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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中国东域；大胆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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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教诲，传回英伦人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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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接受这远来的真理；就像善模仿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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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游的酋长那里把金色的羊毛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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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的人不仅更加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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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赞美冒险犯难的年轻人，将它们携回巷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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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么高的推崇，戈德史密斯的评论还是相当谨慎；对于有些作家全力支持的古典风格，他还不能完全忘情。他认为，墨菲的作品已失去原著的“平静淡泊”——原著的翻译曾出现在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1735年所写的长达四册的中国史中——因此戈德史密斯自认其评论还优于墨菲的剧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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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的作品，此时完全以中国作为导向，他还开始写作一系列“中国书信”，而其中国主人翁的名字都是他从有关中国的小说或篇章中看来的。[23]这些信件后来集结成了书信体小说，谈论一名中国学者在伦敦的经历，学者之子的冒险经过及其在亚洲发生的真爱。1760至1761年间，这些文章一周两次在《公簿报》（The Public Ledger）上发表，总共九十八篇，极受欢迎。除了这九十八篇文章，戈德史密斯再加上几篇主题不一的论文，于1762年出版了一套分为上下两册的小说。这套书比他单篇的文章更受欢迎，并真正成就了他的文名。接下来几年，他乘胜追击，发表了几本小说，终至巩固了自己大作家的地位。这些书分别为《韦克菲尔德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1766）、长篇叙述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1770）以及戏剧《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nquer）（1771）。由于一连串的成功，1772年他甚至受委托撰写中国历史。但是他将这份差事交给一位相识不深的朋友，此人写了一本错误百出的书，以致校样稿落入了必须全毁的命运。戈德史密斯死于1774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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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的序言，虽然简短，却把自己对十八世纪中期弥漫中国风的怀疑观点，给出了令人欣赏的叙述。文中，戈德史密斯以一位中国学者书信“编辑”的角色出现，他表示，若论及这位学者的学问及严谨态度，根本没有尺度得以丈量。接着他以诙谐口吻，道出了他采用的比较式议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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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人和我们大同小异。生活品位而非距离，才是决定人类差异的关键。生活在极端不同地带的野人，都有一种共同性格，就是缺乏远见而凶残。反观有文化的国家，无论彼此相隔多远，都采用相似的方法寻求精致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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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间的区隔是很有限的；本书中出现的中国人就因此显得很特别；文中所有的预言和典故都来自东方：我们的作者保存了他们的一板一眼；许多他们重视的道德规范也罗列书中。中国人一向言简意赅，他也是；中国人单纯直接，他也是；中国人严肃而好说教，他也是。但是有一点他们特别相似：中国人大都乏味，他也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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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对中国的道德百思不得其解时，戈德史密斯做了一个梦，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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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泰晤士河是结冰的，我只好站在河岸上。冰面上设了几个摊子，一名旁观者告诉我，时尚展览会要在这儿举行。他接着说，每个带着作品参展的人都会受到热诚接待。我决定从岸上安全地点远眺会场，一方面唯恐冰封不够坚固，一方面在梦中我向来胆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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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住了安全地点，戈德史密斯看着马车一辆一辆驶过，许多车中装满了“中国式的家具、装饰品及火药”，它们在冰上安全地来来回回，很快就将货品卖个精光。戈德史密斯勇气大增，决定推着一辆小型独轮车，到冰上贩卖“中国道德”。但是冰面似乎连一小车道德都承受不了，裂了开来，“独轮车和所有东西都沉到了水底”，戈德史密斯同时从梦中吓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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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书中，除了他引用的中国学者李安济（Lien Chi）的信件，还有许多篇针对英国服饰、欺诈、荒谬和政治的尖锐评论。该书大受欢迎确是其来有自。但是最足以和戈德史密斯在序言中就道德的模糊性大加议论相呼应的，应数第十一和第三十三封信了。在这本书信体小说中，第十一封信是李安济写给在北京的朋友冯宏（Fum Hoam）的，谈论奢华、美德与快乐之间的关系。笛福坚信，奢华使人堕落，而无节制的奢华正是戈德史密斯在序言中嘲笑的对象。但是李安济征询他的朋友：“较之清心寡欲的生活，难道享乐不会让我更快乐？”李安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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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上所有富裕而文明的国家，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先经历奢华，他们不会成就文明；你会见到，举凡诗人、哲学家，甚至爱国志士，都曾搭上奢华的列车。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发现了知识与感官享受的关联后，我们才会对知识产生兴趣。我们先依照感觉行事，接着，思想才会对新发现加以评断。如果你向戈壁沙漠上的土著传授探测月亮的方法，他一定觉得乏味，奇怪怎么有人会对这种事情发生兴趣，还把珍贵仪器用在上面。但是如果你将此事趣味化，表示不仅可以有利于航海，还可以有更暖的外套、更好的枪、更利的刀子，那么他一定立刻欣然接受。换句话说，我们只会对欲求的东西发生探索的兴趣。不论怎么否定，奢华刺激我们的好奇心，并让我们产生欲望，希望更有智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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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共享奢华时，政治结盟会更容易；当大家都有自利心时，会产生更多优秀的公民；高度消费能力，可造成完全就业。因此，李安济引用孔子的话说：“只要不伤身，我们应该尽量享受生活中的奢侈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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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三十三封信却清楚显示，李安济自以为毋庸置疑的人生观，如果期望英国人接受，就必须先吻合英国人的思考模式。在这绝妙的一章里，有着强烈的开头，“真是叫人恶心，冯宏，恶心死了，”李安济指责英国人，“自以为是地教我中国礼仪。”李安济受邀，参加一位英国“贵妇”的晚宴，但是从他进门的那一刻起，一切事情就走了样。这位夫人非常惊讶李安济竟没有随身带鸦片或烟草以自娱；虽然所有客人都就椅子坐了下来，她却在地上帮李安济摆了个垫子；她也不顾李安济对烤牛肉的兴趣，将燕窝和熊掌放在他面前；当李安济拿起刀叉而非筷子时，她更加入其他客人行列，齐声抱怨。也许有人会说，女主人和客人完全是出于礼貌，不愿将自己的习俗强加在他们贵宾身上，但是戈德史密斯笔下的李安济，却极排斥这种说法。因为这些英国人不只告诉李安济该怎么坐该吃什么，客人中一位学者甚至大放厥词，又长又臭地议论中国的城市、山峦、动物、语言、如何使用隐喻等，李安济用心听着，直到“他差点让我以为那不是我的国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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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济的反驳充满修辞与哲学上的力量，他指出，这位虚伪的学者根本不懂中国历史、语言、文化，同时也完全忽略了中国人对于欧洲哲学和社会生活的微妙处很可能老早就了如指掌了。李安济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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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固有的事物，基本上是相似的，我们的孔夫子和你们的蒂洛森（Tillotson）有着相似的言论。零碎的热情、扭曲的典故、虚伪的华服，都是很容易上身的；无论何时表露在外，经常只昭告了当事者的愚蠢与无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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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李安济说到尾声时，他发现在场的人早已转移了注意：有些人在轻声交谈，有些人在研究扇子，另外有些人呵欠连连，不然就是进了梦乡。这位中国贵宾自己悄悄地找到出口离开了，没有人送他，从此他也没有再获得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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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德史密斯长篇小说的末尾，李安济的儿子兴波（Hingpo）在游遍亚洲及中东并经历无数冒险后，抵达了伦敦，并与李安济惊喜相逢。本书也出现了十八世纪小说中常有的巧合。兴波的爱人泽理丝（Zelis），自早年遭海盗绑架至波斯后，此时也在伦敦与兴波团圆，而且，这位少女竟是李安济最要好的英国朋友之侄女。于是，在一片欢欣中，这对年轻人举行了一场中英联姻，随后并在“乡间买了一小块地”安顿下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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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的小说出版没多久，约翰·贝尔延宕多时的《中国出使记》也终告发行。第一批订阅的读者中，并不包括戈德史密斯，贵族审美家赫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倒是列名其中。1757年时，沃波尔即以一名中国男士的信件作为题材，写了一篇政治性的讽刺文章《给他在北京的朋友李安济》（To His Friend Lien Chi in Peking）。戈德史密斯显然是由此借用了李安济的姓名。风水轮流转，这次很可能是戈德史密斯的小说和贝尔的回忆录让沃波尔产生灵感，使他在著名小说《象形文字的故事》（Hieroglyphic Tales）里创造了一位中国人物。[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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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悦家族中一位女性朋友，沃波尔于1785年出版了《密立，中国神仙故事》（Mi Li, A Chinese Fairy Tale），该书发行量不大，但是将中国风的奢华无度发挥过了头，以致显得荒谬不实。书中谈论一位中国王子密立（也许沃波尔期望读者发音为 My Lie〔我的谎言〕）周游世界寻找未来妻子的故事。他唯一的指引，来自仙界教母的神秘预言，表示他只能娶“与此女之父治地同名的公主为妾”。[33]为了寻觅这位预言中的新娘，密立历经磨难，由北京到了广东，再由广东到了爱尔兰，最后抵达英格兰。在那里，他租了一辆驿马车，准备前往牛津，以咨询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智者。但是驿马车到了亨利（Henley）却折断了，密立只好进了当地大地主的大庄院向他求救。这使沃波尔有机会将密立放进一个贵族的生活环境里，嘲笑因受中国风影响过度华丽却仍极受欢迎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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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波尔的故事里，密立由一位殷勤的花匠陪伴，穿过了树林，见到了各种关在笼中的猛兽，穿过阴暗的灌木丛，漫步在波浪起伏的草原上，欣赏如画景色，最后进了一个人造废墟。当他们再度出现，已立足在一个山谷的斜坡上。密立远远见到正和友人在一起的一位美丽少女。他拔足狂奔，一边冲向她一边叫：“她谁？她谁？”这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怎么了，她就是卡洛林·坎贝尔小姐，也就是威廉·坎贝尔爵士的女儿；爵士正是国王陛下属地卡洛林那的前任省长。”喜不自抑的密立知道，他的寻觅就此结束，预言已经实现了。此时，沃波尔适时做了简短结论，这位少女“成了中国王妃”。[34]一如戈德史密斯笔下的兴波，密立也找到了幸福。于是，由于浪漫的结合，使得因不同文化所产生的差异似乎又再次暂时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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