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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七章：中国人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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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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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尔斯·普莱思于1889年底带着家眷到达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时，他立刻发现那是个无趣的地方，对于未来更是感到茫然。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虽然汾州居民大多贫病交迫兼而绝望，但对他们倒是非常友善。他在1890年3月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当地和美国做了比较：“他们对我们很好，好像很高兴我们到这儿和他们一块生活，较之有些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受到的待遇，显然好得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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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自十六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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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Hartford）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2]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Adelaide and Sarah Ann Yeates），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亦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Aunt Grace）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二十一个子女。[3]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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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他们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则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及马克·吐温（Mark Twain）。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Enterprise）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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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温指出，维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4]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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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此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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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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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街三十七号的洪卧先生”，原本是报社的厨子，大家都叫他“汤姆”，当时正经营中国社区里的彩券发行。听过他对彩券制度的解释，吐温讥讽其英语“毫无瑕疵”；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折不扣地道的洋泾浜英语。[7]另外，“西亚先生在活狐街经营一家有趣的商店，”吐温很喜欢到店内浏览，“他出售装饰华丽的白羽毛扇子，闻起来像奶酪的香水、毛笔，以及用石子做成的连钢铁也不能刮伤的表链，却磨得像贝壳一样光亮。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西亚还向他的记者朋友展示以金线制成，饰以孔雀羽毛的金翎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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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一家小中餐馆也引起吐温极大的兴趣，连用算盘计账也让他神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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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诗般的餐厅里，以筷子用餐；我们一个伙伴在门口斥责几个眼如弯月的女孩，说她们没有女性的矜持；老板为我们点起保护作用的燃香，我们则就几个小神像和他讨价还价。饭后，中国账房的身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一个状似烤架，串着许多珠子的机器上，他计算着账目：不同串的珠子分别代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他以手指拨弄珠子，速度之快，恰如音乐教授弹奏钢琴的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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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吐温由弗吉尼亚市迁往加州，因此有机会对中国人及其生活习惯做进一步了解，并以锐利的双眼，观察到了他们所受的歧视。“我正在写新闻稿，”他记录下186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新闻进来，指出光天化日之下，有几个男孩在旧金山，拿石子将一名毫无防卫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虽然许多人在旁边围观，却没有人出面干预。”[10]他表示，“在法庭上，任何白种人都可以作证，要了中国人的命，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上庭指控白人”。他还提到新立的煤矿税，征收对象只限于在废矿坑里掘煤的中国人。而为移民局工作的不肖医生，也会向每一个初上岸的中国人征收高达十元的疫苗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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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至少二十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事深深震撼了吐温，以及其他较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但是在美国，以中国人为题材，最著名的一首诗《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会写于1870年，据其作者布莱特·哈特表示，则纯属巧合。哈特之友安布罗斯·毕尔斯（Ambrose Bierce）也曾大量撰文支持中国人，他表示，哈特曾告诉他，“写那首诗完全是出于无心”。[12]在1860年代，哈特曾在一些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约翰”等中国人，至于“有话直说”，则是为了总结哈特1850至1860年代间在淘金场度过的艰苦岁月，有感而发写成的几首诗中的一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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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首诗会造成巨大冲击，显然与诗作发表时社会上正好出现的歧视与杀戮事件有关。整首诗有着大胆而神秘的开场，老实的詹姆士话正说到一半，紧接着就出现了阿兴和白人矿工赌博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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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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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山，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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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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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对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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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龌龊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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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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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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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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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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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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