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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逆流而行，要离开小溪，还得先穿过一座桥。有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年轻人，坚毅地守在船首他的位置上。暴民齐集桥上，当船自桥下通过时，他们推下一块大石头，试图将船弄沉，或是砸死任何砸得到的人。石头打到一根船梁，船梁因此裂开，但是没有人受伤。我们破船上的年轻英雄挪过大石，坐于其上，继续全力摇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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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下船处时，几乎已经天黑。狼狈惊恐中，一个小时飞也般地过去了。我的衣服上沾满受伤船夫的鲜血，其他人则满身泥污，但是我们一根头发都未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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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那块欲置我们于死地的石头带回家，称一称，竟有将近一百磅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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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笔下的中国从未以此面貌出现过。其中最新鲜的，当属对恐惧的直言不讳，以及自承披散秀发的不当了。在农妇的小屋里，埃尔萨曾受当时的友善气氛误导，炫耀自己的头发。无论是流泻的长发、混乱中鲜血与污泥齐飞，还是刺骨河水、坚硬石头、高声呐喊、致命撞击，全都是《新约圣经》中形象的具体重现，也是埃尔萨·简笔下中国景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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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简·艾德金斯（Jane Edkins）来说，较之马戛尔尼爵士在叙事诗中所用的词“美丽新世界”，中国景观之优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简·艾德金斯随丈夫约瑟夫（Joseph Edkins，中文名艾约瑟），于1859年自祖国苏格兰抵达上海，年仅二十岁。怀着初抵中国的喜悦，她于九月捎信给其母道，中国人穿着浅色、轻快的服装，活力充沛，“比我想象中更干净，更讨喜”，无疑地，她觉得他们“更增景观之宜人”。[17]到了十月中，她下笔更加自如了，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中，她谈到不久前到附近吴淞江游河的经过，十八世纪流行的中国风，在她文中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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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杨柳轻垂，弯弯的柳条掉进了清澈的溪流里。河岸上广大田野间，舞动着金色玉米，浓密的树林里，不时会探出一间整洁的农舍。我们现在正向一座美丽的拱桥靠近，桥上绿油油爬满了开花的藤葛。此时的阳光将整个景色映得暖烘烘的，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船转弯，以便更清楚看到完整的风景。在一个迷人的山丘上，立着一座饱受风霜的宝塔，檐角上有青铜、黄铜镶嵌，在明丽朝阳照射下，闪闪发亮。再走下去是一个热闹的村庄，有着许多居民。顷刻间我们到了拱桥边，并顺流驶进小镇。许多人跑来看我们，有些人以为自己看到了“野蛮人”，扒饭的筷子僵在半空中，忘了动作。我们很快通过村庄。我希望能将眼前景色生动地描述下来：我要将装着呱呱叫鸭子的篮子摆在你面前，并在桌上放置诱人的水果，成捆的红棉花，四周则是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小孩，有些漂亮，有些平凡，全都叽叽咕咕说个不停。他们穿梭过小巷，跨过又旧又小的桥梁，群集着，观看我们。我留意到好几个面容俊俏的妇女，但是整体而言，中国男人长得较女人有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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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愈多中国，我愈喜欢它，”她写道，“我的心已完全属于中国人……我想在每一页的结尾加上‘中国太美了’，我真爱这块‘锦绣大地’。”[19]简·艾德金斯好梦正酣，但是刚来中国的那个月，她就认定好奇的群众会侵犯西方人并造成不便，现在，群众已经开始对船上的人虎视眈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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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逐渐聚集在我们四周，盯着我们看，艾德金斯先生认为，约翰太太和我最好待在船舱里。我不情不愿地下去了，但是很快就感谢他的美意。河边上站着一大堆人，紧盯着我们，我们只得停下船。五十成百的人一摞一摞，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但是还算平和。我们停在那里直到噪音消失，四周人群吸气呼气产生的热量令人窒息，我们重新启动前行，走了三里，才找到一处安静泊船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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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冷面孔，还有嘈杂的笑声，甚至穿着旧棉衣“喊叫着朝他们走来”的妇孺。[21]简·艾德金斯虽未经历埃尔萨·布里奇曼的恐怖经验，一度她也差点不能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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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了岸，一声呼喊，当地所有年轻人全部聚拢过来，争睹“野蛮人”。人群跟在我们后面，愈聚愈多，喊叫声显得相当刺耳……我们四周围出了一个圆形，可以看见一层一层的人头，其中婴儿高高在上，活像进了人类学博物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叠上去的，想必少不了椅子。人群如此聚集的场面，我以前很少见过，即使在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发现，继续待下去，人群还会增加，波顿先生于是带我上船，因为我是注目的焦点，艾德金斯先生则留下来。上船之后，我打了把伞遮住脸，镇定地坐着，但是他们在河岸上跪了下来，往我的帽子、阳伞下窥探。我转身面对另一边，却见到野草、树丛间，几十张脸孔一隐一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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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多数男性观察者，简·艾德金斯更能坦白地质疑自己是否有较中国人优越的道德感。她曾意外得知，许多美国传教士“支持美国的奴隶制度。我知道一位女士，本身就有蓄奴。真令人沮丧；我觉得太可怕了”。[23]在参加过无数祷告会、布道会之后，她心中浮现了一个想法：“我认为宗教不必时时挂在嘴上，我这种想法对吗？”她学习中文的时数日益增多，尽管学来困难，她却“愈来愈喜欢”。“若非动乱频仍，”她写道，意指周围的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果我能忍受孤单，我真想深入内地，和中国人住在一起。那是目前学习语言的不二法门。”然而实际上，她和丈夫只能待在当地，向逃离“天京”（南京）的难民传教，并向西方商人募款，以供自己衣食所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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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夏天，简·艾德金斯感受到战事逼近的威胁，并向弟弟约翰在信中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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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谣言满天飞，“叛军要来了”。得到消息后，艾德金斯先生沉默地出去，探听真相。船只都推离了岸，上面的男男女女，个个面容惶恐。苦力在路上边走边唱“哈喝”，听到了嘈杂声后，他们停了下来，仔细聆听，接着丢掉扁担，窜上了船，划走了。原本在椅子上的人，此刻全都下到了地面，吓坏的苦力三两下将船划进了河道。街上原本文绉绉、慢吞吞走路的一位绅士，在听到苦力的惊叫“阿下伊牙”、“拉卡”后，先是加快了脚步，接着将所有矜持、风度全都抛诸脑后，撩起裙角，跑了起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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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受到了英军及上帝的保护，简感到很安全：“偶尔遭遇危机也是挺有趣的。”在1860年8月的一封信中，她这么向母亲吐露。她对“叛军”又爱又恨的心态日渐加深。“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叛军，暗地里也会盼着他们到来。”她向父亲说道。[26]直到“叛军”被逐出上海，简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她与丈夫和其他传教士旋即前往乡下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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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一片荒芜，望之令人神伤。房舍烧得精光，石块四处散落，混杂着砖头、泥沙，好一幅萧条画面。河边上几乎见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残破景象绵延至少一里。我们走过寂静巷道，昔日繁华早已不见，只听得到寂寥的狗叫声，以及我们脚步的回声。桥上原本人来人往，如今一派荒凉，野草淹没了台阶，筒直举步维艰。密闭的窗户内，不见人迹，只有被障碍物挡住的门，甚至无门无窗的房子，映入我们的眼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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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生活却非简的体力所能负荷。不断的动荡，加上社会上普遍的传染病、腹泻、头疼、寒病热病，她在1861年7月中旬终于病倒。尽管后来移居到了气候较宜人的北方，依赖牛肉茶、黑醋栗水维持体力，并在情况允许时饮用香槟，到了8月5日，她还是被送往大沽，那里可以呼吸海边的空气。当她走在“海边寺庙”的廊下，只见“一位面色苍白的英国女人，裹在一件褐色大披风下”，依旧迷恋着四周的景色。她死于1861年8月24日，距离二十三岁生日没几天。她丈夫为她“换上新娘礼服”，尸体以冰块包覆，展开漫长燠热的行程，将她葬在天津的西方人墓园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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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艾德金斯的信件1863年在伦敦出版，较之埃尔萨·布里奇曼，她对中国的描述显然更完整，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论点。美中不足的则是许多抒情段落，其中又以源于传教士工作及中国苦难所产生的梦魇最显突出。有时候因为自觉为局外人，她便完全躲进外国人的团体里过日子，并没有走入她一心向往的中国人社区。虽然婚姻美满，她却未育有子女，因此也免去了一般妇女最担心面临的与子女分隔的痛苦。同时由于战争及环境使然，她一直住在传教士圈子里，无须经历其他西方妇女因为绝对的孤寂而对中国产生的失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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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玛丽·克劳馥·弗雷泽（Mary Crawford Franser）则是在1870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乘船抵达北京。当时中国的秩序仅初步恢复，因此当她一眼见到“聪明、友善的英国治安官”，意义自然非比寻常：“经过一星期煎熬，同时脑中浮现的尽是虎视眈眈及我认为充满敌意的中国面孔，乍见他，简直让我不知置身何处，我兴奋地挤出恐怖的小船，上了前来迎接我的豪华轿子。”[29]经历了这场恐怖的旅程之后，玛丽·弗雷泽对四周景物的观感，也大不同于简·艾德金斯和埃尔萨·布里奇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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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着城里前进，漫天黄土中，一望无际的小麦残茎四处延伸，其后，则为巨大的满洲城墙，似乎看不到尽头。城墙共长四里，呈现正方形，沿途均有巨大突出的扶壁，每个角落更有盖着三层屋顶的瞭望台，看起来像绷着脸的怪兽，随时准备跳出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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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缠足一事，虽然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表示了同情，玛丽·弗雷泽则以讥讽代之，这点可由一位满洲女人到其北京临时住处的造访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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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要人之妻从中午十一二点待到夕阳西下，搞得几乎人仰马翻。她所有的姊妹都来了，每个人身边还有两个仆妇。一大堆轿子、驴车，将院落塞得满满的。女主人落地时，女仆们在旁边扶持着，以照顾她们颤巍巍的脚步：这幅画面总让我莞尔失笑。满洲人并没有为小女孩缠足的传统，皇室闺秀也一向踩着大脚四处活动。但是中国人“三寸金莲”的美名，却渗透了她们的思想。虽然她们无须像汉人姊妹忍受剧痛，变成残废，她们却乐意模仿汉人，由仆人扶持，颠簸着行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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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这些妇女很讨人厌，“他们游走于房间之间，东摸西碰，试试这件衣服，翻翻那件长袍，询问每件东西的用处，最古怪的是，将所有的香皂拿了出来”。更令她反感的是，这些访客竟误以为香皂是“可口的甜肉，并用刀切成小方块，分送给朋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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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北京城不良的第一印象一直无法改变，由一段惊悚描述，即可知她对这个有着黄色屋顶皇宫的疑惧。玛丽·弗雷泽听说，宫中无价珍宝常遭盗匪窃取，甚至遭朝臣私运出宫贩售。如果连皇室珍宝都可以染指了，还有什么宝物是安全的呢？“恐怖故事穿墙而来。在我成为骄傲的母亲之后，我总是心怀畏惧，深恐位于树丛后静悄悄又住着人的迷宫，会将我小宝贝的精气吸走：永不释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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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惧并非英国人的专利。数年后，美国传教士之妻莎拉·康格（Sarah Conger）抵达北京，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1899年6月3日，她由北京写给姊姊的一封信中（稍后印行出版），开头几句就透露了矛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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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封信之后，我要告诉你一些我在北京的经历。中国人很奇怪，似乎总是循着一个大体制作息。我迫切想了解这个体制，我每弄懂一件事情，就有更多事情等着我去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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