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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十章：激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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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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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晚期，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多数时候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都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伴随那一片广大土地的是许多幽深不可测的过去，即使谈到明确的历史人物及事件也往往有着最模糊的时代背景。对伏尔泰和奥尼尔来说，只要有一个大略的“蒙古”时期做背景，就可以了。平托的明朝总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对于佩雷拉、克路士和利玛窦而言，当代政治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切的问题。闵明我和笛福一向以泛泛之词谈论蒙古霸业，安生和马戛尔尼也不例外，他们甚至连细节也不在乎。在十九世纪访问者及传教士眼中，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纯粹是烧杀掳掠的前兆，但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动乱的起因。在赛珍珠的小说里，王龙的家人曾模糊提到“在咱们北边的战事”，或者“现在到南边去了，一天天向这儿逼近着”，但是无论是战争的起因，还是战事的过程，都未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即使最后王龙选择剪去发辫，也不同于许多革命人士是基于反抗清廷统治的政治理念，而是为了讨好他迷恋的一名歌女。虽然谢阁兰《勒内·莱斯》的时代背景，多少和1911年导致清朝灭亡的革命拉上一些关联，然而他除了以最奇特的方式表现故事中的肉欲情节外，完全没有探究革命的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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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0年代末期，深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着迷的观察家，开始将中国放进了世界革命的版图，并以更精确的态度探寻中国的激进因子。因此无论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927年蒋介石的肃清共产党运动，还是随后中共在偏远乡间几乎奇迹式的存活，都使观察家对中国的左翼势力产生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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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33年出版了新书《人间命运》（Man’s Fate），马尔罗（André Malraux）堪称为让扩大读者留意到这些动荡事件的第一人。初看之下，马尔罗似乎不应该会对这些政治冲突感兴趣，因为他早期有关中国的作品均跳脱不出由绿蒂、克洛岱尔、谢阁兰等人建构的充满中国风情的故事范畴。比如说，在1926年出版的《西方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中，二十五岁的马尔罗这么描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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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鞑靼的紫心白玫瑰会开遍蒙古大草原，那时旅行商队会从那里经过。脏兮兮的商人领着高大的长毛骆驼，驼背上装满了圆鼓鼓的包袱，商队一停下，包袱就像石榴一样爆裂开来。于是这个有着澄明天空或冰冻溪水一般色调石头、有着冰块般闪烁光彩石头、有着浅色华丽羽毛灰鸟、有着霜般色彩、有着掺银土耳其玉等景物的雪国，所有的珍奇都倒进了商人灵敏的双手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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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他书中前几页的属于中国的其他意象还包括：这块土地上满是“鸦片与迷梦”，“古老的幽灵”，“被箭射中钉在城墙上的皇后”。至此，有人可能以为马尔罗应该已经受够了这些。虽然《西方的诱惑》中充满了类似的文字，马尔罗却也开始显露他对中国在知识上及社会上骚动的关切。《西方的诱惑》是一本书信体小说，书信往来的两位主角，一位是仅知其名为A.D.的到中国旅游的法国青年，另一位是叫做“林”的首度赴法的中国青年。较之戈德史密斯的书信体小说《世界公民》，这本书更是缺乏情节，但是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该书的故事主题由A.D.及林对各自与对方社会的批判牵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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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说发展，该书的政治意图也逐渐凸显。重要的转折发生在已经抵达中国的A.D.与一位年长的中国学者兼前政治领袖王楼的对话中；他们会面的时机正为新时代来临的前夕。在上海的“亚斯托旅馆”见面后，王楼很快就告诉A.D.，他不只瞧不起中国的新青年，因为他们是“被大学里的垃圾搞昏头的白痴”，更鄙视控制政府的“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喜剧演员”。不过王楼最感到遗憾和气愤的，则是这个世界“儒家道统的逐渐式微……我们的精神逐渐空洞”。欧洲对中国唯一的贡献，就是“让他们了解到，所有思想都没有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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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读过由A.D.捎来的记录这段谈话的信件后，林自巴黎回信道，他不得不同意A.D.的分析。但是王楼的评论却刺激了林，让他更审慎地思考位于广东的孙逸仙革命政府以及日益扩张的全球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林回信给他的朋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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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与华南省份，已完全依附那个位于广东的奇怪政府。这个政府透过影片的宣传用以牵制住英国，并尊崇圣贤；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从西方得到的完全是表象的东西。电影、电力、镜子、留声机，就像新品种的宠物诱惑着我们。对于大城市的人而言，欧洲永远只是一个机械化的乐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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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使林联想到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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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幸的数百万群众体会的是不公不义，而非平等正义；是煎熬痛苦，而非欢欣快乐。他们对自己领袖的厌恶，只加深了他们对彼此共通性的了解。我稍显好奇地等着，有人会站出来呼吁，他要的是报复，不是公义。一个国家若是以武德为基础，它的力量必可大增。那些单单为了仇恨而冒死亡危险的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一个新中国正在成形，那是连我们也不能了解的国家。她会受到那已经数度震撼她的集体情绪动摇吗？毁灭的声音较先知的颂祷更加有力，并已在亚洲传出了悠远的回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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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1927年间，林的预言逐渐在真实生活中实现。曾经促使稚龄的中国共产党与他自己的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的孙逸仙，在1925年过世了。虽然遭遇激烈反对，他的领导地位还是由门生蒋介石接任，后者并于1926年底领导各方革命力量北上讨伐，统一了国家。此时，他势力下的共产党组织与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顾问在汉口建立了—个政府基地，至于蒋介石则集中力量在上海发展。就在当地，1927年4月12日，在一次残忍而冷酷的突袭行动中，蒋的部队联合了当地的秘密社团与帮派组织，并在控制上海繁荣租界区的外国势力默许下，一举消灭了共产党与工会组织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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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的小说《人间命运》中，马尔罗详细探讨了这些事件在精神上的意义及道德上的冲击。虽然马尔罗从未去过中国，他却在东南亚住过一段时间，在20年代早期，甚至曾因盗卖高棉古董遭法国当局逮捕，他也曾和越南的国家主义者和激进团体共事。因此他很容易给读者一种印象，认为他和中国的革命动乱具有某种关系。这种微妙的印象维持了几十年后，读者才了解，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他根本不在中国。《人间命运》谈的是1927年时蒋介石肃清上海共产党组织的行动；较早一本较短的小说，则谈到稍早在广东的革命；在书里，马尔罗放入了严谨的史料及编年表，并以口语的方式，诠释了一直延续到1949年共产党革命，甚至于之后的人性正直及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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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本小说里，马尔罗将故事集中在1927年春天里的六天，其中五天在上海，一天在汉口。小说每一段落，都将事件的明确日期和时间表示出来，因此在模糊的历史大背景下，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到时间一分一秒的移动。而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就像戏剧中的演员一样，一开始就全部列在表上介绍出场。只要看了人名之后的介绍文字，读者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故事大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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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儿，中国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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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吉索，法日混血，上海暴动组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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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吉索，京之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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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吉索，京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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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克拉皮克，法国人，古董商、鸦片贩、走私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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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夫，俄国人，暴动组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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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尔，法国商会总裁，法亚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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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蕊，费拉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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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休，上海警察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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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倪，蒋介石的警察首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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