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05120
1707305121
黯然读过由A.D.捎来的记录这段谈话的信件后，林自巴黎回信道，他不得不同意A.D.的分析。但是王楼的评论却刺激了林，让他更审慎地思考位于广东的孙逸仙革命政府以及日益扩张的全球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林回信给他的朋友说道：
1707305122
1707305123
华中与华南省份，已完全依附那个位于广东的奇怪政府。这个政府透过影片的宣传用以牵制住英国，并尊崇圣贤；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从西方得到的完全是表象的东西。电影、电力、镜子、留声机，就像新品种的宠物诱惑着我们。对于大城市的人而言，欧洲永远只是一个机械化的乐园。[3]
1707305124
1707305125
这些想法使林联想到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性：
1707305126
1707305127
我们不幸的数百万群众体会的是不公不义，而非平等正义；是煎熬痛苦，而非欢欣快乐。他们对自己领袖的厌恶，只加深了他们对彼此共通性的了解。我稍显好奇地等着，有人会站出来呼吁，他要的是报复，不是公义。一个国家若是以武德为基础，它的力量必可大增。那些单单为了仇恨而冒死亡危险的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一个新中国正在成形，那是连我们也不能了解的国家。她会受到那已经数度震撼她的集体情绪动摇吗？毁灭的声音较先知的颂祷更加有力，并已在亚洲传出了悠远的回声……[4]
1707305128
1707305129
在1926—1927年间，林的预言逐渐在真实生活中实现。曾经促使稚龄的中国共产党与他自己的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的孙逸仙，在1925年过世了。虽然遭遇激烈反对，他的领导地位还是由门生蒋介石接任，后者并于1926年底领导各方革命力量北上讨伐，统一了国家。此时，他势力下的共产党组织与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顾问在汉口建立了—个政府基地，至于蒋介石则集中力量在上海发展。就在当地，1927年4月12日，在一次残忍而冷酷的突袭行动中，蒋的部队联合了当地的秘密社团与帮派组织，并在控制上海繁荣租界区的外国势力默许下，一举消灭了共产党与工会组织的势力。
1707305130
1707305131
在1933年的小说《人间命运》中，马尔罗详细探讨了这些事件在精神上的意义及道德上的冲击。虽然马尔罗从未去过中国，他却在东南亚住过一段时间，在20年代早期，甚至曾因盗卖高棉古董遭法国当局逮捕，他也曾和越南的国家主义者和激进团体共事。因此他很容易给读者一种印象，认为他和中国的革命动乱具有某种关系。这种微妙的印象维持了几十年后，读者才了解，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他根本不在中国。《人间命运》谈的是1927年时蒋介石肃清上海共产党组织的行动；较早一本较短的小说，则谈到稍早在广东的革命；在书里，马尔罗放入了严谨的史料及编年表，并以口语的方式，诠释了一直延续到1949年共产党革命，甚至于之后的人性正直及信用。
1707305132
1707305133
在整本小说里，马尔罗将故事集中在1927年春天里的六天，其中五天在上海，一天在汉口。小说每一段落，都将事件的明确日期和时间表示出来，因此在模糊的历史大背景下，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到时间一分一秒的移动。而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就像戏剧中的演员一样，一开始就全部列在表上介绍出场。只要看了人名之后的介绍文字，读者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故事大纲了：
1707305134
1707305135
陈大儿，中国恐怖分子。
1707305136
1707305137
京吉索，法日混血，上海暴动组织人之一。
1707305138
1707305139
老吉索，京之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1707305140
1707305141
玫吉索，京之妻。
1707305142
1707305143
拜伦·克拉皮克，法国人，古董商、鸦片贩、走私贩。
1707305144
1707305145
卡托夫，俄国人，暴动组织人之一。
1707305146
1707305147
费拉尔，法国商会总裁，法亚基金会主席。
1707305148
1707305149
维拉蕊，费拉的情妇。
1707305150
1707305151
马休，上海警察总长。
1707305152
1707305153
柯倪，蒋介石的警察首长。[5]
1707305154
1707305155
看了这张表，重点立刻浮现：在整本长篇小说里，唯一主要的中国角色，就是恐怖分子“陈”了，而且除了有日本血统的京之外，其他都是欧洲人。在马尔罗笔下，所谓革命，就是所有具备革命潜力的草根元素，都处在西方人的操纵与镇压下。正当警察势力和商业精英联合起来，对抗献身革命的志士及其共产国际顾问时，陈这名恐怖分子，则一面为新降临的权力雀跃，一面为沦为杀手黯然，后来则更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同胞，使得一切都归于零：“陈不再属于中国……完全的自由，使他完全地属于自己。”由于心境发生了变化，陈“欣喜若狂地”向着奔驰中的汽车跑去，同时也跑向了自己的生命终点，因为他正打算去暗杀蒋介石。[6]
1707305156
1707305157
陈虽然超越了一般凡人的境界，至少他还有个身份。相对而言，其他致力于革命的中国人，像那些设法在共产党总部四周设路障，以阻挡蒋突袭部队的人，在马尔罗比喻下，就只成了非人的游离物了，“模糊的身影在雾里像混水里的鱼”，或是“像一窝昆虫……四处活跃地窜动，意义不清，行动很明确”。[7]
1707305158
1707305159
即使是舍身革命的京，当他徘徊上海街头，设法组织叛乱时，
1707305160
1707305161
他不再走在泥地上，而是走在地图里。数百万汲汲营营于生计的人消失了，他们被另一种生活压碎了。在租界区和富人区里，那些经过雨水清洗的栅栏就在街底，现在看来只像威胁、障碍，像没有窗的监狱长墙。相反，这些暴戾地区，这些曾遭大量军队涌入的地区，却因躺在地上群众的战栗而生气盎然。[8]
1707305162
1707305163
法国商会总裁费拉尔决定将宝押在蒋介石而非共产党身上，他以个人熟知的赛马角度刻画出中国人的形象：
1707305164
1707305165
就像赛马互相超越的景况，先是头、然后脖子、接着肩膀，人群也渐近而缓慢地在车上向前“推进”。马路上，出现了碗盘之间挺立着小婴儿头的手推车、二轮马车、黄包车、小长毛马，更有塞了六十几个人的卡车。巨大的床垫上，则堆满了一整房子的家具，桌脚似乎还摇摇欲坠。至于手臂上挂着摇摇晃晃鸟笼的巨人，正伸出手保护娇小的女人，而女人背上则是一大窝的小孩。[9]
1707305166
1707305167
在《人间命运》中，最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是卡托夫，一个刚毅的共产国际专员。他不像恐怖分子陈，忘我地奔向人生终点，而是忧郁又有条不紊地踏上自己的归途。他最后的举动充满尊严，因为他让出自己的氰化物药丸，好让两位躺在他旁边受伤的中国同志，亦即他“可怜的弟兄”，能够在自己手中平静地死去，免去了酷刑的煎熬及等着他们的处决。在马尔罗看来，这种为了中国而做的西方式奉献，是卡托夫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礼物”。卡托夫最后被判在铁路岔道等候会车的装甲列车的锅炉中活活烧死，他被带去受死时，一群中国人“怀着敬爱、畏惧、顺服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10]
1707305168
1707305169
透过马尔罗的描述，无论是中国人的无力感，还是共产国际专员的勇气，对于当代读者都有相当的说服性。但是有些人却觉得，以此笔法描述革命未免太过简单，对于牺牲所下的抽象定义也显得内涵不足；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是这些人之一。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较马尔罗年长三岁。但是这三岁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生于巴伐利亚的布莱希特正好足龄，得以加入一战的德军行列。虽然因为医学生的身份只分派至军医院服务，他却看透了战争及其带来的恶果，这使他终生认为，这一切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愚昧及虚伪造成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只源于书本，更来自个人经验。他的理念，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也受十五世纪法国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及当代达达主义影响。继1928年的《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及1930年的《默哈哥尼城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y）之后，布莱希特于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写了一部反思性的戏剧，亦即深具实验意味的说教式戏剧《手段》（The Measures Taken），并于1930年12月13日在柏林首演。
[
上一页 ]
[ :1.707305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