。“我以前不了解的事”，克路士说，“现在终于澄清”，而且中国文字“一点都不古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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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茶叶他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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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谁，只要进了比较有品位的人家里，定就有人以托盘奉上瓷杯（杯数视人数而定），里面装着称作“茶”的温水，颜色淡红，有一股药味。茶由一种有苦味的草药制成，他们当作饮料用：无论来人是否熟稔，他们均以此待之，以示敬意，我自己就已多次受到款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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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深知中国的黑暗面，也不吝批评。他叙述人犯遭到“粗如人腿”的竹棍杖打，而且竹棍还先在水里泡过，“以增加疼痛”，描述之生动，不输佩雷拉。对克路士而言，杖打之后的场景一样可怖，因为执法官员宅邸院子里“血迹斑斑”。克路士说，行刑人员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恤，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22]他和佩雷拉一样，觉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不人道的邪恶”，而且“毫无内疚”；不过对克路士而言，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中国人，“那是一种罪，是龌龊的行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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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拉和克路士在他们的中国故事里加了许多新内容，然而他们与二百五十年前的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修士，其实分享着许多相同的商业及宗教观点。在此同时，浪漫小说作家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也从周围可得的故事编织出一连串中国小说。而在十六世纪中期时，葡萄牙冒险家兼小说家平托（Mendes Pinto）也从听来与看来的小说中编了许多故事。平托不同于曼德维尔的是，他曾去过远东；充分证据显示，他去过暹罗、缅甸和日本，时间大约为1537至1558年间，但是他是否去过中国，则值得怀疑。1560年代，他开始撰写工程浩大的称作《游记》（Peregrinations）的手稿，1578年左右完工。不过，该书却在作者过世三十年后的1614年才得以出版。[24]平托很可能深受同为葡萄牙探险家加莱奥特·佩雷拉的影响，不仅从他的回忆录攫取资料，更以他的行事风格作为榜样。因为当时佩雷拉的书已声名大噪，而佩雷拉为了在中国沿海经商，也已经加入一些唯利是图的葡萄牙军人行列，联合暹罗阵营，在1540年代和勃固（位于缅甸境内）打了一仗。他更目睹了耶稣会传教士法兰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遗骸出土过程及随后的宣福礼仪式。平托书中许多最具冲击性、最详细的段落，都围绕着暹罗—勃固一役以及沙勿略死前数年的生活和死去的情形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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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520页的手稿里，平托以大约120页的篇幅描述他的中国之行，其中细节全部取自佩雷拉及克路士之书，他再自行厚颜无耻编纂而成。对于曾经受到中国官方逮捕及入狱的遭遇，他完全采用佩雷拉书中的描述，对于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例如以鸭房养鸭，并利用船只将鸭群运送到饲养场，以及中国人巨细靡遗收集人体排泄物以作肥料之用的细节，则全部节录自克路士书类似的章节，但是他却丝毫未说明出处。[26]不过，平托对中国“极度邪恶的堕落”的攻击，初读也许像是佩雷拉和克路士文章的综合体，实际上却是他个人对教会的指控，因为教会居然“公然在他们之间传教，而且根据神父的教义，这还是一大美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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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食物及奇闻异事时，平托也完全模仿佩雷拉和克路士，唯一不同的是，他通常不遵循两位作家严谨的写作风格，而自行发展出轻佻的语调。比如，当他刚开始谈食品批发场内屠夫如何切、腌、熏、烤时，还显得规规矩矩，但是随着屠夫砧板上的肉品愈来愈怪异，读者的疑心也慢慢升腾了起来。我们会看到，屠夫先准备“火腿、猪肉、熏肉、鸭子、鹅”，接着就是“白鹤、鸨、鸵鸟、鹿、黄牛、水牛、貘、犛牛、马、老虎、狗、狐狸，以及世界上所有种类的动物”。[28]这种荒诞内容，经常出现在平托书中，但是他又会不时钻回较为理性的文字里，让读者误以为，他真的亲眼目睹过书中记载的每件事情。举个例子吧，在谈到狗肉时，他说：“我们看到许多船上装着晒干的橘子皮。在廉价旅店里，他们将橘皮和狗肉一起烹调，以去其膻味，同时增加肉的质感及韧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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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贝卡·卡茨（Rebecca Catz）在其新近出版编辑严谨的平托《游记》中说，平托在书中，穿叉运用了四种叙事语气：第一种是谨慎、细心的旁观者；第二种是天真烂漫，坦然将自己不懂的事情摊开在读者面前；第二种是英雄、爱国者、天主教义的拥护者，俨然奉真理为圭臬；第四种是冒险家的大破大立故事。卡茨认为，整本书堪称“尖酸的讽刺文”，目的在贬抑他家乡葡萄牙的风俗习惯，同时嘲笑葡萄牙仍普遍存在的扩张主义者的征伐心态。从这个角度看，卡茨认为，本书既非单纯的冒险故事，也非正经八百的教条，而是“一本具有颠覆性的书”，“不仅欺骗他的同胞，更威胁到了社会的根本”。在有关中国的段落里，他特意采用“乌托邦式讽刺文”，“借由一位周游过世界后发现较自己社会更文明社会的单纯观察者，彰显其效果”。虽然中国人是异教徒，较之同时代的西方人，他们在道德实践上却进步很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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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国情、文化不同而显得最微妙最复杂的，当属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了——这个现象在大约三个世纪前被马可波罗首先注意到。在这里，平托带着读者陷入一连串的人世苦难，使人不知他何处在同情何处在嘲讽。首先谈到的是孤儿。在遭父母遗弃后，他们均由奶妈哺育，并到城里特殊学校学习读书、写字，同时学习一种“专门技术”。接着谈到盲童。他们由磨坊雇用后，要学会操作只需手、无需眼的机器。那些重度瘸腿以致不能操作磨子的人，就被雇去编绳子、篮子，或是搓绳索、编灯芯草。那些双手残疾的人，则背着货品在市场间游走叫卖。那些手脚均残疾的人，会被放在特殊地点——“比如寺庙”——为死者祈福诵经，并从僧侣那里分得一些酬庸。接着，嘲讽的笔调变得普遍。聋子和哑巴会从“长舌妇和无耻贱妇”那里搜集金钱。另一方面，年老染病的妓女，则靠年轻健康的妓女缴出的税金过活；孤女靠着淫妇付出的罚金过日子；而养活那些“游手好闲的穷人”的，则是从“审前索贿的讼师”以及“依违于权势与贿赂之间、不遵法度的官员”身上罚没的钱财。[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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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托在文中，曾提到一个名为维斯可·卡佛（Vasco Calvo）的人在北京城外过着流亡生活，平托是旅行途中在北京城外遇到他的。自1517年汤米·佩雷拉（Tomé Pires）出使失败起，这位卡佛就到了中国，至平托遇见他时为止，已在中国待了二十七年。平托书中，笼统地借用了这位真实世界的卡佛，作为故事原形。卡佛是葡萄牙商人，在中国坐牢时，写了第一封有关中国的信件，在西方披露。但是平托赋予他书中的卡佛全新的生命，不仅让他娶了中国太太，生了四个小孩——二男二女，还让他住在他太太“显赫家族”附近的城镇里。这个中葡混合的家庭上下和谐，井井有条，信仰虔诚。每晚都在家中精心布置、门禁森严的小教堂里，向基督教上帝真诚祷告。这景象使平托和同伴“热泪盈眶”，离开时“深为眼前一幕感动，特别是我们还很了解当时环境的困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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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这种由不同国籍组成的隐秘小基督教家庭，既不可能存在于1544年的中国，也就是平托书中所指的年代，也不可能存在于1570年代，也就是他写此书的时间。但是在平托去世的1583年，这种家庭却起码有了存在的可能。因为就在同一年，经由耶稣会修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与一名同伴的努力，中国出现了继二百五十年前圣方济会之后首个天主教传教团体。渐渐地，他们带领一些中国男女，归信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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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文中谈论他备极辛苦的传教过程，虽然不时夸大，并挟带幻想的情绪，欧洲读者却可经由此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新的认识。利玛窦1552年诞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在罗马的耶稣会书院接受教育；该校的科学与数学均可能为当时欧洲之冠。他同时接受了拉丁文、神学、地理学等广泛的训练，并学习了当时相当重要的诗、词记忆法——利玛窦有位记忆学老师帕尼哥罗拉（Panigarola），宣称能利用当时堪称时髦的记忆学理论回想起十万件心中影像。正式加入耶稣会后，利玛窦被派到位于印度西岸的果阿；葡萄牙人刚在当地建立基地，因此里面有一处天主教教区。1582年左右，他被派到中国南端的澳门，在接受了密集的中文训练后，于1583年进入中国，并在广东附近觅得小屋，住了下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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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利玛窦余生都在中国度过。先是在南方，接着在长江畔的南京，最后在北京，并于1610年殁于当地。利玛窦在中国文化、语言、社会方面的造诣，西方人中无人能出其右。在中国定居不到一年，他就发现要让中国人归信基督，就必须向中国精英证明，西方文化的确有其优越性。为了达到目的，一旦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准，他便制作了一份带有注解的世界地图，以显示西方在地理学和天文学上的造诣；写了一本谈论友谊的书，以强调西方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编了一本讨论记忆的手册，好让中国人知道，西方人对知识的组织能力；并在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通译协助下，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几章。他同时精心安排了一系列宗教讨论会，企图透过一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彰显西方宗教传统的优越性以及西方宗教在逻辑与信仰之间寻得平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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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早期对中国的观点，只有透过写给家人及教会高层的信件才能窥得一二。在他死后，他的同事发现了两份长篇手稿，一份分析描述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一份综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沿革及他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临死前，他毁了第三份手稿，全都是记载他关于宗教方面感想的日记）。两份文稿后来由他的耶稣会教友整理，并翻译成拉丁文，1616年在欧洲出版，出版后立刻就为欧洲对中国的叙述和研究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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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本书之前的文稿，利玛窦笔下的中国，也相当讨喜。相对于“宗教改革”后四分五裂的欧洲——法国和荷兰才各自因为宗教发生了惨烈的战争，腥风血雨的“三十年战争”随即便在1618年爆发——中国却在儒家思想的道统下，呈现出辽阔、统一、有次序的画面。谈到孔子时，利玛窦说：“如果仔细检验他留传下的言行，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异教徒哲学家，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34]利玛窦表示，虽然名义上远在天边的皇帝是国家统治者，实质事务却是由经过考试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统掌控，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如此，社会和谐才得维持。而且，劳工大众各知其位，年轻人的婚姻均由父母妥为安排，缠足习俗使妇女安分地守在家中。此外，年轻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研读艰涩的中文，自然减少了他们变得“放荡不羁”的机会。而中国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也可以轻易地解释为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以及新来者和商人对中国人惯习的方式造成冲击所致。即使饮酒时，中国人也相当节制，宿醉根本闻所未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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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虽然正面肯定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及日常生活，但对于中国人排斥基督教的情形却又感到心痛，他认为，这个现象主要由几个因素造成：第一就是佛教在中国扮演主导角色，而佛教（在利玛窦的描述中）仅是原始迷信，由未受教育、不道德的僧侣把持。第二就是在研究星象时，中国人不相信有科学依据的天文学，反而深信占星术，并且让占星术主导他们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决定。另一个与前面两个因素颇为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原因，则是祖先崇拜。利玛窦花费多年思考这些祭祖仪式，以及它们与信仰基督之间的关系。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中国人不会为了基督教而放弃拜祖，因此，利玛窦重新定义了祖先崇拜。他认为，中国人祭祖是基于对亡者的悼念，而非冀望获得好处的宗教性祈求，这点特质在祭孔仪式中也同样存在。基于此，中国人在归信基督之后，仍可以继续举行祭祖仪式（不过在归信前，必须说服他们放弃纳妾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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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切翻译基督教一神概念的神（God），利玛窦采取了极富机智而又允执厥中的立场。他认为中国字的“上帝”，意思接近“全能主宰”或“最高统治者”，因此相当适用。这就“上帝”的用法而言，是项新的用法。利玛窦并说，其实早在远古中国，一个真神的观念就已经存在了，一直到了十二世纪，深受佛教影响的新儒家思想兴起，取代了旧文化，这种一神的观念才从中国人心中逐渐消逝。为了补充前述解释，利玛窦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天主”，以免传教士和中国教友使用上帝时造成文化上的混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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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冗长的手稿中，利玛窦很少批评中国人。他倒是提到，中国科技会落后西方，乃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将科学充分加以发展，而科学曾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优势；这个论调后来变成很重要的观点。利玛窦写道，中国人“缺乏逻辑法则的概念”，因此“对他们而言，伦理学只是一串的箴言与推理”。同样，虽然“他们一度精于算术和地理，在进行研究并教授这些学科时，他们却显得茫然”。[37]言下之意明显指出，如果能有一套有效的逻辑系统，加上西方擅长的数学与科学，中国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利玛窦文中唯一严厉批评中国人之处，在佩雷拉和克路士的书中也曾出现，平托更是详细作了嘲弄，那就是中国男人中太多人从事鸡奸行为。利玛窦在北京街上，曾经亲眼目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妓，即为一例。利玛窦并估计，北京约有四万妓女——波罗书中猜测为二万。如同克路士，利玛窦也宽大地看待卖淫行为：“这种人应当得到同情，而非责难。他们在无知的泥淖中陷得愈深，我们就愈该为他们的救赎迫切祷告。”[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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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会对中国文明的正面看法，并未因1644年明朝灭亡而终止。到了十七世纪末期的清朝，这种看法仍在继续，主要得归功于当时远赴中国并在当地定居的极优秀的几位耶稣会教士的贡献。清廷让这些教士在钦天监身居高位，重用他们成为皇家心腹，并采用他们的新观念，其中涵盖了医药（包括奎宁）、战备（铸造大炮）、天文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绘画（包括透视法和明暗对比法）。到了1692年，耶稣会甚至获准在中国各地传教，并得以在京城及省城建立教堂。但是，只要想到明朝竟然会亡于满洲人之手——如果明朝既强大又优秀，怎么会轻易让一支来自北方、未受教化的游牧民族征服呢？——欧洲人就不禁满腹疑云。耶稣会在中国精英间的宣教也招致欧洲人怀疑——这些教士们过着优裕的生活，勤学中文，还采用上帝这种近乎异教徒的字眼，并坚持认为拜祖和祭孔这些仪式并非宗教的行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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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籍、脾气暴躁的多明我修会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针对耶稣会提出的指控堪称最严重的控诉之一。闵明我生于1618年，在墨西哥和菲律宾宣教多年后，于1659年抵达中国。1659至1664年间，闵明我一直在中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直到清廷在一次搜捕外国传教士的行动中，将他与其他天主教传教士一起逮捕、侦讯，他在中国的生活才告中断。终其余生，他一直深信，这些磨难都是因耶稣会教士乱搞阴谋、干预政治而起。从1666至1669年，闵明我和其他教士一起被关在广东。之后他启程返回欧洲，在经历噩梦般的暴风雨和奇遇后，于1672年返抵家门，然而这段异国惨痛经验并未降低他对中国的热情，根据他的叙述，在里斯本上岸时他身上穿的正是中国服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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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明我在罗马密集游说了一段时间，反对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精英式、通融式宣教工作，随后他前往马德里，在当地居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于1674至1677年之间，他完成了两部巨著——《论文》（Tratados）以及《争议论》（Controversias）。两书合起来有近百万字，经由这两本书，欧洲方面才得知他对中国的看法。在耶稣会的怂恿下，宗教法庭下令严审《论文》。性格刚烈的闵明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带着一本著作到宗教法庭办公室，建议他们连人带书将他在广场上焚毁。闵明我并指控耶稣会，在印刷场阻挠《争议论》的校样。在该书遭审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取回完整的原稿。《争议论》最后付印时，书中许多慷慨陈义的段落均已遭删除。[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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