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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因形而上学的差异，我们便诬蔑中国人。其实，他们有两个优点很值得我们学习：既谴责异教徒的迷信，也责难基督徒的操守。他们知识分子的宗教，从未因谎言而蒙羞，更未因争斗或内战而染血。当我们责难这庞大帝国的政府采纳无神论时，同时却矛盾地指责他们崇拜偶像；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对中国人祭拜仪式的误解，源于我们以自己的习俗横加在他们身上。我们的偏见和好辩，早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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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期，当鼓吹将中国纳入体系之中的言论日益强大时，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各以不同方式对这些言论提出的修正，已开始褪色，最后终于不了了之。此时的言论不仅认为中国停滞不前，或是缺乏进步，更进一步断定其已经油尽灯枯，甚至僵化如石。套句孟德斯鸠独特的话：“奴役始于困倦。”德国学者兼历史学家约翰·戈特弗莱·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形容中国，就像“榛睡鼠冬眠时的循环系统”。[39]这句话出现在赫尔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类历史哲学大纲》（The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里，该书出版于1784年，谈论他冥思所得，关于人类的本质及他个人的历史经验。对赫尔德而言，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以丝布包着，外表画着象形字”，由“一成不变的幼稚政府管辖”。[40]中国人已无药可救，他们“注定生生世世要赖在同一块土地上”。即使有心，他们“也成不了希腊人或罗马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生来就是小眼睛、短鼻子、扁额头、少胡子、大耳朵、突肚子”。统治这个空洞社会的皇帝，“已经被轭给困住”，只知模仿和短视，注定要“做个行尸走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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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接着批评中国人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贪婪、狡诈，所有前人压抑的不满似乎都借着他的文字发泄出来了。然而他所指陈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追溯出根源，令人无法否认他的博学与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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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处马虎，小处讲究，正是这种语言的最佳写照，由一些粗糙的象形字发展而来的数量多达八万的生字，加上总共六种以上的字体，使得中文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那些怪兽和龙的图形，那些毫无规范可循的工笔人物画，那些毫无章法的园艺及由此而来的视觉快感，他们大处空疏、小处过于雕琢的建筑物，他们华而不实的衣服、饰品及娱乐，他们的元宵节及烟火，他们的长指甲及小脚，他们野蛮训练仆人的方式，那些弯腰鞠躬、仪式、功勋及礼节，非蒙古人成不了事。对大自然缺乏品味，对于内在的平静、美与价值所知有限，任何人只要具备前述特点，即使性情散漫，也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并成为模仿的对象。中国人非常喜欢滚金边的纸、漆器，也喜欢复杂的书法一笔一画工整的线条，以及押韵的句子，他们僵化的心思正像这些漆器、压金边的纸，也像这些中文字，及抑扬顿挫的音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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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表示，他的文字绝无“仇恨或轻视之意”。他提到的每一件事，早已由中国的“强力支持者”谈过。他自认分析中立，只想表达“事情的本质”。虽然许多人仍然崇拜孔夫子，赫尔德也指出“孔子是我眼中的伟人”。但孔夫子的麻烦是，他早已被“脚镣”铐住，以致“虽然用意良善，却将这个迷信的民族牢牢钉死了”，使中国以“僵化的道德，约束了心灵的成长”。结果，再也无法产生第二个“孔夫子”，以敦促他们进步。“古老中国就像个废墟，站在世界的边陲。”[43]这类指责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只消把中国轻轻一推，它就会滚落无底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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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nto著，Catz 编，Travels，164、166页；Defoe, Crusoe，卷二：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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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份有关这些发展相当出色的调查报告为 Knud Lundbaek 所著 T. S. Bayer（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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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著，Daniel J. Cook 和 Henry Rosemont, Jr.编辑、翻译，Writings on China （Chicago and La Salle, 1994），133—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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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关键部分，见 Leibniz，56页；有关数字部分，见 Davi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有关科学与中国部分，特别要参考 Catherine Jami和Hubert Delahaye著，L’Europe en Chine: Interactions scientifiques, religieuses et culturell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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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idniz，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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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10页，见编辑评语；亦见 David Mungello,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Honolulu,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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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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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46页；Donald Lach编，The Preface to Leibniz’ Novissima Sinica （Honolulu,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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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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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48、51、57页。康熙的皇子中，也许的确有人从受聘于皇室、精通数国语言的耶稣会士那里学了一些欧洲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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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上，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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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eyndrickx编，Philippe Couplet，S.J.（1623-1693）；Jonathan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1988）；以及Chinese Roundabout中的“The Paris Years of Arcadio Huang” （New Yor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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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eidniz，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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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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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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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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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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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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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ontesquieu（Charles de Decondat 男爵），“Geographica”，收入André Masson编，Montesquieu，oeuvres completes （Paris, 1955），卷二：927页；Danielle Elisseeff, Moi Arcade, Interprete Chinois du roi-soleil （Paris, 1985）；以及 Nicholas Freret （1688-1749）: Re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 （Paris, 1978）；Spence, “Paris Years”。“Geographica”的笔记是于二战后，英国学者Tobert Shackelton 在 Montesquieu 早年的别墅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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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ontesquieu, “Geographica”，927—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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