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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马尔罗的小说在内，大部分西方人谈到中国革命时，都把场景摆在广东或上海，但是布莱希特戏剧的背景却是中国北方城市沈阳。他将这个城市描绘为具备革命的充分条件：虽然保守派的炮艇在河面上巡戈，“装甲列车也在铁轨上待命”，沈阳工厂里不满的情绪却不断高涨。纺织工人走上街头抗议；苦力们拖着装有沉重谷物的驳船进城，不时在河边泥地上摔一跤，痛苦呻吟着；富商们也愿意和工人组成联合阵线，以对抗邪恶的帝国主义；失业人群也发起了绝食暴动。四名运动指导者，三男一女已由莫斯科指派到沈阳鼓动革命；为了避免炮艇和装甲列车转向对准莫斯科，他们绝不能透露自己来自莫斯科。因此，这四人都受到上级指示，必须戴上面具，以掩饰自己的身份。当他们准备越过边界到中国时，上级告诉他们：“从这一刻起，甚至一直到你们消失为止，你们都是无名无姓的工人、斗士。你们是中国人，从中国母亲肚内出生，有着黄色的皮肤，即使在睡眠里梦呓，说的也是中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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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人与一位从边境车站过来的同志会合，此人也戴着面具，受指派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称他为“年轻同志”。在舞台上，几名运动指导者简述了他们与年轻同志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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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中国人身份，向沈阳前进，共为四男一女。此行主要为宣传目的，并协助中国共产党教授基础共产主义，亦即古典共产主义与宣传方法。要让无知者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要让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级意识；要让已具备阶级意识的人掌握革命的实战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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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合唱团附和着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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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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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分辨何时可战何时不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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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分辨何时说真话何时不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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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和不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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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身于险恶和规避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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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人知和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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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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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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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共产主义而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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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名来自莫斯科的运动指导者愈是专业，受指派领导他们的年轻同志就愈不服他们的意见；他受眼前苦难的景象折磨，经常凭着意气行事。在四名运动指导者眼中，他已经表现出危险的软弱，成了“可怜的猎物”。这四人在沈阳积极工作，设立政党学校，在工厂里成立党小组，训练城里的活跃分子成为中坚干部，同时指导他们制作并散发党的材料。他们教导工人如何进行街头巷战，在密室里藏着排版机，还积极结交一名富商，因为他在“年轻人中颇孚众望”，因此必可在“资本主义的枪杆子下，大力协助拓展党内网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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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常意气用事，这名年轻同志不时干扰四名运动指导者的工作：他反对系统而隐秘地建立一个坚实的革命根据地，主张攻击当地陆军军营，占领工厂，鼓动失业人群暴动。他鲁莽的行动导致工人分裂，出现对立派系，并让当局留意到了四名运动指导者。在他看来，穷人的苦难太深了，要他们暂时忍耐这根本是缺乏人性的荒谬论调，教导他们革命方法也只是浪费时间。工人们该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他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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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他们的不幸不是胸口上的麻风；他们的贫困不是像屋顶上的瓷砖一样掉下来；所有的不幸和贫困都是人为的恶果。他们炉上锅子里空无一物，悲惨是他们仅有的食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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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饶富经验的运动指导者严厉斥责这名年轻的同志，直到最后他羞怒交加，将他们交给他分发的党的材料撕得粉碎。他把隐藏自己身份的面具扯了下来，大声向聚集在面前的穷苦群众咆哮，表示自己是来帮助他们的。四名运动指导者以阴郁的调子向领导报告事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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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着他，在黄昏的微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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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他赤裸裸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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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人性、单纯、不矫饰。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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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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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里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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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削者的叫声：“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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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断了穷人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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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音从一扇洞开的窗子里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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