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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佛·戈德史密斯1760年的《世界公民》一书中，曾提到一位英国贵妇人，为了使中国客人宾至如归，特别询问他是否自备了鸦片及烟草盒，似乎这两件东西正足以度量出朋友间的熟稔度。[4]事实上，在十六世纪末，中国从拉丁美洲引进烟草后，抽烟就成了中国人的嗜好。1720年时，约翰·贝尔发现北京到处是烟草店，而在戈德史密斯甚至马戛尔尼的时代，鸦片仍相当稀少，相当昂贵。到了184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生活节奏有了重大改变。在1839至1842年的战争结束时，英国已强迫中国放弃旧有的闭关自守政策，允许包括女性在内的西方人在五个特定口岸居住、通商、传教，也可以在口岸附近的乡下地区来去自如。此外，英国人也占据了当时几乎还是荒岛的香港，建立了海军及商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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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国会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后，以印度为主要产地的鸦片立刻大量倾销到中国。此时，中国人皈信基督教的人数也快速增加，这点主要得归功于来自美国及英国新一代新教传教士的努力。结果，西方人、中国基督徒、中国雇员和清廷之间，也开始不断出现了新的法律冲突，而在中国内部更出现了全新的社会问题。1850年代，一位中国基督徒在东南沿海成立“太平天国”，并在接下来十年间不断以宗教名义进行政治反动，还在南京设立了天京，差点就推翻了清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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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丕变，中国历史上首度出现契机，使大量已婚未婚的西方妇女得以居住在中国。正如前文所言，早在十四世纪中期，就有一小群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西方人居住在扬州，并从事贸易，其中一名年轻妇女，名叫凯特琳娜·攸里欧尼（Katerina Yllioni）。但是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即便之前这样一小群西方人在中国寻常得见，至此也都销声匿迹了。在清朝统治下，头二百年仍然不见此一情况获得改变，当时中国仅见的西方妇女，不是具冒险精神的旅行家，就是商人的妻子，她们通常装扮成男性，以避清廷耳目，再择机溜进广州城外西方人的居住区。1830年代早期，已开始有西方妇女以中文及马来文撰成以道德及基督教义为主题的书刊，由伊丽莎白·梅赫斯特及苏菲亚·梅赫斯特姊妹（Elisabeth Medhurst & Sophia Medhurst）书写的刊物，即为一例。[6]但是第一位长期在中国居住，并详细记录观感的西方妇女，则是美国人埃尔萨·简·吉莉（Eliza Jane Gillett）。她于1845年春天抵达香港，当年稍晚，嫁给了资深传教士兼美国政府传译裨治文（Elijah Bridgman）。接下来二十年，她大都随夫待在中国，不是在广东，就是在上海。她的第一本书《中国女儿》（Daughters of China），于1853年在美国出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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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萨·简的资料来源，是所有前辈男性旅行家、中国分析家所无缘接触的，即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刚开始，她觉得妇女和男性一样，只谈一些“空洞内容”。但是随着语言能力增强，她开始突破她们的藩篱，她们的态度也变得“信赖又热情”，谈话时更表现得“活泼、轻快”。她概括的早期印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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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妇女发现自己居然和一位同性的外国女人有共鸣时，她的眼睛会发亮，整个人也轻快起来。但那不同于知识分子散发的智慧光芒，因为，哎呀！她是不配读书识字所需花费的那些时间、金钱和精神的。然而中国妇女自有其灵性；她们心底有一股活泉，在必要的时候就会汩汩流出母爱和姊妹之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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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坦白指出，她们也有阴暗的一面，但是那得归咎于她们的信仰，而非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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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之泉也同时存在，究其原因则既深又广。她们的暴躁脾气经常在家中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崇拜偶像，使她迷信祭坛上的诸神，以保佑下一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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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段落，虽然掺杂了主观成分，较之从前的任何报告，却更细微地呈现了中国妇女的风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埃尔萨·简没有遵循前人传统——只在服装、头发、双足等外貌上打转。她也没有落入窠臼——将中国妇女塑造成十八世纪小说中两种常见的人物。其中一种以伏尔泰小说中的伊达最具代表性，不仅贞洁，而且勇气十足，连成吉思汗的心都可以融化；伊达虽然具代表性，伏尔泰却不是这种角色的原创者。另一种典型的中国妇女，则被塑造成拥有一身傲骨，并且不信任所有的男人，其中又以威尼斯剧作家卡罗·戈齐（Carlo Gozzi）的《中国公主图兰朵》（Turandot, Princess of China）最受欢迎；这个剧本与戈德史密斯的《世界公民》同年发表。诚如图兰朵向一名追求者说的，她并非“邪恶、残忍”，只是“不愿受到拘束，不想卑躬屈膝”。对她而言，“所有男人都是骗子，只知始乱终弃，喜新厌旧。他们假装爱慕，好打动我们，一旦拥有我们，就弃我们而去”。因此，她以“孔子”之名发誓，永保自由之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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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透过埃尔萨·简，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却落实到现实世界里来了。她尽力引导与她交谈的中国妇女畅所欲言。在她的话题中，必包括自己的年龄及子女状况，此外就是服装及发饰，接下来则是她的“天足”。以上每一个话题，自然而然都可以引出中国妇女对类似问题的看法。她还会谈到一连串有关家庭与宗教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提到杀婴、女弃婴等晦暗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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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从这些对话中获得满意答复，语言自然是重要工具。埃尔萨·简继西方男性前辈的耕耘之后，针对那些曾被视为“难以克服”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将语言学习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口语，学习者透过不断的演练及实际对谈，学习这些语言，只要有人愿意回应，就要把握机会，“增进中文的生字及片语”；第二种为“通俗用语”，只要在外活动，这方面的基本能力就“不可或缺”，而且只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听他们谈话，学小孩子讲话”，即可达成目标；接下来第三种就是书写语言，这个问题又可以自两个角度来分析。从传教士的角度看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圣经的教诲”，因此对于庞大的中文字汇，他们仅须认识一半，甚至四分之一，即已绰绰有余。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每天得花几个小时研读中文字汇”，只要时间不是太长，“应该是相当有趣的，还可提供多种消遣”。她发现，好几位杰出的传教士“中文字汇非常有限”。[12]有些人深为语言所苦，那是因为他们妄想在短时间内达到很高的学识水准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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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人健康大受影响，身体甚至完全垮掉了。在到达东方的头一两年，他们闭门苦学中文，但是如果连受挫折，他们往往就会像着了魔一样，镇日只知枯坐读书。许多人因为心灰意懒，开始生病，或者只好整装回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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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萨·简的直言，道破了西方人学习高阶语言时战战兢兢的心态。当时，“对外国势力的憎恨与敌意”这股暗流正在中国内部漫开。在1846年燠热7月底的一天，她在广州城外租了一艘船去郊外，这段经历使她有机会以生动文字将一股在中国暗涌的伏流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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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中国人态度自然亲切，使这一小群游客完全放松戒备。他们虽然知道，近来附近曾发生过西方商人和当地中国居民的武装冲突，并造成数人死亡，他们仍然逮到机会就上岸，“散发传单和圣经”。[14]其他时间他们就靠在船舱躺椅上，透过摇来晃去的软百叶窗看着外头漂过的乡村景色。就这样走了大约四里，他们转入一条小河，并找到一个很容易停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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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了一个小山丘，走近一座农舍；小屋虽然残破，屋里穷困的女人却十分好客。她准备了简便午餐，搬出最好的破板条凳，央求我们在桌边坐下喝点茶。她的态度迷人，因为她的客气似乎真正发自内心，我们正在品茶时，一群人聚拢过来围观我们。我的服装特别引他们注目，我将帽子取下，好让他们看清我的发型；他们看来可敬，我很愿意满足他们的好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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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她的文章内容大致平淡，只提到在传教士印刷厂工作的年轻人志平，虽然对基督教有兴趣，却尚未皈信。他曾在埃尔萨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帮助过她，当时也应传教士要求，陪伴他们及家眷进行这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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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船继续航行，仍然沿着小溪走。过了一座桥，来到一个村庄，夕阳逐渐下山，灌木丛在水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似乎告诉我们，夜晚要降临了。那是个暖和的夏日，我脱下帽子，走到甲板上，享受凉风。我上去没一会，志平就告诉我：“你最好进来，岸上那些人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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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由一群男孩和其他一些人发出的吵闹声，立刻又听到小石子打在船身上的声音。志平警戒起来，关上了百叶窗；丢过来的小石子力量更大了。岸上的群众情绪亢奋，简直像暴民一样；泥巴块、较大的石块陆续飞来；我们将所有派得上用场的东西都拿出来支撑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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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船夫不幸受了伤，我拿出手帕，沾了些冷水为他们止血；石子像暴风雨般不断袭来；我们的百叶窗开始破损，我们也相信自己随时都可能被不断袭来的石头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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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跳入水里，抢走了船桨。两三个船夫吓得弃船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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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逆流而行，要离开小溪，还得先穿过一座桥。有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年轻人，坚毅地守在船首他的位置上。暴民齐集桥上，当船自桥下通过时，他们推下一块大石头，试图将船弄沉，或是砸死任何砸得到的人。石头打到一根船梁，船梁因此裂开，但是没有人受伤。我们破船上的年轻英雄挪过大石，坐于其上，继续全力摇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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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下船处时，几乎已经天黑。狼狈惊恐中，一个小时飞也般地过去了。我的衣服上沾满受伤船夫的鲜血，其他人则满身泥污，但是我们一根头发都未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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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那块欲置我们于死地的石头带回家，称一称，竟有将近一百磅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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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笔下的中国从未以此面貌出现过。其中最新鲜的，当属对恐惧的直言不讳，以及自承披散秀发的不当了。在农妇的小屋里，埃尔萨曾受当时的友善气氛误导，炫耀自己的头发。无论是流泻的长发、混乱中鲜血与污泥齐飞，还是刺骨河水、坚硬石头、高声呐喊、致命撞击，全都是《新约圣经》中形象的具体重现，也是埃尔萨·简笔下中国景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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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简·艾德金斯（Jane Edkins）来说，较之马戛尔尼爵士在叙事诗中所用的词“美丽新世界”，中国景观之优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简·艾德金斯随丈夫约瑟夫（Joseph Edkins，中文名艾约瑟），于1859年自祖国苏格兰抵达上海，年仅二十岁。怀着初抵中国的喜悦，她于九月捎信给其母道，中国人穿着浅色、轻快的服装，活力充沛，“比我想象中更干净，更讨喜”，无疑地，她觉得他们“更增景观之宜人”。[17]到了十月中，她下笔更加自如了，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中，她谈到不久前到附近吴淞江游河的经过，十八世纪流行的中国风，在她文中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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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杨柳轻垂，弯弯的柳条掉进了清澈的溪流里。河岸上广大田野间，舞动着金色玉米，浓密的树林里，不时会探出一间整洁的农舍。我们现在正向一座美丽的拱桥靠近，桥上绿油油爬满了开花的藤葛。此时的阳光将整个景色映得暖烘烘的，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船转弯，以便更清楚看到完整的风景。在一个迷人的山丘上，立着一座饱受风霜的宝塔，檐角上有青铜、黄铜镶嵌，在明丽朝阳照射下，闪闪发亮。再走下去是一个热闹的村庄，有着许多居民。顷刻间我们到了拱桥边，并顺流驶进小镇。许多人跑来看我们，有些人以为自己看到了“野蛮人”，扒饭的筷子僵在半空中，忘了动作。我们很快通过村庄。我希望能将眼前景色生动地描述下来：我要将装着呱呱叫鸭子的篮子摆在你面前，并在桌上放置诱人的水果，成捆的红棉花，四周则是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小孩，有些漂亮，有些平凡，全都叽叽咕咕说个不停。他们穿梭过小巷，跨过又旧又小的桥梁，群集着，观看我们。我留意到好几个面容俊俏的妇女，但是整体而言，中国男人长得较女人有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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