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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中国人，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我对他们的思想、习惯不表苟同，也会惹恼他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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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才强调心无恐惧，紧接着她便以赤裸裸的文句描述她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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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上是安静、清洁的散步好去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上去，因此显得格外安全、自在。今天小女罗拉和几位客人一起到那里去，他们走到瞭望台处，一路上，除了一名守城人，一个人都没有碰到。他们给了守城人一些钱，坐下休息，并观看城墙下的人。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向他们要钱，他们身上没钱，因此未加理会。接着来了另一个乞丐，又一个乞丐，身上的脏衣服几不蔽体。情况似乎逐渐不妙。罗拉见此情势，说道：“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要不就继续，要不就折返。”他们决定往回走，丐群尾随着他们，人数逐渐增加。这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还跑到他们前面，站成一排，一起下跪，叩头（将头敲到砖上），同时大嚷大叫。他们以头向下倒立着，不断翻滚，口里大声喊叫，从不间断。这些人的数目愈来愈多，叫声也愈来愈大，直到外国人到达城墙出口，下了斜坡，留下一帮大约二十个一路尾随他们的本地人，由城墙上望着他们。这些脏兮兮、衣着破烂的人从何而来，至今依然无人能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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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的另一段里，莎拉·康格思考着一个前辈旅行家未提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由社会传统以及独善其身的习惯所造成的对他人的不幸不闻不问的心态。莎拉会思考这个问题，并非出于对自身或女儿罗拉安危之顾虑，而是像同时代的孟德斯鸠，企图找出一个体制，用以解释中国人生活中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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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为了自身安全，他们也不敢。我们曾见到一个人，拖着几大口袋的谷物，结果其中一个袋子破了，谷物散了一地。许多中国人见到了这一幕，却事不关己地未加理会。还有一次，我们见到一个人挑着两个篮子，摔倒在地后，站不起来。路上的中国人都匆匆掠过，我们也不例外。回程时，那个人仍躺在地上，但是已经断了气，他的篮子和扁担滚在一旁，无人理会。只有当局才有权利料理这个死人和他的货物。另外有一次，我们正走在城里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街道中央赫然出现了一个障碍物，竟是一个死人，身上还盖着一张草席。每个人都严守着自己的分际，没有人出面干涉：这些体制简直就“老得像山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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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康格并未如自己所愿，弄清楚这个“体制”，不过她倒是克服了内心恐惧，对中国产生了一份同情与了解。1900年夏天，一场“拳变”（Boxer Uprising）所带来的梦魇，彻底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当时她与丈夫、女儿罗拉，以及其他外交官及中国职员，被困在使馆区内。她除了忙着填装沙袋御敌，扑灭围攻的义和团所纵的火，照顾伤者，还耍了个小伎俩和厨子达成协议，非到最后关头，绝不让罗拉的小马被屠宰上桌。这一连串的经历，使她不再嘲讽中国人胆小怕事，反倒形容他们“无畏、凶猛、残忍、意志坚强”。[37]梦魇结束后，她拒绝加入要求报复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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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埃尔萨·布里奇曼、简·艾德金斯，还是玛丽·弗雷泽、莎拉·康格，她们在中国期间，都是住在亲友环绕的大城市内，每当在中国社会里遇到挫折，都可以回到熟悉的社区获得保护。真正离群索居地过日子，则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多数早期到中国周游的西方人都缺乏这种体会，连小说作家也构思不出此等情节。伊娃·简·普莱思（Eva Jane Price）则有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1889年底，她随丈夫查尔斯（Charles）及两名小孩，抵达了内陆省份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抵汾州之前，他们由最近的城市，先是坐了六天船，接着在四个担架以及十三匹驮满货物的骡子陪伴下，走了十四天山路。乡间小镇岁月大不同于其他西方人的生活，伊娃在1889年12月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爱荷华州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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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临街的围墙上有一座大门，除了进出时候，镇日深锁。守门人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小屋，其他仆人也睡在小屋内。我们有一块五十平方尺大小的天井，铺着砖块，挨着围墙，和房间连在一起，因此出了房间，所见尽只是天空、空气和尘土。并非所有房间都连在一起，各房间依着不同天井而盖，彼此则以小门相通，因此整个院落看来就像个小村庄。日落后，有些地方看来阴森森的。全院落大约占地二公顷，很多房间都有待整修，也无人居住。院落外围着一层高墙，大门是唯一通道，我们关在里面相当安全。自我们抵此，我只出过大门三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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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惯爱荷华的生活之后，再去适应抽鸦片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脸上还搽得红一块白一块，偏偏“脖子黑黑脏脏的”，想必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摆脱孤单，也会造成情绪上的困扰：“有一道石阶通往屋顶，我们可以走上去，眺望墙外的城市及山峦。但是城里一片残破，望之令人心伤，我只好尽快下来，庆幸自己又回到了房间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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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偶尔外出，而且遇到不友善的中国人时，她都能抱持信心，坦然以对：“出门时，总是有小孩向我们喊叫，有时候还有石头丢过来，经常更有人谩骂‘洋鬼子’。不过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如果有陌生人走在路上，有些人的反应恐怕还不止于此。我们希望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尊严，慢慢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敬。”[40]当一个人调适好了自己的内外环境后，她所提供给自己孩子的保护，必会胜过不快的孤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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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居处良好，对孩子来讲既安静又安全。他们还没有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过，因为中国孩子只有在母亲陪伴下，在这儿露过一两次脸，而且对我们还深怀恐惧。有一天下午出门时，我们遇到一些小孩，他们大叫着跑开，声音尖得不能再尖，好像我们会把他们的头摘掉一样。别忘了，我们还被锁在一个有十五尺高墙的院落内。在中国，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想住在这么高的一堵墙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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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伊娃最大的愿望就是躲进妈妈的大围裙，将头深埋其中，痛哭一场，想象自己在妈妈怀中。她丈夫经常外出，传教、旅行、参加宣教会议。当她和两个儿子斯图尔特及唐尼独自待在高墙内时，她只能祈祷，“只要我们还在这里，他们就能互相为伴，并与我们作伴。没有他们就太寂寞了”。[42]到了18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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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生活毫无变化。既无处可去，无友可探，又无人来访（除了偶尔现身的中国友人）；日子如此相似，几乎无法分辨晨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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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些菊花，放在客厅外窗台上，看来赏心悦目。如果我们要多待一年，我会想办法再养些花。挖掉地上一些砖块后，我相信必可整理出一个美丽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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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命运之神又开了她一个玩笑，将一条她赖以观察外面世界的通道切断了：“我们借以爬上屋顶，观看市容及山峦的旧石梯，有天晚上垮了下来。从此，除非走出院落，我再也没有机会瞄一眼外面的世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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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还是学会了走出院落，也学了中文，并为当地妇女办了所学校。不过她早期的梦魇最后还是应验了。1892年5月16日，三岁的唐尼脸上异常疼痛，伊娃为之焦虑不已，一周后，小男孩去世了。另一个儿子斯图尔特死于1897年2月，死因为肾脏病，年仅十二岁半。[44]她在1893年11月生了女儿弗罗伦斯，但她承受的压力太大，失去爱子的痛苦也难以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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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3月15日。我在这儿非常寂寞，事实上，我非常忧郁。你以为传教士永远都聪明、快乐、充满希望吗？也许有这种人，但绝对不在这里。只有放眼天下，心怀整个宣教界，在见到人所完成的工作及上帝的旨意后，我们才能容忍这里的生活。上周五，艾华特太太和我去南边郊外访友，街道泥泞恶臭，极为恐怖。整个地方和居民的肮脏，更甚以往，一只跳蚤还跑进了艾华特太太的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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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前，我们这儿刮了一场沙暴。大风不停在房子四周打转，并从破窗子和破门上每一个缝隙里钻了进来，我甚至感觉到连牙缝里都进了沙子。今年冬天完全无雪，自去年九月，就没有下过雨，你不难想象此地尘土之多。等到风势减弱，天空就开始飘雪，有个星期天早晨我们起来，世界已成银白一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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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普莱思所提到的干旱，时间不仅长，而且很严重；附近村庄无数人因此饿死。在这种悲惨的环境里，提倡排洋、革新的义和团获得了许多群众的支持。伊娃及家人自一年前就开始遭到攻击了，他们受到推、挤、嘲笑，还被扔石块、泥巴。[46]1900年2月，伊娃照顾弗罗伦斯度过顽咳危机，同时听到了第一件传教士遭义和团杀害的消息，到了夏天，杀戮已成家常便饭。[47]1900年8月，普莱思家在围墙内的院落出现了遭受攻击的危机，清兵也据以入驻，声称要保护他们。伊娃和丈夫、女儿得到保证，他们将被护送到城外安全地点。但是他们的马车才离开围墙没多远，三个人就遇害了。他们的衣服被剥个精光，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就在他们死前不久，当他们正准备离开院落奔向期待中的广阔乡间时，整个院落的人还罗列在小径上，目送他们离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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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e Austen，Mansfield Park （New York, 1964），121、124页。小说中第16章，大都以中国为主题。亦见Peter Knox-Shaw, “Fanny Price Refuses to Kowtow”，载于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中，新系列，XLVII，no.186（1996），212—217页。特别感谢 Julia Kang 提供此条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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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H. Hubback和Edith C. Hubback, 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 （London, 1906, 1976重印），219—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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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cartney, Journal，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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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oldsmith, Citizen of the World，卷一：131页（第33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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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nathan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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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Alexander Wylie 编纂（Shanghae［sic］，186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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