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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上，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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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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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上，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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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上，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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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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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111、14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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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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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eter Conn, Pearl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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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earl S.Buck, The Good Earth （New York, 199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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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上，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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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同上，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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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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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harles G.Finney, The Circus of Dr. Lao （New York, 1935），1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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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上，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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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ohn Steinbeck, “Johnny Bear”，载The Long Valley （New York,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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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十章：激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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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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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晚期，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多数时候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都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伴随那一片广大土地的是许多幽深不可测的过去，即使谈到明确的历史人物及事件也往往有着最模糊的时代背景。对伏尔泰和奥尼尔来说，只要有一个大略的“蒙古”时期做背景，就可以了。平托的明朝总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对于佩雷拉、克路士和利玛窦而言，当代政治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切的问题。闵明我和笛福一向以泛泛之词谈论蒙古霸业，安生和马戛尔尼也不例外，他们甚至连细节也不在乎。在十九世纪访问者及传教士眼中，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纯粹是烧杀掳掠的前兆，但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动乱的起因。在赛珍珠的小说里，王龙的家人曾模糊提到“在咱们北边的战事”，或者“现在到南边去了，一天天向这儿逼近着”，但是无论是战争的起因，还是战事的过程，都未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即使最后王龙选择剪去发辫，也不同于许多革命人士是基于反抗清廷统治的政治理念，而是为了讨好他迷恋的一名歌女。虽然谢阁兰《勒内·莱斯》的时代背景，多少和1911年导致清朝灭亡的革命拉上一些关联，然而他除了以最奇特的方式表现故事中的肉欲情节外，完全没有探究革命的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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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0年代末期，深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着迷的观察家，开始将中国放进了世界革命的版图，并以更精确的态度探寻中国的激进因子。因此无论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927年蒋介石的肃清共产党运动，还是随后中共在偏远乡间几乎奇迹式的存活，都使观察家对中国的左翼势力产生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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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33年出版了新书《人间命运》（Man’s Fate），马尔罗（André Malraux）堪称为让扩大读者留意到这些动荡事件的第一人。初看之下，马尔罗似乎不应该会对这些政治冲突感兴趣，因为他早期有关中国的作品均跳脱不出由绿蒂、克洛岱尔、谢阁兰等人建构的充满中国风情的故事范畴。比如说，在1926年出版的《西方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中，二十五岁的马尔罗这么描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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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鞑靼的紫心白玫瑰会开遍蒙古大草原，那时旅行商队会从那里经过。脏兮兮的商人领着高大的长毛骆驼，驼背上装满了圆鼓鼓的包袱，商队一停下，包袱就像石榴一样爆裂开来。于是这个有着澄明天空或冰冻溪水一般色调石头、有着冰块般闪烁光彩石头、有着浅色华丽羽毛灰鸟、有着霜般色彩、有着掺银土耳其玉等景物的雪国，所有的珍奇都倒进了商人灵敏的双手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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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他书中前几页的属于中国的其他意象还包括：这块土地上满是“鸦片与迷梦”，“古老的幽灵”，“被箭射中钉在城墙上的皇后”。至此，有人可能以为马尔罗应该已经受够了这些。虽然《西方的诱惑》中充满了类似的文字，马尔罗却也开始显露他对中国在知识上及社会上骚动的关切。《西方的诱惑》是一本书信体小说，书信往来的两位主角，一位是仅知其名为A.D.的到中国旅游的法国青年，另一位是叫做“林”的首度赴法的中国青年。较之戈德史密斯的书信体小说《世界公民》，这本书更是缺乏情节，但是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该书的故事主题由A.D.及林对各自与对方社会的批判牵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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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说发展，该书的政治意图也逐渐凸显。重要的转折发生在已经抵达中国的A.D.与一位年长的中国学者兼前政治领袖王楼的对话中；他们会面的时机正为新时代来临的前夕。在上海的“亚斯托旅馆”见面后，王楼很快就告诉A.D.，他不只瞧不起中国的新青年，因为他们是“被大学里的垃圾搞昏头的白痴”，更鄙视控制政府的“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喜剧演员”。不过王楼最感到遗憾和气愤的，则是这个世界“儒家道统的逐渐式微……我们的精神逐渐空洞”。欧洲对中国唯一的贡献，就是“让他们了解到，所有思想都没有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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