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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49 我们正逆流而行,要离开小溪,还得先穿过一座桥。有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年轻人,坚毅地守在船首他的位置上。暴民齐集桥上,当船自桥下通过时,他们推下一块大石头,试图将船弄沉,或是砸死任何砸得到的人。石头打到一根船梁,船梁因此裂开,但是没有人受伤。我们破船上的年轻英雄挪过大石,坐于其上,继续全力摇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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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51 我们抵达下船处时,几乎已经天黑。狼狈惊恐中,一个小时飞也般地过去了。我的衣服上沾满受伤船夫的鲜血,其他人则满身泥污,但是我们一根头发都未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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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53 我们将那块欲置我们于死地的石头带回家,称一称,竟有将近一百磅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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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55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从未以此面貌出现过。其中最新鲜的,当属对恐惧的直言不讳,以及自承披散秀发的不当了。在农妇的小屋里,埃尔萨曾受当时的友善气氛误导,炫耀自己的头发。无论是流泻的长发、混乱中鲜血与污泥齐飞,还是刺骨河水、坚硬石头、高声呐喊、致命撞击,全都是《新约圣经》中形象的具体重现,也是埃尔萨·简笔下中国景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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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57 对简·艾德金斯(Jane Edkins)来说,较之马戛尔尼爵士在叙事诗中所用的词“美丽新世界”,中国景观之优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简·艾德金斯随丈夫约瑟夫(Joseph Edkins,中文名艾约瑟),于1859年自祖国苏格兰抵达上海,年仅二十岁。怀着初抵中国的喜悦,她于九月捎信给其母道,中国人穿着浅色、轻快的服装,活力充沛,“比我想象中更干净,更讨喜”,无疑地,她觉得他们“更增景观之宜人”。[17]到了十月中,她下笔更加自如了,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中,她谈到不久前到附近吴淞江游河的经过,十八世纪流行的中国风,在她文中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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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59 两岸杨柳轻垂,弯弯的柳条掉进了清澈的溪流里。河岸上广大田野间,舞动着金色玉米,浓密的树林里,不时会探出一间整洁的农舍。我们现在正向一座美丽的拱桥靠近,桥上绿油油爬满了开花的藤葛。此时的阳光将整个景色映得暖烘烘的,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船转弯,以便更清楚看到完整的风景。在一个迷人的山丘上,立着一座饱受风霜的宝塔,檐角上有青铜、黄铜镶嵌,在明丽朝阳照射下,闪闪发亮。再走下去是一个热闹的村庄,有着许多居民。顷刻间我们到了拱桥边,并顺流驶进小镇。许多人跑来看我们,有些人以为自己看到了“野蛮人”,扒饭的筷子僵在半空中,忘了动作。我们很快通过村庄。我希望能将眼前景色生动地描述下来:我要将装着呱呱叫鸭子的篮子摆在你面前,并在桌上放置诱人的水果,成捆的红棉花,四周则是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小孩,有些漂亮,有些平凡,全都叽叽咕咕说个不停。他们穿梭过小巷,跨过又旧又小的桥梁,群集着,观看我们。我留意到好几个面容俊俏的妇女,但是整体而言,中国男人长得较女人有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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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61 “看了愈多中国,我愈喜欢它,”她写道,“我的心已完全属于中国人……我想在每一页的结尾加上‘中国太美了’,我真爱这块‘锦绣大地’。”[19]简·艾德金斯好梦正酣,但是刚来中国的那个月,她就认定好奇的群众会侵犯西方人并造成不便,现在,群众已经开始对船上的人虎视眈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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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63 人群逐渐聚集在我们四周,盯着我们看,艾德金斯先生认为,约翰太太和我最好待在船舱里。我不情不愿地下去了,但是很快就感谢他的美意。河边上站着一大堆人,紧盯着我们,我们只得停下船。五十成百的人一摞一摞,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但是还算平和。我们停在那里直到噪音消失,四周人群吸气呼气产生的热量令人窒息,我们重新启动前行,走了三里,才找到一处安静泊船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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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65 西方人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冷面孔,还有嘈杂的笑声,甚至穿着旧棉衣“喊叫着朝他们走来”的妇孺。[21]简·艾德金斯虽未经历埃尔萨·布里奇曼的恐怖经验,一度她也差点不能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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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67 我们上了岸,一声呼喊,当地所有年轻人全部聚拢过来,争睹“野蛮人”。人群跟在我们后面,愈聚愈多,喊叫声显得相当刺耳……我们四周围出了一个圆形,可以看见一层一层的人头,其中婴儿高高在上,活像进了人类学博物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叠上去的,想必少不了椅子。人群如此聚集的场面,我以前很少见过,即使在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发现,继续待下去,人群还会增加,波顿先生于是带我上船,因为我是注目的焦点,艾德金斯先生则留下来。上船之后,我打了把伞遮住脸,镇定地坐着,但是他们在河岸上跪了下来,往我的帽子、阳伞下窥探。我转身面对另一边,却见到野草、树丛间,几十张脸孔一隐一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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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69 较之多数男性观察者,简·艾德金斯更能坦白地质疑自己是否有较中国人优越的道德感。她曾意外得知,许多美国传教士“支持美国的奴隶制度。我知道一位女士,本身就有蓄奴。真令人沮丧;我觉得太可怕了”。[23]在参加过无数祷告会、布道会之后,她心中浮现了一个想法:“我认为宗教不必时时挂在嘴上,我这种想法对吗?”她学习中文的时数日益增多,尽管学来困难,她却“愈来愈喜欢”。“若非动乱频仍,”她写道,意指周围的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果我能忍受孤单,我真想深入内地,和中国人住在一起。那是目前学习语言的不二法门。”然而实际上,她和丈夫只能待在当地,向逃离“天京”(南京)的难民传教,并向西方商人募款,以供自己衣食所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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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71 1860年夏天,简·艾德金斯感受到战事逼近的威胁,并向弟弟约翰在信中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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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73 昨天上海谣言满天飞,“叛军要来了”。得到消息后,艾德金斯先生沉默地出去,探听真相。船只都推离了岸,上面的男男女女,个个面容惶恐。苦力在路上边走边唱“哈喝”,听到了嘈杂声后,他们停了下来,仔细聆听,接着丢掉扁担,窜上了船,划走了。原本在椅子上的人,此刻全都下到了地面,吓坏的苦力三两下将船划进了河道。街上原本文绉绉、慢吞吞走路的一位绅士,在听到苦力的惊叫“阿下伊牙”、“拉卡”后,先是加快了脚步,接着将所有矜持、风度全都抛诸脑后,撩起裙角,跑了起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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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75 自觉受到了英军及上帝的保护,简感到很安全:“偶尔遭遇危机也是挺有趣的。”在1860年8月的一封信中,她这么向母亲吐露。她对“叛军”又爱又恨的心态日渐加深。“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叛军,暗地里也会盼着他们到来。”她向父亲说道。[26]直到“叛军”被逐出上海,简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她与丈夫和其他传教士旋即前往乡下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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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77 四周一片荒芜,望之令人神伤。房舍烧得精光,石块四处散落,混杂着砖头、泥沙,好一幅萧条画面。河边上几乎见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残破景象绵延至少一里。我们走过寂静巷道,昔日繁华早已不见,只听得到寂寥的狗叫声,以及我们脚步的回声。桥上原本人来人往,如今一派荒凉,野草淹没了台阶,筒直举步维艰。密闭的窗户内,不见人迹,只有被障碍物挡住的门,甚至无门无窗的房子,映入我们的眼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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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79 但是中国的生活却非简的体力所能负荷。不断的动荡,加上社会上普遍的传染病、腹泻、头疼、寒病热病,她在1861年7月中旬终于病倒。尽管后来移居到了气候较宜人的北方,依赖牛肉茶、黑醋栗水维持体力,并在情况允许时饮用香槟,到了8月5日,她还是被送往大沽,那里可以呼吸海边的空气。当她走在“海边寺庙”的廊下,只见“一位面色苍白的英国女人,裹在一件褐色大披风下”,依旧迷恋着四周的景色。她死于1861年8月24日,距离二十三岁生日没几天。她丈夫为她“换上新娘礼服”,尸体以冰块包覆,展开漫长燠热的行程,将她葬在天津的西方人墓园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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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81 简·艾德金斯的信件1863年在伦敦出版,较之埃尔萨·布里奇曼,她对中国的描述显然更完整,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论点。美中不足的则是许多抒情段落,其中又以源于传教士工作及中国苦难所产生的梦魇最显突出。有时候因为自觉为局外人,她便完全躲进外国人的团体里过日子,并没有走入她一心向往的中国人社区。虽然婚姻美满,她却未育有子女,因此也免去了一般妇女最担心面临的与子女分隔的痛苦。同时由于战争及环境使然,她一直住在传教士圈子里,无须经历其他西方妇女因为绝对的孤寂而对中国产生的失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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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83 至于玛丽·克劳馥·弗雷泽(Mary Crawford Franser)则是在1870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乘船抵达北京。当时中国的秩序仅初步恢复,因此当她一眼见到“聪明、友善的英国治安官”,意义自然非比寻常:“经过一星期煎熬,同时脑中浮现的尽是虎视眈眈及我认为充满敌意的中国面孔,乍见他,简直让我不知置身何处,我兴奋地挤出恐怖的小船,上了前来迎接我的豪华轿子。”[29]经历了这场恐怖的旅程之后,玛丽·弗雷泽对四周景物的观感,也大不同于简·艾德金斯和埃尔萨·布里奇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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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85 我们向着城里前进,漫天黄土中,一望无际的小麦残茎四处延伸,其后,则为巨大的满洲城墙,似乎看不到尽头。城墙共长四里,呈现正方形,沿途均有巨大突出的扶壁,每个角落更有盖着三层屋顶的瞭望台,看起来像绷着脸的怪兽,随时准备跳出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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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87 至于缠足一事,虽然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表示了同情,玛丽·弗雷泽则以讥讽代之,这点可由一位满洲女人到其北京临时住处的造访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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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89 这位要人之妻从中午十一二点待到夕阳西下,搞得几乎人仰马翻。她所有的姊妹都来了,每个人身边还有两个仆妇。一大堆轿子、驴车,将院落塞得满满的。女主人落地时,女仆们在旁边扶持着,以照顾她们颤巍巍的脚步:这幅画面总让我莞尔失笑。满洲人并没有为小女孩缠足的传统,皇室闺秀也一向踩着大脚四处活动。但是中国人“三寸金莲”的美名,却渗透了她们的思想。虽然她们无须像汉人姊妹忍受剧痛,变成残废,她们却乐意模仿汉人,由仆人扶持,颠簸着行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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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91 她认为这些妇女很讨人厌,“他们游走于房间之间,东摸西碰,试试这件衣服,翻翻那件长袍,询问每件东西的用处,最古怪的是,将所有的香皂拿了出来”。更令她反感的是,这些访客竟误以为香皂是“可口的甜肉,并用刀切成小方块,分送给朋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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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93 她对北京城不良的第一印象一直无法改变,由一段惊悚描述,即可知她对这个有着黄色屋顶皇宫的疑惧。玛丽·弗雷泽听说,宫中无价珍宝常遭盗匪窃取,甚至遭朝臣私运出宫贩售。如果连皇室珍宝都可以染指了,还有什么宝物是安全的呢?“恐怖故事穿墙而来。在我成为骄傲的母亲之后,我总是心怀畏惧,深恐位于树丛后静悄悄又住着人的迷宫,会将我小宝贝的精气吸走:永不释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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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95 这种恐惧并非英国人的专利。数年后,美国传教士之妻莎拉·康格(Sarah Conger)抵达北京,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1899年6月3日,她由北京写给姊姊的一封信中(稍后印行出版),开头几句就透露了矛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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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897 继上封信之后,我要告诉你一些我在北京的经历。中国人很奇怪,似乎总是循着一个大体制作息。我迫切想了解这个体制,我每弄懂一件事情,就有更多事情等着我去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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