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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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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们的报告却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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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做哪些事好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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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不屈不挠，知识和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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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行动，极端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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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耐力，绝对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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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的认识与对全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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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现实中学习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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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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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的革命戏剧在柏林首演六个月之后，一群在沈阳的日本陆军军官很怪异地“解读”了这出戏，指控中国军队“挑衅”，并利用这个借口，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攻击，趁机扩大势力范围，控制了这块广大、富裕、高度工业化的绝大部分地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被驱离上海、汉口等城市基地，被迫在华中与华南的贫困山间寻求游击据点。日本势力的膨胀带给蒋介石极大压力，他决定先肃清国内共产党势力，再转而对付日本。在针对红军聚集区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后，1934年秋天，共产党势力终于被迫退到北方。大批红军在经过漫长的长征后，最后只剩下少数人，抵达了黄河大弯口南边的延安，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一带虽然赤贫，却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湖南出生的农民毛泽东，得以在蒋介石部队的势力范围之外，避开日本人，并在与苏联共产国际沟通有限的情况下，重整自己的部队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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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堪萨斯州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见证了这许许多多的事件。斯诺生于1905年，家中务农并从事印刷业。他曾在通往加州的一段铁路那里做过铁路工人，之后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后来搬去纽约居住并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到了1928年，他终于决定到中国去试试运气。中国并非他有意选择的目的地，那只是他所感觉到的一部分狂野漂泊，在他脑际不停抨击的“城市之歌”，启程前他这么向父母说道。[18]虽然斯诺错过了1927年针对共产党发动的大肃清，1928年时，他已经到了上海，并访问了许多负责肃清运动的国民党领导人以及一些反对派人士。他还见到了1931年中国的大饥荒，当年稍晚日本在中国与“满洲国”边界发动战役的后果，以及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后日军在当地的暴行，还有随后好不容易签订的和平协定。种种迹象显示，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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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对中国的左翼势力逐渐感到同情，1935年北京学生大游行时他也在场。稍后他发现，中共人员甚至利用他的房子作为秘密开会地点，而他根本毫不知情。[19]1936年夏天，毛泽东与部队已完成长征，但是还没有完全迁至延安，此时斯诺接到邀请，到共产党根据地访问。尽管危险重重，他立刻接受邀请，并于7月抵达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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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斯诺在中国的经验以及他早年的生活，似乎注定他要对社会中的激进运动具有高度观察兴趣及认同感；那几乎正是他受到邀请的原因，也正是共产党精心带领他穿过国民党围剿部队的原因。斯诺不仅缺乏布莱希特对共产党及其手段的了解，更少了布莱希特对政治形势的认知。布莱希特的戏剧《手段》中有一幕，年轻同志困惑地问道：“党是谁？”职业的运动指导者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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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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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和他——我们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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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藏在你的衣服里，在你脑子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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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就是它的家，你遭受攻击它就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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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更加上了几句话：“它是大众的前锋／它决定战场／根据我们的基本策略，而基本策略是出自／认清现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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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观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却深得“认清现实”之髓，他能够掌握大权，就是因为能够不断随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及意识形态。毛特别擅长吸收农民，以补充甚至取代都市中的工人，因为情势显示，未来几十年内，大城市很可能都无法成为共产党的据点。斯诺描述毛及其支持者的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西行漫记》）于1937年出版，立刻就在英国及美国成为畅销书，销售量超过之前所有关于中国的非虚构图书，并以一票之差，未成为“当月书选俱乐部”（Book-of-the Month Club）的推荐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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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的书，让当代美国读者认识了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斯诺的书，则让他们见到中国的激进主义。斯诺特别受中国革命的自发现象感动；他显然忘记了政党强制动员的可能性。他描述自己第一次和红军部队行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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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在生活中几乎都遭遇过不幸，也许是年纪还轻的缘故，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志。在我看来，他们都相当快乐，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里最具有快乐意识的一群。在中国，淡泊自足是普遍现象，对于生活抱持积极态度，因而显露乐观情绪的人，自然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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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整天在路上不停唱歌，歌曲来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不是在指挥下唱的歌，完全是自发性的，而且唱得很好。也许是灵感来了，也许是忽然想到一首歌，只要有一个人突然高声唱了起来，指挥官及其他人必会纷纷加入。他们晚上也唱，并向当地农民学习新曲调，农民也会拿出陕西弦琴伴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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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不仅高声欢唱，在斯诺眼里，他们还非常尊重他人财产，并且严格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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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纪律似乎完全是自发的。当我们经过山坡上的野杏林时，部队突然全部散开，直到每个人口袋都装满为止，而且总会有人带一大把水果给我。等我们离开时，树林就像给强风袭击过了一般。部队很快又会恢复秩序，并且加快脚步，以弥补损失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穿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树上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消耗的谷物、水果，也一向全额付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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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书成了世上第一份详细评估毛泽东的资料，而这项评估的本质，对于这位共产党领袖在西方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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