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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这种不快经验，贝尔对康熙帝的崇敬并未稍减，他写道：“我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位上了年纪的皇帝都非常和蔼可亲。虽然他年近七十，在位也已六十年，判断力却仍健全，思虑也仍周到；在我看来，他比许多皇子都还要精力充沛。”[15]贝尔并没有因为叩头经历而羞愤难安，正因如此，他文字里才出现了一些新意境，虽然令人意外，却透露了他的自信。因为“和蔼可亲”这四个字，绝不是贝尔之前的朝觐者在正常情况下用来形容中国皇帝的字眼，但是自贝尔嘴中说来，却非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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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进宫朝觐历经叩拜仪式之后，贝尔和使节团其他成员旋即应邀赶赴第九皇子的款宴。当天除了晚宴，还有戏曲表演、特技演出以及声光效果极佳的舞台布置。贝尔再次细心观察，并首次让我们理解到，中国人也开始兴致勃勃地装扮成西方人了；原来看戏的竟成了被看的。晚宴近尾声时，皇子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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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出喜闹剧，虽然有语言障碍，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趣。最后上台的，是一位欧洲绅士：衣冠楚楚，服饰缀满金银蕾丝。他脱下帽子，向所有过往的人深深致意。我必须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中国人做出这个滑稽动作时多么可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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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位中国演员把西方人的滑稽样子表现得非常传神，为了不让客人“受到冒犯”，皇子挥挥手遣下了演员。除去这个嘲弄事件，中国的小丑、特技表演、杂耍艺人都深深吸引着贝尔：“我深信，论到技巧纯熟、花样繁多，很少人能和中国人并驾齐驱，遑论超越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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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子家中看表演时，贝尔曾质疑，这些迷人的演员到底是女人，还是由男童或少年改扮的；他始终不得其解。不过在大街上，首次出使地为伊斯兰教波斯的贝尔却发现，北京女人在观看使节团行进时，“不戴面纱”。[18]等他更深入了解北京后，他写道：“在多数店里，无论男女都不戴面纱。他们非常殷勤，每个店家都会奉一盘茶给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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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类似的殷勤却变得有些尴尬。在北京，有一位热情的“中国朋友”招待他们大吃一顿，最后，贝尔说，“他握住我的手，要求我让大使先回去，我则继续留下，并说我可以从他的妻妾及女儿中挑选一位最中意的，他要馈赠予我。对于这位朋友的慷慨，我只能敬谢不敏，毕竟，这种赠与我自觉不好接受”。[20]其实贝尔当时仍未婚（多年后，他娶一俄国女子为妻，并相偕回到祖国苏格兰）。尽管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贝尔其实很喜欢中国女人。他认为她们，“除了美貌，还有许多优点。她们非常干净，服饰简朴。她们双眼漆黑，眼睛极小，一笑起来就不见了。她们的头发亮如黑玉，在头顶上整齐地盘成一个髻，饰以自制的人造花，看来真是悦目。其中较美的女子，因为较少风吹日晒，面色极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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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众多前辈，贝尔指出，“女孩子一进入这个世界，双足就须用布条紧紧缠起，布条会视情况更换，以防双足长大”，不过他对缠足的看法，却让这个饱受评论的习俗再一次受到曲解：“无论什么阶层的妇女，几乎都待在家里。袖珍双足使她们无法走远路，也使她们的闺中岁月，不会太难忍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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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较美”的女子——也许包括朋友提议做他新娘的那位——面容白皙，那么对贝尔而言，其他女子就“偏向橄榄色”。这些妇女“会为自己添加一些红、白色调，妆点恰如其分”。[23]虽然贝尔沉痛指出，他接着要谈的事完全是道听途说，很显然，他对北京的下层社会其实知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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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在这种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必有许多无所事事的男女；不过较之其他类似的大城市，甚至规模小得多的城市，这种人在北京已经算少了。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莺乱窜，政府在城郊规划了特定地区作为妓女接客之处。这些妓女皆由房东管辖，不得离开妓院到处乱逛。据我所知，这些妓女各有套房，在房间门外，有以工整字体书写成的个人价码、容貌、特质，而价钱则由男客亲手付清。总而言之，这些交易都在房室内安静地进行，而不会搞得四邻不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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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十六世纪观察家，像利玛窦，曾讨论北京的男妓，贝尔却未对此加以评论。也许自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的清规戒律较严的满洲人，即已强力禁止这种行为，或将他们驱散了。不过西方人的心态，此时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套句贝尔的话，他们认为中国男人“游手好闲兼娘娘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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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对中国的评论，整体而言，相当正面，而且似乎认为，中国深具贸易及外交潜力。中国人做生意时，“很诚实，并奉荣誉和公平为圭臬”。也许“他们之中有些人性喜欺诈，善耍花招”，但那也是因为他们“发现许多欧洲人多善此道”。由于中文为单音节，贝尔认为，要学会基础中文以应付日常会话“并不困难”。不过他承认，“若想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程度，就得勤下工夫，还得有相当天赋”。无论是茶叶、蚕丝、锦缎、瓷器或棉花，贸易机会均极佳，因为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有始有终，耐心极佳，值得赞扬”。至于军事侵略，最好免谈。“若想征服中国，我想只有一个国家可能有此能耐，”贝尔得出结论说道，“那就是俄国。”尽管中国偏居世界一隅，贝尔认为，从东南海域进攻中国也许不失为良策，但是欧洲君主实在没必要“自寻烦恼，去打搅这个既强大又好与邻为善的民族，更何况他们一向乐天知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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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贝尔充满赞美之词的评论观之，我们实在不必太过意外，他回到祖国苏格兰多年后，邻居仍可见他穿着购自中国的袍子，在下过雨的郊外骑马奔驰。他的回忆录一直是众所期待的焦点，到了1763年正式发行时，由许多知名人士争相预订的情形即可知其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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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安生（George Anson）准将1743年访问中国，他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印象，却和贝尔有着一百八十度的差距。不过安生的到访，本质上和贝尔截然不同。贝尔是平民出身，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在中国的首都担任高级官员的随员，对于大舞台上的变动毫无个人责任。反观安生，来自有权势、有关系的家庭——他有一个叔叔是英国首席法官——须保障船队官兵安全；还要确定新近掳获的西班牙大帆船不受损伤，毕竟他还能从该船分得五十万英镑。更何况，中国并不欢迎安生这种来自海上的访客，反观贝尔的光临，则是正式被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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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安生正代表了急速扩张中独断独行的大英帝国，不仅自信、好战，而且欺负弱小，急于求进。当时他担任皇家军舰“百夫长号”（Centurion）指挥官，该舰有六十门大炮，但是却出师不利。在航经好望角时，船队中六艘船竟损失了三艘，而从英国出发的961名船上人员，在抵达广东寻求避风港时只剩下335人。他在1743年6月20日，截获了从阿卡普尔科出航准备回返马尼拉的大帆船，虽然打了一场漂亮的海战，“百夫长号”却身受重创，无法航行。因此，当他拖着战利品于7月14日临近广东时，他还以为麻烦已经结束了。孰料，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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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认为，未从事贸易行为的战船，无须缴港口税，不仅如此，还应享受领港及补充物资等服务，而他个人更应由总督开个欢迎会亲自迎接。不过中国官员却告知，任何船只都须缴港口税，想要进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总督正好很忙（天气也太热），无法亲迎。安生却不顾一切，以吊上桁端做要挟，强迫一名中国领航员，硬是溯江而上。不出所料，中国官方当然没有提供任何援助，对于他的所有要求，更是一概回绝。到了9月底，眼见补充物资迟迟不来，始终不得见总督一面，一名军官上岸溜达时不仅被抢而且被打，舰上一根备用船桅又被偷了，这位指挥官的怒火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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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的报告里，还有其他一连串的不幸事件，也都是由这次僵持引起。报告指出，他深信唯有忍耐与择善固执才可能达成目标，并让船队再次出航。不过，他的报告中，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他的结论，特别是他舍弃从佩雷拉至闵明我以来一贯将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的比较性思考方式。虽然他表示，自己深知“不懂得中国习俗的欧洲人”，不可能分析得出中国人的动机，但是这层限制，并没有影响他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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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的是，在欺诈、造假、揩油水上，不能将其他人拿来和中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的天分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根本不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因此可以大胆得出结论，中国人也许乐于讨好指挥官，但是我们却不容易分辨他们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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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上述论点，安生罗列出所有他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的不肖行为，其中包括往鸡鸭肚子里填沙子以及为猪灌水膨胀身体。他得出了如此的结论：“这些例子正可说明这个优秀民族的真正面目，因为一直以来世人听到的都是正面评价。”安生进一步加强他的论调，他指出，受雇协助他谈判的译员承认，中国人对自己的好欺诈根本无能为力，因为那是天生的；这名译员也不时游走在中国人和他的临时雇主之间，讹骗双方。为了更生动地强调自己的结论，安生将译员说的英文以中文的句型结构表达出来（日后称之为洋泾浜英语）；在当时的中国，只要是有西方商人聚居的地方，就有这种英语出现。从此，西方人笔下写到中国时，都会遵循安生这个先例，将中国人说的话以流畅、口语的英文来表达，用的却是中文原本的句子结构。当安生记录他“译员”的话是“中国人很会欺骗，但很有样子，没药救”（Chinese man very great rogue truly, but have fashion, no can help），他很可能记录翔实，但是他也创造了一个叙述范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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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对于他在广东附近观察到的中国军队装备作了简短而鄙夷的批判，并讥讽地指出，中国人自以为是，穿在身上的“盔甲”并非钢铁制成，而是一种“特殊材质的闪光纸”。由于“当地居民的怯懦，加上缺乏正规训练的军队”，中国注定“抵挡不了强国侵犯，连小规模的人犯都难以招架”。[30]不过他更留意的却是他们产业的本质，以及缺乏基本创造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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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制造了大量独特的商品，许多国家也竞相争购，中国人的灵巧与勤奋自然有目共睹。手工艺成就虽然是他们最大的特长，他们这方面的天分却只堪称二流。这些商品在日本也相当普遍，日本人的成就，却让他们望尘莫及，较之欧洲人运用机器制造的精巧性，他们更是无法匹敌。他们最大的特长似乎就是模仿，而所有不入流模仿者的共同点，就是缺乏天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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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术，安生发现，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艺术上的缺陷，是由他们的个性造成，因为他们缺乏崇尚与精神层面的东西。”[32]即使备受推崇的中国文字，也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优越，充满了“执拗、荒谬”。安生表示，当整个世界都忙着学字母时，唯独中国人不理睬这种理性方式，显现了一贯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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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人，完全不知利用这近乎神圣的发明，只知固守由死板符号组成的原始而粗糙的字体。这种方法必会创造出太多生字，根本不是人脑所能记忆，因此写作成了殚思竭虑之事，没有人能充分掌握。而阅读时，更经常无法尽解其意，因为无论是符号和字体的关联，或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联，均无法从书本中习得，须以口传面授的方式代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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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指出，他这番论调，并非研究中国文学或文化之后得来，而是利用与清朝官员往来的机会，观察居间翻译协调的人，处理争论的方式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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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问题根本解释不清，凡是曾参与沟通，曾经历过三层、四层意见转达的人，均深有同感。因此可以想见，由这些复杂符号记录的历史及发明必有许多可疑之处。而这个国家经常吹嘘的知识、古迹，恐怕也未必可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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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之前，没有人发表过以下奇怪论调：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个大骗局，不仅把中国人搞得团团转，就连外国人也不放过。要不是安生的旅游报道于1748年发行之后，立刻广受欢迎，在欧洲四处流传，影响了诸如孟德斯鸠及赫尔德等重要思想家，他这番论调，恐怕早被扫进历史尘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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