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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早已订下人生目标，要致力于治愈严重伤害当时社会的邪恶神学及政治冲突。他相信事物的多元性及和谐性，也相信唯有透过他的有系统的哲学，纯理性才有足够力量捕捉至高无上的真理。只有经由这种探索，我们才能看清所有事物事实上都朝着“先定的和谐”靠拢，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5]莱布尼茨认为，在追求宇宙万物的知识时，中国也许该扮演主要角色，因为他自忖在协调极端事物上他的理念与中国思想不谋而合，因此，若欲寻找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兼容并蓄的中间立场，必得大力仰赖中国人的信仰。也只有这种统合，才有可能使世界臻于和平且协调的新世纪。1692年当莱布尼茨听说康熙下令放宽中国对天主教的限制时，他的中国中心论似乎得到了证实：相对于康熙，路易十四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的做法，就显出了极大的差异；该法令保护了基督徒在法国的权利，几乎有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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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为其1699年编辑的《中国近情》（Latest News from China）做了一篇序，这篇文章是莱布尼茨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内容最为包罗万象的一份。在这本书里，莱布尼茨提出应对由中国祭拜仪式所造成冲突的最理想的和平解决办法，同时提议开辟一条自俄国通往中国的路线，以及派遣新教传教士到当地和天主教徒一起工作。在稍后一封致彼得大帝的信里，莱布尼茨清楚警告这位统治者，维持与中国的往来非常重要，开放两国信息交流更不可轻忽，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中国对欧洲略知皮毛后便掩上大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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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在该书序言里指称，十七世纪末“最高度教化、最有品味的人”，都集中在“两个大陆上”，亦即欧洲与中国。“这距离遥远而高度文明的土地上的人，只要愿意彼此伸出双手”，以便“泽被中间地带的人”，那么“人间天堂”就有降临的一天。目前的情势是，中国和西方“几乎旗鼓相当，一会儿我们占上风，一会儿又轮到他们”。莱布尼茨认为，双方若达到完全平衡状态，也不尽理想，因为“从实用艺术及现实经验看来，我们与他们几乎等量齐观”，因此，“各民族各自拥有独到知识，才得与他民族交流获利”。[7]接着莱布尼茨尝试谈论他先前规避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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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及知识的深奥及理论的训练，我们显然较为优越。我们除了认为逻辑学、形而上学、对无形事物的知识为我们的专长外，我们对抽象事物的了解也高人一等，数学就是个明显例子。此外，当中国的天文学与我们互作比较后也可以立见高下。由此可知，中国人似乎对心灵探索及论证学一无所知，只要学会连我们一般工匠都懂得的实证几何学，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在军事上也远逊于我们，这点并非他们不能，而是不为。因为他们痛恨任何会促成人类野蛮行为的事物，而且几乎等同于耶稣的宣示（这点并非如某些人说的是出于焦虑），他们反对战争。他们若在世上独存，必可为智者，不过明摆的事实是，即使好人也必须熟悉战术，以防止恶人占尽上风。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较为优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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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莱布尼茨相信，中国人在他所谓“文明生活的规范”上却是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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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哲学上，他们当然超越我们（说出来似乎令人汗颜），这方面包括日常生活的道德及政治规范。相对于其他民族，中国律法促成了大众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以至众人所受的干扰可以降至最低：其律法之完美，简直无法形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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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宗教的宽容，从1692年以来即获得明证。而此宽容正足以说明其纪律与道德，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当时的皇帝康熙，“他的美德几乎凌驾于所有君王”。莱布尼茨也为刚从中国捎来的一封信中的消息兴奋莫名。明显将继承康熙王位的皇子，也具备了父亲的开放及灵活，“并已经学了一些欧洲语言”。由以上情况推敲，目前西方只知将传教士成群送往中国的做法应该改变。如果西方一成不变，那么，莱布尼茨担心，“我们各方面的知识，很快都要不如中国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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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该做的事，是向中国开放门户，以吸收足以壮大西方社会的养分。其中包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哲学”，这么一来，西方社会才会免于陷入莱布尼茨眼中的“腐化深渊”。另外则是中国人天生的道德感，这点在儒家思想等价值观中表露无遗，莱布尼茨认为，那已形成“天然的宗教”。基督教似乎无法促使大众过道德化的生活，莱布尼茨认为，“我们才需要中国来的传教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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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梦并未成真。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零星抵达欧洲的中国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不可能如莱布尼茨所期望将他们社会的价值观带到欧洲。[12]在晚期有关中国的作品里，莱布尼茨不再持宏观论点，不过他却更深入地探讨他所谓的“民间祭孔仪式”。他提到这点，以支持耶稣会士有关祭拜仪式的论调。耶稣会士认为，儒家是道德层面而非宗教层面的信仰，因此与教会内的基本信条不相冲突。他承认，当闵明我表示“许多中国人在祭拜时充满迷信”时，这种观点也许是对的，但是莱布尼茨认为，这些仪式本身“没有错”，而迷信也不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利玛窦的观点则非常正确，只不过诠释时犯了些错误——这点倒很像早期教会的神父，尝试由基督教的角度诠释柏拉图。“就算我们误解了儒家思想，”莱布尼茨表示，“那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对于受到误解的人而言，威胁并不存在，对于以教授知识为职的人而言，冒犯也不存在。”[13]莱布尼茨甚至抱持一个观点，认为像利玛窦这种人，对早期某些中国经典的了解可能还胜过中国学者。因为，“事实证明，较之本国国民，外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典故，经常都有较深的洞悉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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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08年之后，莱布尼茨对笔下的中国又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西方也许能将其哲学技巧传授给中国，特别是协助他们诠释自己的经典：“我相信，无论是历史、评论或哲学，中国人都未充分发展。中国人至今尚未写出一本文学史，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将真实的作品、意义及内涵归功于给每一位作者。我同时担心，古代经典可能都受过篡改。”[15]他不再固执成见，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前往欧洲向西方人诠释西方古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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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1716年去世，那一年他完成了生平最后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在书中他完整地漫谈了所谓“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在比较过欧洲文明的年少与中国的年长后，他得出结论说：“较之他们，我们才在入门阶段，甚至尚未完全脱离野蛮时期。如果只因乍看之下，他们的古老规范不合我们平庸学者的脾胃而加以谴责，那我们也未免太愚蠢，太自以为是了。”[16]他进而对中国人的道德观，提出了一些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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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作人之理性，他们称作天意。我们服从公理，不敢稍加违背，并称其为自足，中国人则视其为（我们也一样）上天赋予的良心。违反天意就是违反理性，请求上天原谅就是自我改造，在言语及行为上回归原点，向理性表示臣服。对我而言，这一切都完美无缺，并与自然神学不谋而合。这一切都清晰明白，我相信，之所以有人会妄加批评，完全是因错误诠释及篡改所致。只要能够持续更新我们心中的自然律法——这么做还能增长性灵的灵明及可爱——就是真正的基督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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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美中国人的道德优越性之余，莱布尼茨提到了美中不足的一点。虽然中国人的纪律、服从以及类似孝道这种价值观都得到了高度发展，有些人可能觉得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点奴性”。[18]莱布尼茨驳斥持此观点的西方人“尚未习惯于以理性及规范行事”。但是他确实触及到要点了；此观点日后由笛福在探讨中国人的“缺乏自主性”时作了完整的讨论。在孟德斯鸠的文章里，这个莱布尼茨未加深究的议题，更以世界体系中心点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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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如莱布尼茨所建议，中国学者在十八世纪初期远赴欧洲宣扬中国文化，实在很难想象欧洲文化会受到何种冲击。不过，1722年孟德斯鸠的例子却说明，冲击也许会很暧昧，也可能会用错地方。孟德斯鸠当时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正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同时在巴黎从事一些法律工作。他听说巴黎有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名为黄嘉略（Hoange），于是透过中间人安排了一次会面。黄嘉略由法国天主教教士带到法国，希望他能皈依教会，但是他决定不从事神职，另外找了份编辑中国书目录的工作，并为法院编纂中法字典。由孟德斯鸠的笔记可以得知，他与黄嘉略的多次谈话——他只道出多次，未说几次——说明了，在面对心智活跃的法国贵族及其问题时中国人是怎么应付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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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宗教的本质。黄嘉略回答，中国宗教共可分三派：分别为儒教、道教、佛教。孔子不主张灵魂不灭，但是他认为，人体内有精气，一旦肉体死亡，这精气就会慢慢消逝。因此，社会精英在面对死刑时，都会选择绞刑，而非上断头台，以免精气一分为二。中国学者也祭祖，他们相信，祭祖时体内精气将和前人精气合而为一。他们持无神之论，认为死亡后的灵魂就是天堂。至于社会风俗的执行，妇女完全被排除在外，即使面对婆家的人也一样。在刑罚上则非常残忍，就算针对负责在皇帝面前进谏的大臣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方面，由于相信风水，因此经常不知事情真相，以致误会时起，甚至发生争斗。基于前述种种，孟德斯鸠怀疑道：“有可能完全了解中国人吗？”穿着打扮已不再由法令规定，而依个人意愿决定，家族内则财物共享，若有人犯罪，其他家族成员也会受到牵连，结果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家族凝聚力及家族势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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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和黄嘉略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中国语言的本质。中文的文法简单，而且除了一些特殊音听起来像法国“马夫赶马声音”的“驱（qu）”，其他问题都不大。最困难的应该是数量庞大的生字，总共超过八万个，不过只要大约一万八至二万个字，就足够应付日常之需，欧洲人大约费时三年就能阅读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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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认为，这种文字系统可能起源于很久以前的某种类似他自己时代“秘密政治团体”的神秘宗教社会，因为排斥较简单的象形文字，才采用较抽象的形式。黄嘉略解释说，在康熙大力推广语言革新后，大部分中文字的基本结构即由二至四个部首，最多约三十三个笔画组成。他并以一位字典编纂者力求精准的职业素养，为孟德斯鸠示范了一些字体组合的方法，并背诵了“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又唱了一首歌，以示范声调之不同。黄嘉略和孟德斯鸠并讨论到写作以中国人世界为主题且充满趣味的小说的困难，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女子必须费尽心思，才能瞥一眼心上人，接下来还得再等个四五年，才有机会互相说说话”。[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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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论或演说时，中国人显得轻声细语、温和有礼，但是实际上，“地位高的人能够殴打地位低的人，后者不敢反抗”。接着，孟德斯鸠和黄嘉略从社会及法律议题自然地转到了中国的文官系统、武官考试以及这两者各自的阶层体系，最后并谈到国家的本质。黄嘉略解释说，政府制度并非一向如目前的状态。很久以前，在基督教纪元开始之前，由于国家经常处于分裂状态，曾经出现三王并立的局面，甚至还出现过共和政府。如今，第二度外族统治“虽然未将中国政府制度完全废除，却也修改得面目全非”，“国家最神圣的律法已受破坏”，而中国人民“依然在暴政下呻吟”。皇帝的权力前所未有地膨胀，由于受到长城、荒凉边疆及沙漠等屏障的保护，国家安全得以无虞。不过，很显然早在外族入侵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积弱不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庞大国家像1644年的中国那样迅速被征服。孟德斯鸠表示，他继续与黄嘉略就中国政府的本质深入探讨后，得到结论：“统治者的权威无可限量，他集天上、人间的权力于一身，因为皇帝是知识界的主宰。因此他治下臣民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他手上，任由暴君的喜怒哀乐决定一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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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结束最后对话前，还谈到许多其他话题，包括严厉的司法制度、太监的去势、纳妾的方式、满洲军队的组织、中国科学发展的窘状、祭拜时荒谬的动作、中国人说话时引经据典的习惯、中国绵长而复杂的历史记载。黄嘉略最后透露，满洲人已经放宽原本对妇女的压抑。他表示，如果满汉得以通婚，放宽的速度必可加快，只是当时禁令仍在。[23]黄嘉略前不久才娶了法国妻子，信奉天主教的孟德斯鸠，也即将迎娶基督教妻子，相较于中国大众，他们显然有较多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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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与黄嘉略聊天时，仍只是个青年，多年后他才完全消化了当时的谈话内容，并为他的巨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列出了大纲；该书直到1748年才完成。此外，他也完成了《波斯人信札》（1721）和历史书《罗马兴亡史》（The Roman Greatness and Decline）（1734），并在英国四处旅游，结了婚，处理了地产，还读了大量有关人文政治及法律历史的书籍。孟德斯鸠的目标，是以实证方法明确订定法律原则，而非仰赖自然律及宇宙定理的一般法则。显然黄嘉略的见解，在这方面对他助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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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将政府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君主制、专制及共和制。这三种制度的治理方式分别为荣誉、恐惧以及诉诸道德的小规模政府。君主制崇尚以荣誉为导向的治理方式，造成了严明的体制阶层；专制及恐怖政治塑造了独裁者及其无休无止的狂热；至于共和政府，由于其小规模及以道德为导向，造就了公民间的公平一致。孟德斯鸠补充说，有些社会达到了权力的平衡，比如英国的君主制，因其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他分析了诸如气候、民族气质、家庭结构、商务、宗教及历史等因素对政府类型的影响。他并讨论了经常受到混淆的三股势力间的关系：一为风俗，那是社会内部的自我规范力量，任何外力不能干涉；二为礼仪，用以规范外在的行为；三为法律，用以规范特定的个人行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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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冗长的精心巨著中，孟德斯鸠针对中国发表了无数评论。虽然他的看法，植基于耶稣会士友善的论点上，但是他却从此渐行渐远，终于对中国提出严厉指控，以致最后较接近笛福小说中的批判——他应该读过《鲁宾逊漂流记》——以及安生的报告，他肯定读过这本书。他这方面的观点，大都出现在第八卷的最后一章（第二十一章）中，“论三种政府原则之沦丧”（On the Corruption of Principles of the Three Governments），小标题为“论中华帝国”（On the Chinese Empire）。孟德斯鸠在文中首先指出，若由他的理论判断，中国似乎正好是个矛盾的例子：“我们的传教士谈起幅员广大的中华帝国，视其为可敬的国家，结合了恐惧、荣誉、道德于一身。因此我若分别谈论这三种类型的政府，似乎多此一举了。”他驳斥传教士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中国社会缺乏荣誉感，而这种荣誉感在其他君主制的社会里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个习惯于接受奴役的民族，怎么能够谈论荣誉感？”此外，共和政府特有的道德感，中国也付之阙如，因为“由我们商人的口中，完全听不到我们传教士所谓的道德，反倒是中国人的盗匪行径时有所闻。关于这点，我同时参考了伟大的安生勋爵的评论”。他并且觉得，传教士信中所谈为了立皇储而发生的宫廷喋血事件更印证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传教士受到表面安定的假象欺骗”，并未见到事情的真相。[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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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也承认，中国有其独特性，因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政府形式。基于此，他做了与前文略带矛盾的评论：“独特条件造成了今天的中国，因此，这个政府才没有预期中的腐化。在这个国家里，气候这个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影响了社会的道德，并培育了许多人才。”中国气候温和，产生了大量人口，因为“当地妇女生育率奇高，世上绝无仅有；再严厉的暴君也不能阻止人口的繁衍”。但是人口太多导致饥荒频仍，而饥荒又滋养了盗匪。虽然多数时候，盗匪都被铲平了，偶尔他们也会逃过一劫，形成组织，日渐壮大，甚至打进京师推翻朝廷，结果就形成一种奇怪的宿命论。因为中国皇帝“不像我们的君王，后者明白，如果治国不彰，下辈子就会比较不快乐，这辈子也会失去一些权力，少掉一些财富。反观中国皇帝，他心知肚明，只要政府无能，他就会皇朝不保，脑袋搬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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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保住处皇位，人民要为生存奋斗，彼此形成了共生的关系。此一体系的轮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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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时有弃婴出现，中国人口增加还是太快，以致他们必须无止境地耕作，以喂饱自己：这点正合政府心意。只要每个人每一刻不停地忙着，就不会有时间感叹自己的不幸，也就符合了政府的利益。这不是公民政府，充其量只能称为家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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