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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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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写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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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 Voy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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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路士和闵明我这两位道明修会的修士，在前后相隔一百年的时间里，分别出版了以中国为主题的记事，虽然二人观点不同，那一时期有关中国的详细认知水平却也大幅见长了。其中最重要的资料，当属利玛窦的长篇论述分析，以及耶稣会士自中国寄给其教会高层的大量信件和年度报告。这些资料迅速由教会出版发行，一方面增加教会的声望，另一方面冀望因此得到更多支持。当时还有一些在教会赞助下写成的中国史，其中胡安·门多萨（Juan Mendoza）1587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即为早期的例子。平托的书流传很广，虽然读者们不知其可信度为何——显然读者们是对的。马可波罗的书仍然广受欢迎，然而当时他的可信度也遭到了质疑。在《论文》一段揭露内幕的文字里，闵明我提到，1665年他曾参加一项晚宴，当谈到中国时有人提了个问题：“在讨论到中国时，谁提供了最多的错误讯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还是卫匡国神父（Father Martini）？”卫匡国是当时仍住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他刚刚付梓的书错误百出——有趣的是，其中有些段落直接引用自马可波罗，而非卫匡国个人的经历。晚宴中众人的结论是：“这两个人都是凭着想象在写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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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次闲谈之后的几年内，有关中国的一个全新的信息来源开始产生。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朝政府终于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从此西方开始出现了有关中国的官方报告。一方面是机缘使然，另一方面诚如闵明我在《论文》中所说，如此通商契机岂容错失，不到十年工夫便出现了四个使节团：两个来自荷兰，分别于1668和1687年抵达；两个来自葡萄牙，分别于1670和1678年抵达。随后俄国也派遣了两个使节团。教廷更在十八世纪初期派了两个公使团，尝试澄清自利玛窦以来因中国人拜祖及祭孔所引起的纷扰不断的神学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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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许多多的使节团，虽然都来自西方的主权独立国家，在面对中国皇帝时，仍然必须遵守繁冗的觐见仪式——其中包括九次匍匐在地的叩头，以及许多自贬的话——对中国人而言，这是番邦进入中土必经的程序。虽然西方国家才就主权独立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模式获得协定，为了尽快达到目的，不知不觉间他们竟满足了清廷自以为是的优越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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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此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整体而言，使节团还是使西方接触到大量全新有关中国的信息，而讨论的议题也因此有了重大的改变：由以宣教为重心转为务实性的报道，有些直言不讳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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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由外国使节撰述有关北京之行的完整报告，是荷兰人奥尔佛特·达帕（Olfert Dapper）于1667年觐见清廷之后提出的。报告中详述了朝觐仪式，以及观察年轻皇帝康熙之后的一些感言。[3]但是一直到了1670年，身为葡萄牙使节团成员之一的耶稣会士皮方济神父（Father Francisco Pimentel），才真正开始以写实手法处理他的报告。皮方济报告中的开场白，并不脱前辈传教士的窠臼，极力赞美中国皇帝，“拥有广大的国土，壮丽的城市，贸易兴隆，岁收无限，朝廷雄伟，宫殿华美”，必使欧洲皇帝“自叹弗如”。[4]但是当他开始讨论一些琐碎事情，像是行叩头礼时小心不让帽子掉下来等，他立刻就戳破了中西双方道貌岸然的假象，兀自于文中讪笑不已。[5]而在谈到中国外交礼节上最重要的一环——国宴——时，他的文字更毫无顾忌地泼洒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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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次晚宴，他们都在我面前摆着羊头，那两支羊角之大简直把我给吓坏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我或是由什么特征认出我的，即使坐在不同位置，他们还是可以分毫无误，连续两天将两支大角对准我。那羊头没怎么清理，覆盖的细毛很明显地说明那是一只黑羊。我希望读者不要惊讶，我居然费这么多字，谈这么基本的事情。因为我自觉有责任，打破某些人的迷思，过分膨胀了中国文明，认为中国文明优于欧洲，并应对其顶礼膜拜……我承认中国人温文有礼，中国文明富丽辉煌，但与此同时，有些现象实在令人难以忍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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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方济也将矛头指向备受夸赞的北京城。自马可波罗时期仍名为汗八里开始，北京就不断受到赞美，说此城市规划完善，面积广大，贸易兴旺。但是，皮方济却另有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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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温度极高，更苦的是，风沙极大又极细。只要一上街，我们的头发和胡子就变得和磨坊主人一样，全盖上一层白粉。水质很差，到了晚上：衣服里会钻进一大堆虫子，我们之中很多人都被咬过。到处都是苍蝇，而且会讨厌地叮人，蚊子就更别提了。东西样样贵。街道什么都没铺，据说以前还有，后来鞑靼下令挖掉石板，以方便马匹行走：中国人原来根本不知道马蹄铁为何物。也因此到处都是风沙，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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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方济警告读者，想到北京时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文化而做出错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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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听说这个城市伟大，很可能会联想到里斯本、罗马、巴黎，但是千万别被误导了。我必须警告他，一旦进入此城，他会以为进了葡萄牙的某个穷乡僻壤。由于规定高度不准超过宫墙，房舍都盖得很低，品质更是差劲，墙壁几乎都由泥巴或灰泥糊上竹条盖成，很少用到砖头，窗外也没有景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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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也许说明皮方济所属的葡国使节团，正如荷兰使节团并未享有贸易保护或关税优惠，也没有获准在北京居留。然而十八世纪初期，在彼得大帝治下，一支由伊斯梅洛夫（Leon Vasilievitch Izmailov）带领的俄国使节团运气却好多了。伊斯梅洛夫在1720年向中国提出一些请求，其中两个——在北京设立俄国正教会，并让进入中国的贸易商队数量增加——得到年事已高的康熙皇帝的首肯。康熙也没有完全驳回俄国第三个要求，亦即准许俄国领事长驻北京，只不过他自己的官僚系统横加阻挠，这个提议最后也就无疾而终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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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洛夫使节团扮演了一个角色，其实有助于扩展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这还多亏使节团成员里头出现的一位苏格兰籍年轻医师约翰·贝尔（John Bell）。贝尔兴趣广泛且活力充沛，1714年由爱丁堡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前往俄国，希望在沙皇彼得的宫廷里试试运气。不旋踵，他受派跟随一个俄国使节团展开前往波斯的漫长旅程。回国后，他得知伊斯梅洛夫即将启程赴北京，于是再度申请担任随团医师，又一次受到录用。[9]贝尔的文字大不同于前人，传统上，不论明示或暗喻，有关中国的描述都从天主教的观点出发。但如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已不具吸引力，政府组织结构也不是重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正式、有探索意味、具人道精神甚至质疑的文字，完全合乎当时理性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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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方济神父在谈论宫廷宴会时，虽然兼具了评论性及诙谐性，但却并未尝试对这一经验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反观约翰·贝尔，在同样场景下，他不只谈论一些令人反感的事情，更进一步加以解释。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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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留意到此地人杀羊的非常手段。他们在两根肋骨之间以刀子开一个口，把手伸进其中，挤压心脏直到其死亡；这么一来，所有血液都可留在体内。等羊一死，饿得等不及的人不待清理，就将胸肉、臀肉连同羊毛一起割下，放到炭火上烧烤，接着将烧焦的羊毛刮下，大啖一番。根据我个人经验，即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没一丝怪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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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俄国使节团同行，由圣彼得堡前往北京，贝尔走的是陆路；一般西方人则惯走海路，自福州或广东进入中国。因此他对目的地的第一印象是，“著名的城墙，在群山顶上绵延不绝，直向东北。团里有人大叫‘陆地’，好像我们一直在海上漂行般……城墙从一处高岗伸展至另一处高岗，中间穿插着方形的哨亭，即使从这个距离看来，也是慑人的宏伟”。有了亲眼目睹的经验后，他对中国的好感更加深了一层。“我们好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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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通道紧挨一条小溪的南岸，溪中满是大石，都是雨天自岩壁上剥落下来的。山崖上点点茅屋散布，间杂着零星耕地，仿佛中国瓷器或其他艺术品上人物山水画再现。许多欧洲人也许会以为这些都是幻想，其实一切都是真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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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正时兴细部观察，贝尔的注意力因此遍及每一件琐事。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还是贸易买卖，或是处理疑难杂症的灵思巧手，都让贝尔兴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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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子里，我的落脚处正是一位厨师的家，这使我有机会观察到这些人的灵巧，即使小事也不例外。我到房东店里去看他，见到六只壶子在案上一字排开，每个壶下都有个开口，以接受小树枝、干草燃烧出的火力。他只要一拉皮带，一对风箱就开始抽动，所有的壶顷刻间便沸腾了。这些壶都很薄，由铸铁造成，内外均极平滑。大城市附近燃料有限，迫使人们想出了最经济的烹调方法，还可为长达两个月的寒冬增添温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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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部描写上，皇帝和厨子得到等量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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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跷着二郎腿，坐在御座上。他穿着一件短短宽大的貂皮外衣，皮毛翻在外面，间杂着羊皮条纹。里面则穿着黄丝长袍，绣着五爪金龙；这身穿着除了皇室，无人可以尝试。他头上戴着瓜皮帽，以黑狐皮制成，帽顶上有一粒巨大华美的梨形珍珠，配上垂于其下的红丝流苏，就是我所见到这位君主的仅有饰品了。御椅也极简单，以木头制成，但是做工精细，距离地面浅浅的五阶，四周开阔，左右各有一巨大黑色亮漆屏风挡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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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洛夫曾积极运作，希望自己不用向康熙叩头，但由于中国礼仪官冥顽不灵，他还是被迫作了让步。贝尔记述此事时，既无怨怼，亦无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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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官带着大使回来，接着命令全体下跪，向皇帝深深鞠躬九次。每鞠躬三次，就得站起来，然后再跪下。我们虽然费尽心力，希望免去这道仪式，却徒劳无功。礼仪官站在一侧，以鞑靼话发号施令，分别是磨固（morgu）和波士（boss），第一个词是鞠躬的意思，第二个词则表示起立，两个词都让我久久难以忘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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