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305154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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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5 看了这张表,重点立刻浮现:在整本长篇小说里,唯一主要的中国角色,就是恐怖分子“陈”了,而且除了有日本血统的京之外,其他都是欧洲人。在马尔罗笔下,所谓革命,就是所有具备革命潜力的草根元素,都处在西方人的操纵与镇压下。正当警察势力和商业精英联合起来,对抗献身革命的志士及其共产国际顾问时,陈这名恐怖分子,则一面为新降临的权力雀跃,一面为沦为杀手黯然,后来则更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同胞,使得一切都归于零:“陈不再属于中国……完全的自由,使他完全地属于自己。”由于心境发生了变化,陈“欣喜若狂地”向着奔驰中的汽车跑去,同时也跑向了自己的生命终点,因为他正打算去暗杀蒋介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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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7 陈虽然超越了一般凡人的境界,至少他还有个身份。相对而言,其他致力于革命的中国人,像那些设法在共产党总部四周设路障,以阻挡蒋突袭部队的人,在马尔罗比喻下,就只成了非人的游离物了,“模糊的身影在雾里像混水里的鱼”,或是“像一窝昆虫……四处活跃地窜动,意义不清,行动很明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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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9 即使是舍身革命的京,当他徘徊上海街头,设法组织叛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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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1 他不再走在泥地上,而是走在地图里。数百万汲汲营营于生计的人消失了,他们被另一种生活压碎了。在租界区和富人区里,那些经过雨水清洗的栅栏就在街底,现在看来只像威胁、障碍,像没有窗的监狱长墙。相反,这些暴戾地区,这些曾遭大量军队涌入的地区,却因躺在地上群众的战栗而生气盎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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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3 法国商会总裁费拉尔决定将宝押在蒋介石而非共产党身上,他以个人熟知的赛马角度刻画出中国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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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5 就像赛马互相超越的景况,先是头、然后脖子、接着肩膀,人群也渐近而缓慢地在车上向前“推进”。马路上,出现了碗盘之间挺立着小婴儿头的手推车、二轮马车、黄包车、小长毛马,更有塞了六十几个人的卡车。巨大的床垫上,则堆满了一整房子的家具,桌脚似乎还摇摇欲坠。至于手臂上挂着摇摇晃晃鸟笼的巨人,正伸出手保护娇小的女人,而女人背上则是一大窝的小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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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7 在《人间命运》中,最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是卡托夫,一个刚毅的共产国际专员。他不像恐怖分子陈,忘我地奔向人生终点,而是忧郁又有条不紊地踏上自己的归途。他最后的举动充满尊严,因为他让出自己的氰化物药丸,好让两位躺在他旁边受伤的中国同志,亦即他“可怜的弟兄”,能够在自己手中平静地死去,免去了酷刑的煎熬及等着他们的处决。在马尔罗看来,这种为了中国而做的西方式奉献,是卡托夫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礼物”。卡托夫最后被判在铁路岔道等候会车的装甲列车的锅炉中活活烧死,他被带去受死时,一群中国人“怀着敬爱、畏惧、顺服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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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9 透过马尔罗的描述,无论是中国人的无力感,还是共产国际专员的勇气,对于当代读者都有相当的说服性。但是有些人却觉得,以此笔法描述革命未免太过简单,对于牺牲所下的抽象定义也显得内涵不足;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是这些人之一。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较马尔罗年长三岁。但是这三岁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生于巴伐利亚的布莱希特正好足龄,得以加入一战的德军行列。虽然因为医学生的身份只分派至军医院服务,他却看透了战争及其带来的恶果,这使他终生认为,这一切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愚昧及虚伪造成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只源于书本,更来自个人经验。他的理念,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也受十五世纪法国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及当代达达主义影响。继1928年的《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及1930年的《默哈哥尼城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y)之后,布莱希特于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写了一部反思性的戏剧,亦即深具实验意味的说教式戏剧《手段》(The Measures Taken),并于1930年12月13日在柏林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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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1 包括马尔罗的小说在内,大部分西方人谈到中国革命时,都把场景摆在广东或上海,但是布莱希特戏剧的背景却是中国北方城市沈阳。他将这个城市描绘为具备革命的充分条件:虽然保守派的炮艇在河面上巡戈,“装甲列车也在铁轨上待命”,沈阳工厂里不满的情绪却不断高涨。纺织工人走上街头抗议;苦力们拖着装有沉重谷物的驳船进城,不时在河边泥地上摔一跤,痛苦呻吟着;富商们也愿意和工人组成联合阵线,以对抗邪恶的帝国主义;失业人群也发起了绝食暴动。四名运动指导者,三男一女已由莫斯科指派到沈阳鼓动革命;为了避免炮艇和装甲列车转向对准莫斯科,他们绝不能透露自己来自莫斯科。因此,这四人都受到上级指示,必须戴上面具,以掩饰自己的身份。当他们准备越过边界到中国时,上级告诉他们:“从这一刻起,甚至一直到你们消失为止,你们都是无名无姓的工人、斗士。你们是中国人,从中国母亲肚内出生,有着黄色的皮肤,即使在睡眠里梦呓,说的也是中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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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3 这四个人与一位从边境车站过来的同志会合,此人也戴着面具,受指派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称他为“年轻同志”。在舞台上,几名运动指导者简述了他们与年轻同志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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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5 我们以中国人身份,向沈阳前进,共为四男一女。此行主要为宣传目的,并协助中国共产党教授基础共产主义,亦即古典共产主义与宣传方法。要让无知者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要让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级意识;要让已具备阶级意识的人掌握革命的实战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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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7 接着合唱团附和着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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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9 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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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81 必须分辨何时可战何时不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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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83 必须分辨何时说真话何时不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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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85 提供服务和不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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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87 置自身于险恶和规避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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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89 广为人知和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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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91 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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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93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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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95 要为共产主义而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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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97 这四名来自莫斯科的运动指导者愈是专业,受指派领导他们的年轻同志就愈不服他们的意见;他受眼前苦难的景象折磨,经常凭着意气行事。在四名运动指导者眼中,他已经表现出危险的软弱,成了“可怜的猎物”。这四人在沈阳积极工作,设立政党学校,在工厂里成立党小组,训练城里的活跃分子成为中坚干部,同时指导他们制作并散发党的材料。他们教导工人如何进行街头巷战,在密室里藏着排版机,还积极结交一名富商,因为他在“年轻人中颇孚众望”,因此必可在“资本主义的枪杆子下,大力协助拓展党内网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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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99 由于经常意气用事,这名年轻同志不时干扰四名运动指导者的工作:他反对系统而隐秘地建立一个坚实的革命根据地,主张攻击当地陆军军营,占领工厂,鼓动失业人群暴动。他鲁莽的行动导致工人分裂,出现对立派系,并让当局留意到了四名运动指导者。在他看来,穷人的苦难太深了,要他们暂时忍耐这根本是缺乏人性的荒谬论调,教导他们革命方法也只是浪费时间。工人们该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他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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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201 他们知道:他们的不幸不是胸口上的麻风;他们的贫困不是像屋顶上的瓷砖一样掉下来;所有的不幸和贫困都是人为的恶果。他们炉上锅子里空无一物,悲惨是他们仅有的食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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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203 四名饶富经验的运动指导者严厉斥责这名年轻的同志,直到最后他羞怒交加,将他们交给他分发的党的材料撕得粉碎。他把隐藏自己身份的面具扯了下来,大声向聚集在面前的穷苦群众咆哮,表示自己是来帮助他们的。四名运动指导者以阴郁的调子向领导报告事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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