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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张表，重点立刻浮现：在整本长篇小说里，唯一主要的中国角色，就是恐怖分子“陈”了，而且除了有日本血统的京之外，其他都是欧洲人。在马尔罗笔下，所谓革命，就是所有具备革命潜力的草根元素，都处在西方人的操纵与镇压下。正当警察势力和商业精英联合起来，对抗献身革命的志士及其共产国际顾问时，陈这名恐怖分子，则一面为新降临的权力雀跃，一面为沦为杀手黯然，后来则更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同胞，使得一切都归于零：“陈不再属于中国……完全的自由，使他完全地属于自己。”由于心境发生了变化，陈“欣喜若狂地”向着奔驰中的汽车跑去，同时也跑向了自己的生命终点，因为他正打算去暗杀蒋介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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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虽然超越了一般凡人的境界，至少他还有个身份。相对而言，其他致力于革命的中国人，像那些设法在共产党总部四周设路障，以阻挡蒋突袭部队的人，在马尔罗比喻下，就只成了非人的游离物了，“模糊的身影在雾里像混水里的鱼”，或是“像一窝昆虫……四处活跃地窜动，意义不清，行动很明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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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舍身革命的京，当他徘徊上海街头，设法组织叛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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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走在泥地上，而是走在地图里。数百万汲汲营营于生计的人消失了，他们被另一种生活压碎了。在租界区和富人区里，那些经过雨水清洗的栅栏就在街底，现在看来只像威胁、障碍，像没有窗的监狱长墙。相反，这些暴戾地区，这些曾遭大量军队涌入的地区，却因躺在地上群众的战栗而生气盎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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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商会总裁费拉尔决定将宝押在蒋介石而非共产党身上，他以个人熟知的赛马角度刻画出中国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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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赛马互相超越的景况，先是头、然后脖子、接着肩膀，人群也渐近而缓慢地在车上向前“推进”。马路上，出现了碗盘之间挺立着小婴儿头的手推车、二轮马车、黄包车、小长毛马，更有塞了六十几个人的卡车。巨大的床垫上，则堆满了一整房子的家具，桌脚似乎还摇摇欲坠。至于手臂上挂着摇摇晃晃鸟笼的巨人，正伸出手保护娇小的女人，而女人背上则是一大窝的小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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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命运》中，最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是卡托夫，一个刚毅的共产国际专员。他不像恐怖分子陈，忘我地奔向人生终点，而是忧郁又有条不紊地踏上自己的归途。他最后的举动充满尊严，因为他让出自己的氰化物药丸，好让两位躺在他旁边受伤的中国同志，亦即他“可怜的弟兄”，能够在自己手中平静地死去，免去了酷刑的煎熬及等着他们的处决。在马尔罗看来，这种为了中国而做的西方式奉献，是卡托夫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礼物”。卡托夫最后被判在铁路岔道等候会车的装甲列车的锅炉中活活烧死，他被带去受死时，一群中国人“怀着敬爱、畏惧、顺服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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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马尔罗的描述，无论是中国人的无力感，还是共产国际专员的勇气，对于当代读者都有相当的说服性。但是有些人却觉得，以此笔法描述革命未免太过简单，对于牺牲所下的抽象定义也显得内涵不足；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是这些人之一。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较马尔罗年长三岁。但是这三岁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生于巴伐利亚的布莱希特正好足龄，得以加入一战的德军行列。虽然因为医学生的身份只分派至军医院服务，他却看透了战争及其带来的恶果，这使他终生认为，这一切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愚昧及虚伪造成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只源于书本，更来自个人经验。他的理念，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也受十五世纪法国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及当代达达主义影响。继1928年的《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及1930年的《默哈哥尼城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y）之后，布莱希特于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写了一部反思性的戏剧，亦即深具实验意味的说教式戏剧《手段》（The Measures Taken），并于1930年12月13日在柏林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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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马尔罗的小说在内，大部分西方人谈到中国革命时，都把场景摆在广东或上海，但是布莱希特戏剧的背景却是中国北方城市沈阳。他将这个城市描绘为具备革命的充分条件：虽然保守派的炮艇在河面上巡戈，“装甲列车也在铁轨上待命”，沈阳工厂里不满的情绪却不断高涨。纺织工人走上街头抗议；苦力们拖着装有沉重谷物的驳船进城，不时在河边泥地上摔一跤，痛苦呻吟着；富商们也愿意和工人组成联合阵线，以对抗邪恶的帝国主义；失业人群也发起了绝食暴动。四名运动指导者，三男一女已由莫斯科指派到沈阳鼓动革命；为了避免炮艇和装甲列车转向对准莫斯科，他们绝不能透露自己来自莫斯科。因此，这四人都受到上级指示，必须戴上面具，以掩饰自己的身份。当他们准备越过边界到中国时，上级告诉他们：“从这一刻起，甚至一直到你们消失为止，你们都是无名无姓的工人、斗士。你们是中国人，从中国母亲肚内出生，有着黄色的皮肤，即使在睡眠里梦呓，说的也是中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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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人与一位从边境车站过来的同志会合，此人也戴着面具，受指派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称他为“年轻同志”。在舞台上，几名运动指导者简述了他们与年轻同志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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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中国人身份，向沈阳前进，共为四男一女。此行主要为宣传目的，并协助中国共产党教授基础共产主义，亦即古典共产主义与宣传方法。要让无知者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要让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级意识；要让已具备阶级意识的人掌握革命的实战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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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合唱团附和着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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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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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分辨何时可战何时不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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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分辨何时说真话何时不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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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和不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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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身于险恶和规避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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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人知和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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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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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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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共产主义而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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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名来自莫斯科的运动指导者愈是专业，受指派领导他们的年轻同志就愈不服他们的意见；他受眼前苦难的景象折磨，经常凭着意气行事。在四名运动指导者眼中，他已经表现出危险的软弱，成了“可怜的猎物”。这四人在沈阳积极工作，设立政党学校，在工厂里成立党小组，训练城里的活跃分子成为中坚干部，同时指导他们制作并散发党的材料。他们教导工人如何进行街头巷战，在密室里藏着排版机，还积极结交一名富商，因为他在“年轻人中颇孚众望”，因此必可在“资本主义的枪杆子下，大力协助拓展党内网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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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常意气用事，这名年轻同志不时干扰四名运动指导者的工作：他反对系统而隐秘地建立一个坚实的革命根据地，主张攻击当地陆军军营，占领工厂，鼓动失业人群暴动。他鲁莽的行动导致工人分裂，出现对立派系，并让当局留意到了四名运动指导者。在他看来，穷人的苦难太深了，要他们暂时忍耐这根本是缺乏人性的荒谬论调，教导他们革命方法也只是浪费时间。工人们该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他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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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他们的不幸不是胸口上的麻风；他们的贫困不是像屋顶上的瓷砖一样掉下来；所有的不幸和贫困都是人为的恶果。他们炉上锅子里空无一物，悲惨是他们仅有的食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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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饶富经验的运动指导者严厉斥责这名年轻的同志，直到最后他羞怒交加，将他们交给他分发的党的材料撕得粉碎。他把隐藏自己身份的面具扯了下来，大声向聚集在面前的穷苦群众咆哮，表示自己是来帮助他们的。四名运动指导者以阴郁的调子向领导报告事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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