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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制造了大量独特的商品，许多国家也竞相争购，中国人的灵巧与勤奋自然有目共睹。手工艺成就虽然是他们最大的特长，他们这方面的天分却只堪称二流。这些商品在日本也相当普遍，日本人的成就，却让他们望尘莫及，较之欧洲人运用机器制造的精巧性，他们更是无法匹敌。他们最大的特长似乎就是模仿，而所有不入流模仿者的共同点，就是缺乏天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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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术，安生发现，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艺术上的缺陷，是由他们的个性造成，因为他们缺乏崇尚与精神层面的东西。”[32]即使备受推崇的中国文字，也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优越，充满了“执拗、荒谬”。安生表示，当整个世界都忙着学字母时，唯独中国人不理睬这种理性方式，显现了一贯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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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人，完全不知利用这近乎神圣的发明，只知固守由死板符号组成的原始而粗糙的字体。这种方法必会创造出太多生字，根本不是人脑所能记忆，因此写作成了殚思竭虑之事，没有人能充分掌握。而阅读时，更经常无法尽解其意，因为无论是符号和字体的关联，或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联，均无法从书本中习得，须以口传面授的方式代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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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指出，他这番论调，并非研究中国文学或文化之后得来，而是利用与清朝官员往来的机会，观察居间翻译协调的人，处理争论的方式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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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问题根本解释不清，凡是曾参与沟通，曾经历过三层、四层意见转达的人，均深有同感。因此可以想见，由这些复杂符号记录的历史及发明必有许多可疑之处。而这个国家经常吹嘘的知识、古迹，恐怕也未必可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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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之前，没有人发表过以下奇怪论调：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个大骗局，不仅把中国人搞得团团转，就连外国人也不放过。要不是安生的旅游报道于1748年发行之后，立刻广受欢迎，在欧洲四处流传，影响了诸如孟德斯鸠及赫尔德等重要思想家，他这番论调，恐怕早被扫进历史尘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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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也是安生的读者，他曾代表东印度公司及乔治三世在1793年造访中国。马戛尔尼学养极佳，如果有人得在贝尔及安生的两极论调间得一结论，他是最佳人选：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与爱德蒙·伯克、伏尔泰、萨缪尔·约翰逊、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等人为友；曾出使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圣彼得堡，从事复杂外交任务；担任过格林纳达总督，期间并经历了1779年遭法国人俘虏的耻辱；并于1780至1786年间，担任马德拉斯总督。除了阅读安生及贝尔（他的名字未在最初的订书单上）的书，马戛尔尼还读了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du Halde）所著并于1735年出版的总共四册的中国史，以及莱布尼茨及伏尔泰有关中国的哲学思考。在他曾出使的俄国宫廷里，由于叶卡捷琳娜大帝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她曾下令建造了一个中国小镇，而马戛尔尼也曾前去一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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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触过这么大量正负两面交杂的资料后，马戛尔尼对中国产生了正面的印象。这点可由他1793年8月初抵达中国后不久写的日记看出。当他站在船上，观看中国人卸下他带来的礼物、行李时，他发现，“中国水手非常强壮，事情做得也很好，不停地唱歌吆喝，但是井然有序，规规矩矩，同时聪明又认真，每个人似乎都了解自己分内的工作，也都恪尽职守”。中国妇女看来也健康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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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行动敏捷，使我们误以为她们未曾缠足。据说，这种风俗在较下层社会，特别是北方地区，已经较不普遍。这些妇女都饱经风霜，但是并不难看，她们将粗黑的头发编成辫子，以簪子固定在头顶。四处可见儿童，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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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归所有印象，马戛尔尼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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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他们，我深受震撼，不禁脱口而出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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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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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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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多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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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新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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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出色的人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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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代表乔治三世，带了许多礼物送给乾隆，其中包括望远镜、天象仪、地球仪、一大块透镜、气压计、钟、气枪、西洋剑、德比花瓶、瓷像，以及一辆马车，他并希望从乾隆处获得下列优惠：取消对广东及当地一小群有照中国商人的贸易限制，对英国人增开新的港口，长期关税协定，在北京设立永久英国领事馆。[36]较之七十三年前约翰·贝尔参加的伊斯梅洛夫使节团，这些要求其实大同小异。但是马戛尔尼为大英帝国代表，自视为英国尊严的拥护者，因此在某些地方，特别是他认为像叩头这种有辱国格的事情上，他的态度就比较接近安生，而非伊斯梅洛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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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的报告，很自然反映了他个人的偏重。他花了极大篇幅，叙述他如何和汉人与满人官员就叩头问题周旋，直到获得合理的安排。马戛尔尼表示，清朝官员首次在1793年8月15日，提到这个话题，话中混合的“技巧、明言、暗语”，让人“不能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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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他们谈起不同国家所流行的不同服装，在假装检视我们的衣服后，表示还是较喜欢他们自己的服装，因为宽松不受束缚，在任何场合，当皇帝出现了，而须全体下跪俯伏时都不会受到牵绊。他们因此对我们膝扣和袜带的不便感到同情，并暗示我们，进宫之前最好将其解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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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口舌技巧很快就让马戛尔尼及随员感到厌烦，尽管一些满人高官还“灵活示范”叩头过程。[38]这个问题纠缠了几个星期才获得解决，马戛尔尼同意，单膝下跪并鞠个躬——清朝官员要他双膝下跪——双方并同意，亲吻皇帝的手这一环可以省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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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终于见到八十三岁的乾隆，呈献上礼物，正式提出改善贸易待遇的要求，但是得到的答案却不痛不痒。马戛尔尼并不灰心，他在日记中这么记述清帝：“他的举止有威严，但和蔼可亲，甚至纡尊降贵，对我们的接待也非常慷慨，令人满意。他是位慈祥的年长绅士，仍然健康有活力，看起来不像是超过六十岁的人。”[40]贝尔也曾用同样字眼“和蔼可亲”，形容乾隆的祖父康熙。马戛尔尼这么形容乾隆，可能与他随身十二岁的男仆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所受恩惠有关。斯当东在船上数月期间，曾随着老师学中文，因而得以在大庭广众下和清帝简短地交谈。乾隆大表赞赏，并自腰带上取下绣花荷包送给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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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记中充满了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在出使接近尾声时，马戛尔尼的感觉却是戒慎恐惧兼精疲力竭，甚至到了反感的地步。他发现，自己对中国生活及社会习俗的一片赤诚，一点也不受中国人欣赏，反而被怀疑为“暗中搞鬼”。[41]他知道自己一直受到“严密监视。我们的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甚至琐碎的生活细节，都受到一种好追究甚至嫉妒的方式窥视着。所有以前读过的有关中国的历史，此时已无任何意义”。[42]当马戛尔尼向一名清朝大臣表示，自己对某些中国历史颇有研究时，这位大臣“只惊异于我的好奇心，却不对我的知识有任何尊敬”。中国人并宣称，英国人所汲汲营营追求的中国知识，“跟他们无关，对我们无用”。[43]马戛尔尼以几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形容清朝中国为“又老又疯的一流战士”，一直让邻居震慑于“她的庞大及外表”，却因为无能的领导者注定“要在海岸上被撕成碎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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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戛尔尼仍能持平地表示，在中英双方得以接触的少数地方，例如广东，英方在减少双方摩擦上，没做对过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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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们敬而远之。我们的穿着和他们南辕北辙。我们对他们的语言一无所知（我想这种语言应该不会太难，因为小乔治·斯当东早就学会说与写了，并在许多场合发挥巨大效果）。因此，我们几乎完全仰赖雇用的少数几个老实而又脾气好的中国人，而我们片片断断的对话恐怕也没办法让这些译员准确了解。我怀疑潘启官（Puankhequa）或穆罕默德·苏仁（Mahomet Soulem）如果到“皇家交易所”做生意，可以做得出任何名堂，特别是他们还穿着长袍，头戴小圆帽或头巾，又只能操中文或阿拉伯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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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到，乾隆及其大臣也见过了，冗长谈判也开过了，使节团的开销依然庞大，结果却仍一事无成，马戛尔尼就忍不住对中国长寿皇帝下了些评语：“我见到了‘荣耀的所罗门王’。我会这么形容他，因为见他的一幕，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出同名木偶剧。那出戏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印象，让我觉得那是人类成就与幸福的极致表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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