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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先类似吐温和哈特所著《阿兴》的剧作中，滑稽逗趣的台词还只穿插出现在剧中，但如今，这些词句却贯穿整个戏剧，随处可见。表面看来，两位作者对中国移民的境遇似乎颇为同情，事实上，他们却由白人矿工及其妇女针对中国人发表的评论中，表达了强烈敌意。自《阿兴》中随意挑几页，即可发现如下形容阿兴的句子：“那个黄疸病人的斜眼儿子”，“偷洗矿槽的老鬼”，“口齿不清的白痴”，“道德毒瘤”，“政治顽疾”，“脑袋空空”只有“猴子般的模仿能力”，“百分之百的无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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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剧中台词，加上其他无数来自新闻界、政治界的言论，以及一般人原来就有的印象，在十九世纪末有关中国的小说里，中国人普遍被描绘得富于心机、危险、不可靠、邪恶。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侨居于加州的英国籍医师道尔（C. W. Doyle），开始他中国城小说系列的第一本；这些小说讨论中国人的无情无义，如何严重威胁到白人的价值观。道尔的故事，以一位名为康隆的卑鄙中国骗子为主角——这名字或许会让有些读者联想到马戛尔尼觐见的清帝乾隆。康隆在耶鲁受过教育——这点倒和真实世界中早期留美学生容闳背景雷同——在其白人室友雷（Ray）影响下，康隆爱上了“莎士比亚、拜伦，以及大卫赞美诗”。康隆的回报，则是让雷染上鸦片，并提供中国歌女服侍他。他还强迫雷利用电子工程方面的专长制造出杀人机器。康隆以铁腕控制旧金山的中国城，凡是挑战他权威的人均遭杀害，他还可以随意拆散他人家庭，并将受害者的女眷据为己有。当雷质问他的一项指令时，他以“不在乎的口气说道，中国城经常有意外发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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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发挥的特性还不完全成熟，到了1910年，这个角色的特性，才在英籍作家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又名Arthur S.Ward）塑造的傅满洲（Fu-Manchu）身上得到充分发挥。傅满洲的诞生，使得邪恶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有了明确的定位。较之康隆及其他前辈，傅满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非常聪明，“堪称未来几世纪所可能产生的最了不得、最邪恶的天才”，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纵横四海的黄色帝国”。他的女奴后来也成了戏剧中的样板，“穿着中东后宫嫔妃的薄纱衣服，手指和细白的手臂上，戴满了俗丽的首饰，双眼就像神秘的潭水，随时准备蛊惑人的灵魂”。[39]但是在傅满洲面前，这双眼睛就不值一提了。老和傅满洲唱反调，笨手笨脚的英国医师佩蒂特（Pettie），这么形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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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背椅上坐着傅满洲医生，他穿着一件绿色袍子，上面绣着什么东西，第一眼还看不出来，不过现在我看出来了，是一只白色的大孔雀。一顶小帽盖在他惊人的脑袋瓜上，他一只鸟爪般的手放在黑檀木桌上，微朝着我坐，脸上毫无表情，透露着极端的邪恶。也许是脸上显露的慧黠，傅满洲医师有我见过最恶心的脸。而那双绿眼睛，绿得像暗夜里的猫眼，有时像鬼火般跳动着，有时覆着一层恐怖的薄膜，不太像人眼，更不像有灵魂，比较像从地狱里溜出来的怪物，现在暂时住在这个骨瘦如柴、双肩高耸的人体里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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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故事会广受欢迎，因其正好揭露了愚蠢西方领袖的无知，而此无知亦即傅满洲所谓的“无可救药的单纯”。因为无论起因于马可波罗时期的蒙古西征，还是当时的义和团之乱，西方人始终都生活在“黄祸”及东方人野蛮行为的阴影下。当佩蒂特躺在傅满洲面前时，他了解自己“正被这个白种人公敌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个毫无慈悲心的非人类，聪明才智源于黄种人的冷血、富于心机、残忍，黄种人至今已将数百，不！至少数千个女婴，丢到专门设计的井里淹死了”。[41]为了强调中国人冷酷的形象，美国人在政治演讲或法律案件中，经常用“蒙古人”代替“中国人”。“中国人不是高加索人，”一件判决摘要这么写着，“我们欣然承认这个事实。中国人是蒙古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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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在国内外均频遭外国人羞辱，中国人超人智慧的迷思开始遭到质疑，许多作家也留意到了这点。以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为例，他在他的小说中还将中国人描述为强盗，专门在美国西海岸侵入他人的捕鱼区偷鱼，到了最后，他却强烈褒扬在夏威夷白手成家，老于世故的中国百万富翁。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他又描绘了在南海旅行时他曾遇见的中国人；这些人由于本质单纯，受到当地法国人势力无情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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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之前，杰克·伦敦发表了首批有关加州中国渔民的故事，其中特别强调他们强硬又不诚实的个性。[43]等到他在1909年的《哈珀杂志》发表《支那人》（Chinago）时，他又回到了早期，谈论中国人单纯性格的主题。杰克·伦敦这种论调，违反了当时的潮流，在《哈珀杂志》接受他的文章之前，他总共被十一家杂志退过稿。[44]只要读过吐温的海阿松，对于杰克·伦敦法庭中的一幕，必不会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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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不懂法语。他坐在拥挤的法庭内，既疲倦又无聊，听着官员们轮番迸出无休无止的法文。这些话听在阿周耳里，只是叽咕一片。他极讶异法国人的愚蠢，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找不出杀害忠家的凶手，而且根本不来问他。农场里五百个苦力全都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而阿山此刻正好端端地坐在庭内。苦力们私底下协议过，绝不上庭彼此指控；但是，这事情这么简单，这些法国人应该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这些法国人实在太笨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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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团结的默契，已经在农场里干了三年，二十二岁的阿周，在面对棉花田工头的询问时，一概“以一问三不知来搪塞”。虽然如今他成了嫌疑犯，他却自信早晚会无罪获释，因为他根本就是无辜的。在他看来，法国人如果严刑逼供，事实真相必可很快水落石出，但是他们却笨到连这点都想不到。阿周哪里晓得，读者们早已心知肚明，在这块由英国公司拥有，法国人经营，德国工头卡尔·舍摩尔负责的大溪地农场里，法律概念早已名存实亡且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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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一边听着不知所云的证词，一边思绪早已飞出去，幻想着自己获释后的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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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半辈子都会当个有钱人，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有妻、有子，孩子们长大后都会敬重他。还有，后院里要有个小花园，那是他休息、沉思的地方。小池塘里有金鱼，树上有风铃叮叮响，院子四周还有高墙围绕，以免他的休憩受到干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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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认为，白人才是岛上不理性及暴力的来源，而非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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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鬼的眼睛后面有一道帘幕，支那人怎么也看不进他们内心深处。不过，最严重的还是这些白鬼的效率，他们办事的能力，推动事情的方法，追求成果的精神，让所有能动的生物，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之下，那是他们最深层的力量，是的，白人既古怪又杰出，总之，他们是魔鬼。[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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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谋杀人，阿周被判二十年劳役，但是他“并不苦恼。二十年就二十年嘛。只不过这段期间再也别想着花园了——如此而已。他还年轻，骨子里又有亚洲人的耐力。他等得了二十年的，到时候他沸腾的热血已获舒缓，必然更能安享花园里的静谧。他为花园想到了一个名字，叫做‘静晨花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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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籍地方法院法官酒后失误，阿周被列名为死刑犯，在前往断头台的途中，他相当地平静。他以双方都听得懂的大溪地话向法籍宪兵解释：事情弄错了，很容易就可以纠正的。法国人笑一笑表示同意，但是行刑的流程却没有改变。只有当行刑官发出口令，断头台的铡刀往他脖子上落下时，阿周才略感讶异。“刀子并不痒。在他失去意识前，他只知道这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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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虽然无缘一睹他的“静晨花园”，读者们却因此意识到，这样一个梦想是有可能，也确实存在的。无论中国人在侨居地所受的歧视为何﹡，他们对未来的盼望，对故乡的思念，一直都是牵动他们生活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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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视固然是家常便饭，上诉也并非不可能，成功的案例甚至可以上溯至美国最高法院，1886年，“益和诉霍普金斯案”（Yick Wo v. Hopkins），就是一个例子。益和是旧金山的洗衣工，于1861年抵达美国。他因为违反市政府的新法规，在并非砖块或石头构造的建筑物里开洗衣铺，被罚锾十元。法令并规定，如果缴不出罚款，就得以一天一元的代价进牢房蹲监。他为此提出上诉。经过详细审查，最高法院驳回益和的判决，因为新法令显然只针对中国人而非针对白人而设计。最高法院法官以严厉语气向旧金山当局表示，虽然法令“表面上看来公平，执行时也可能无误，但是政府当局若心存不正，上下其手，以致执行时针对相同环境下不同的人，有不公平及违法的歧视”，那就违反了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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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益和的案子里，另外还有两百名洗衣工伙同他一起上诉，“结论认为，除非对上诉者的种族及国籍怀有严重敌意，否则不应该有类似问题出现”——《最高法院判决报告书》（Supreme Court Reporter, 1886U.S.356, p.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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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va Price, Journal，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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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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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 G. Jones, North Carolina Illustrated, 1524-1984 （Chapel Hill, 1913） ，214—215页。特别感谢 Gary Reeder 提供此条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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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k Twain, Roughing It，共二卷（New York, 1913），卷二：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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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吐温节录自Roughing It中”Enterprise”，卷二：109—120页。关于这时期吐温的生活，见 Henry Nash Smith 所著 Mark Twain of the Enterprise: Newspaper Articles and Other Documents, 1862-1864 （Berkley,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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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wain, Roughing It，卷二：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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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卷二：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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