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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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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们的报告却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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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做哪些事好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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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不屈不挠,知识和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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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行动,极端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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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耐力,绝对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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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的认识与对全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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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现实中学习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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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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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的革命戏剧在柏林首演六个月之后,一群在沈阳的日本陆军军官很怪异地“解读”了这出戏,指控中国军队“挑衅”,并利用这个借口,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攻击,趁机扩大势力范围,控制了这块广大、富裕、高度工业化的绝大部分地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被驱离上海、汉口等城市基地,被迫在华中与华南的贫困山间寻求游击据点。日本势力的膨胀带给蒋介石极大压力,他决定先肃清国内共产党势力,再转而对付日本。在针对红军聚集区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后,1934年秋天,共产党势力终于被迫退到北方。大批红军在经过漫长的长征后,最后只剩下少数人,抵达了黄河大弯口南边的延安,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一带虽然赤贫,却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湖南出生的农民毛泽东,得以在蒋介石部队的势力范围之外,避开日本人,并在与苏联共产国际沟通有限的情况下,重整自己的部队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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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堪萨斯州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见证了这许许多多的事件。斯诺生于1905年,家中务农并从事印刷业。他曾在通往加州的一段铁路那里做过铁路工人,之后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后来搬去纽约居住并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到了1928年,他终于决定到中国去试试运气。中国并非他有意选择的目的地,那只是他所感觉到的一部分狂野漂泊,在他脑际不停抨击的“城市之歌”,启程前他这么向父母说道。[18]虽然斯诺错过了1927年针对共产党发动的大肃清,1928年时,他已经到了上海,并访问了许多负责肃清运动的国民党领导人以及一些反对派人士。他还见到了1931年中国的大饥荒,当年稍晚日本在中国与“满洲国”边界发动战役的后果,以及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后日军在当地的暴行,还有随后好不容易签订的和平协定。种种迹象显示,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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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对中国的左翼势力逐渐感到同情,1935年北京学生大游行时他也在场。稍后他发现,中共人员甚至利用他的房子作为秘密开会地点,而他根本毫不知情。[19]1936年夏天,毛泽东与部队已完成长征,但是还没有完全迁至延安,此时斯诺接到邀请,到共产党根据地访问。尽管危险重重,他立刻接受邀请,并于7月抵达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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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斯诺在中国的经验以及他早年的生活,似乎注定他要对社会中的激进运动具有高度观察兴趣及认同感;那几乎正是他受到邀请的原因,也正是共产党精心带领他穿过国民党围剿部队的原因。斯诺不仅缺乏布莱希特对共产党及其手段的了解,更少了布莱希特对政治形势的认知。布莱希特的戏剧《手段》中有一幕,年轻同志困惑地问道:“党是谁?”职业的运动指导者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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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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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和他——我们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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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藏在你的衣服里,在你脑子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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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就是它的家,你遭受攻击它就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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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更加上了几句话:“它是大众的前锋/它决定战场/根据我们的基本策略,而基本策略是出自/认清现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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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观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却深得“认清现实”之髓,他能够掌握大权,就是因为能够不断随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及意识形态。毛特别擅长吸收农民,以补充甚至取代都市中的工人,因为情势显示,未来几十年内,大城市很可能都无法成为共产党的据点。斯诺描述毛及其支持者的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西行漫记》)于1937年出版,立刻就在英国及美国成为畅销书,销售量超过之前所有关于中国的非虚构图书,并以一票之差,未成为“当月书选俱乐部”(Book-of-the Month Club)的推荐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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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的书,让当代美国读者认识了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斯诺的书,则让他们见到中国的激进主义。斯诺特别受中国革命的自发现象感动;他显然忘记了政党强制动员的可能性。他描述自己第一次和红军部队行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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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在生活中几乎都遭遇过不幸,也许是年纪还轻的缘故,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志。在我看来,他们都相当快乐,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里最具有快乐意识的一群。在中国,淡泊自足是普遍现象,对于生活抱持积极态度,因而显露乐观情绪的人,自然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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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整天在路上不停唱歌,歌曲来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不是在指挥下唱的歌,完全是自发性的,而且唱得很好。也许是灵感来了,也许是忽然想到一首歌,只要有一个人突然高声唱了起来,指挥官及其他人必会纷纷加入。他们晚上也唱,并向当地农民学习新曲调,农民也会拿出陕西弦琴伴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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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不仅高声欢唱,在斯诺眼里,他们还非常尊重他人财产,并且严格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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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纪律似乎完全是自发的。当我们经过山坡上的野杏林时,部队突然全部散开,直到每个人口袋都装满为止,而且总会有人带一大把水果给我。等我们离开时,树林就像给强风袭击过了一般。部队很快又会恢复秩序,并且加快脚步,以弥补损失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穿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树上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消耗的谷物、水果,也一向全额付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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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书成了世上第一份详细评估毛泽东的资料,而这项评估的本质,对于这位共产党领袖在西方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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