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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莱特·哈特1870年代的诗作里，阿兴以自信口吻，向矿工们慷慨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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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拒绝和谈。嘈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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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个异教徒，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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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欠我四十块——我们洗你们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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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把我洗的拿走——我们没拿到一个钢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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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半打，我还没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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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四十块——怎么得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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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工人首领约翰逊，立刻强硬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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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算人吗？”乔·约翰逊说，“听听这些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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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凭无据，还不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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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傻子站在这里，任凭亚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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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的野蛮人倒在这块文明的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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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种人没有国家吗？我们就这样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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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教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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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敌四百自然数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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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白人——我一人挺身而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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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以中国人为题材的诗作获得成功后，哈特在1875年，针对美国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偏执，发表了他最雄辩、最具攻击性的作品，《异教徒李万》（Wan Lee，the Pagan）。在文章里，哈特先介绍了他的朋友——富有的店老板和新（Hop Sing）。他的文字颇有戈德史密斯的风格，因为他认为“最忧郁的幽默大师是中国哲学家”。[28]接着他为从1856年起就认识的和新描绘了一幅既热情又有尊严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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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他是一位严肃、端庄、英俊的绅士。他的外观，除了辫子之外，由头顶而下，就像一块质地极佳的褐色棉布。他的眼珠子又黑又亮，眼皮呈现十五度角；鼻子笔直，模样灵巧：嘴巴不大，牙齿洁白。他穿着深蓝色的丝绸长袍，冷天上街时，则加一件俄国羔皮短外套……他行止优雅，相当严谨。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及英语。总之，我不认为你能在旧金山的基督徒商贾里，找到足以匹敌这位异教徒店老板的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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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新的关系，哈特让其十岁养子李万进了自己的报社。李万受过中美混杂的教育，“他学过三字经，”他父亲说，“略知孔子，对孟子则一无所知。”而且满嘴洋泾浜英语。他是个顽皮的男孩，“每颗牙齿都透露出心里的快乐，深色双眼闪动着自足的光彩”。他喜欢将自我批评的文句印成铅字，并在谄媚地方政客的字句间加一些骂人的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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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李万开始到旧金山一所由退休华人传教士办的学校上学，他开心地学习着，并与西方女房东的女儿交上了朋友，成为形影不离的玩伴。小女孩还送了他一条黄丝带，就绑在他的辫子上，他的衣服下也总是揣着一个小小的陶瓷神像，就在他诸事顺利、生气盎然的时候，李万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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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以尖锐笔调结束了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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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可敬的朋友们，死了！在旧金山街头，活活被石头砸死，正是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由一群半大不小的顽童，及基督教学校的学童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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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庄敬地将手按上他的胸膛，衬衣下似乎有个碎裂的东西……是李万的陶瓷神像，那些呐喊着铲除偶像的基督徒，亲手以石头将它打得粉碎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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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0年代中期，处于写作生涯高峰的哈特，开始尝试戏剧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曲折的喜剧，名为《桑迪酒吧的两名男子》（Two Men of Sandy Bar），故事主要围绕着美国白种精英、富裕的西班牙牧场主人，以及两者间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冲突打转，不过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了一位名为和新的中国人。哈特显然自《异教徒李万》中借用了和新这个名字，使他成为戏剧中洗衣店的老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和新在《桑迪酒吧的两名男子》中的角色虽微不足道，却相当关键，因为整出戏一直顺着剧中人物身份的混淆、错乱进行，而和新正是唯一能够分辨各人身份的角色。他开设了当地唯一的洗衣店，为了避免混淆，他一向在客人衬衣尾巴上以不褪色墨水做记号。在剧中关键时刻，由于美国人欠账不付，和新的怒火转成了鄙夷：“我不喜欢‘明天付！’我不喜欢‘下次付，约翰！’美国人每次说：‘记账，约翰！’‘没有零钱，约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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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得到的评价优劣参半，不过票房收入倒是不错。此外，饰演和新的演员查尔斯·帕罗（Charles T. Parsloe），成功诠释了浮华自负的剧中人，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时，哈特注意到了小有文名的马克·吐温，以及他对中国人题材的兴趣，他于是邀请吐温共同创作一部新戏，其中一个重要的中国人角色，就预定由帕罗扮演。结果就出现了1877年的剧作《阿兴》。该戏显然想继和新之后再创佳绩，并利用已连续六年大受欢迎的《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提高声势。该剧风格为漫谈式喜剧，主要谈论西方矿场的生活，以及阿兴的赌博能耐。宣传海报则是诗作与戏剧的结合，图中阿兴穿着丝质中国外套，辫子老长，鼻子上顶着一张梅花A，手上另外拿着四张老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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