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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同上，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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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上，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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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同上，31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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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rançois Arouet Voltaire著，John Morley 编，Collected Works，共四十二卷（Paris and London, 1901）；“Ancient and Mondern History”，卷二十四；“Orphan of China”，引用卷十五：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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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上，卷十五：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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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上，卷十五：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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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上，卷二十四：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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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卷二十四：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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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卷二十四：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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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卷二十四：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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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卷二十四：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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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上，卷二十四：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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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243页；Johann Gottfried Herder,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 （London, 1800），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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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Herder，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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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上，293、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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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上，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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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上，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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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六章：女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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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Ob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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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马戛尔尼爵士的经验，为混杂着压力、利润、傲慢、谄媚的奇怪中国提出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在1814年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指出，马戛尔尼的中国经验亦可应用在更广的人生舞台上：它显示了权力与人格的交战，而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磕头，也象征了人物角色的真实力量。在小说中的关键时刻，奥斯汀的女主角芬尼·普莱思在东厢的书桌上摆了一本马戛尔尼的游记。当心绪烦乱的爱德蒙匆匆翻阅了这本书后，他与芬尼分享他的想法：“我知道你也即将前往中国一游。马戛尔尼爵士接着是怎么做的？”芬尼已读过这本书，因此知道马戛尔尼的决定。她也能够拒绝吗？“她拒绝了如此强烈盼望、殷切期待的一件事是对的吗？对这些热情待她的人而言，这个他们筹谋已久的计划，重点在哪里？这是不是她的自私和恐惧在作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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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完全来自书本。1809年，她的亲兄弟法兰克曾跟随海军到中国待了半年，并和马戛尔尼一样经历了种种胁迫及推托。法兰克·奥斯汀的怒火升腾到极点，最后愤而步出广东总督府，犹如安生，他撂下话告诉中国人，他们应该知道在哪里找得到他。[2]1810年回国之后，他的故事想必成了家人间极好的谈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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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女性对中国以及中国妇女生活的兴趣逐渐变得浓厚；马戛尔尼仍然是带动这股风潮的人物。在他描述出使中国的书中，有一段附加文字提到，中国社交圈中完全不见妇女踪影，他并谈到社交生活因此受到的影响。“缺少了妇女，”他说，“就表示所有的精致品味及情感、柔和装扮、优雅对话、热情嬉闹、爱情及友情的互动，都一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呼朋唤友、大声谈笑、明喻暗讽，少了我们有时候在自己的社交场合里得以见到的诚恳及交心。”他指出，由于缺乏女性，中国男人的谈吐行为“非常虚伪”。正由于这种道德上的空泛，中国男人养成了两种恶习：好赌和嗜抽鸦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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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戛尔尼的评论表面上是针对中国人，其实他也在谈论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这一小群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人，正逐渐在中国东南岸的广州城墙外开展自己的生活。他们未获准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不得进入广州城，不可以携带女眷，每一次贸易季结束，就得回到澳门或其他更远的地点。种种约束，使这个纯男性的社区发展出独特的行为模式，以维持清明的心智。在他们贪得无厌的外表下，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当他们涌入外国人社区的小教堂时，一边做礼拜，一边还会盘算着如何增加鸦片销量；那是迅速致富的最稳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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