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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02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1707302519]
1707305403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十一章:神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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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05 Mystique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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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07 1930年12月13日,当《手段》在柏林爱乐厅首演时,魏复古(Karl Wittfogel)正坐在布莱希特身旁。八天之后,在当地一所学校的大厅里,曾就这出戏举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会,当时魏复古是主席,布莱希特是讲台上的一员。当天出席的人,自然都熟知马克思主义及当时的共产国际政策,讨论也非常尖锐。大部分争论的焦点在于,共产党是否处死过犯错的同志;他们这么做是否正确;除了死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包括魏复古在内,当天部分出席的人坚称,对忠诚共产党员而言,比起开除党籍,死刑还是较轻的判决。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处死犯错党员不应该是党的工作,布莱希特也因其处理年轻党员死亡的方式当场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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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09 出席人员并重申了政党无所不在的概念;布莱希特在剧中曾表达了这个观念;亦即个人虽然拥有两只眼睛,党却有一千只眼睛。布莱希特向出席群众表示,他已经决定在剧中,让年轻同志在死前自问道,除了死亡,是不是还有其他抉择,而答案则是否定的。[1]经过修改后,最后一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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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11 运动指导:……我们必须枪杀你,将你丢入石灰矿坑,让石灰毁去你的面目。但是我们必须先问你一句:你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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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13 年轻同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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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15 运动指导:我们问你:你同意我们的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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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17 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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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19 年轻同志:是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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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21 魏复古和布莱希特了解,这一个“无言”,代表了多少党的纪律及对共产国际的表态。他们深知,这个他们矢志加入的政治世界有其特定规范;虽然日后他们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战时在好莱坞经历了幻灭的布莱希特,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指导杰出的“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而魏复古则在中国住了几年之后,变得极端反共,并在美国定居后,继续他未完成的重要理论书《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但是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1943年,当二人都在美国时,布莱希特还将新戏《四川好女人》(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的打字稿寄给了魏复古。但是这出戏谈论的却不是中国,它仅以中国作为背景,探讨的其实是人性的善与恶;他们之间的鸿沟因此更加扩大了。后来在纽约的一次争论中,魏复古指责布莱希特否认苏联为一剥削社会,两人的关系此时濒临决裂的边缘。布莱希特反驳说,工人最终会控制国家;当我们看到驴子被主人鞭打时,不要忘记了,鞭打只是假象,因为事实上,驴子在利用主人达到自己的目的。魏复古声明,斯大林在1931、1932年发表的正是这番论调,结果却帮希特勒掌控了大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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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23 在许许多多尝试将中国放在一个巨大体系中心点的人之中,魏复古只是最近的一位;这个体系将说明世界各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魏复古与布莱希特由友人变成陌路,也只是他在发展这个体系的漫长过程里所经历的两个阶段而已。魏复古生于1896年的德国,是他父亲第二次婚姻唯一的一个孩子。他父亲年纪极长,是福音路德教会的学校老师。巧的是,马尔罗也曾塑造一位年长的路德派学校老师,对从小就是孤儿的恐怖分子陈形成了重大影响。这位老师会“根据个人资质,给予孩童们无尽的爱或威吓”,结果造成陈自小“狂妄自大、沉默寡言”。[4]但是担任记账员且热爱健行的父亲,却给了儿子魏复古一个理想的乡村生长环境,并训练他成为懂得选择、懂得发问的读书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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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25 接下来几年,魏复古接受了极佳的教育。他迷上了尼采的思想,发现了马克思、佛教、马克斯·韦伯、形态心理学,对于中文研究的挑战和可能成果倾心不已,也跟着潮流参加过德国青年运动、工人教育组织,以及针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革命政党斯巴达克斯党所成立的社会主义研讨小组。当前述二人于1919年过世之后,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他一面在法兰克福大学研读欧洲经济史及中国历史和语言,一面担任过教师、剧作家和政党活动人,后来由于讨论早期中国经济制度的复杂学术资料,深深吸引了魏复古,他便将中国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合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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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27 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写于1925年,1926年出版,这是一本关乎政治、关乎时事的书,不涉历史事件。这本名为《觉醒中国》(Awakening China)的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一直到1925年联合阵线为止中国早期的革命。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列宁的先知灼见辩护,指出亚洲国家确实正自“历史的长眠”中醒来,而且注定要在这一波即将来临的举世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书中并大力赞扬共产国际的各个机构,为了中国“无条件地付出”。[6]《觉醒中国》受到许多共产国际党员的好评(并非所有党员都欣赏这本书,当时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党人之间的论战,已使整个组织严重分裂),并于1927年秋天替魏复古自共产国际揽来一个任务,为苏联一份重要的孙逸仙演讲集写序言。在这篇内容详尽的长文里,魏复古根据文中发展出的理论结语道,尽管孙逸仙公开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但他本身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充其量不过是“中产阶级革命家”,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内部,发展出反帝国主义的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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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29 直到1928年,魏复古才有时间完成他讨论中国早期农业的博士论文。才拿到学位,他就启程前往苏联,开始向往已久的朝圣之旅。一到那里,他就和苏联学术界展开雄辩,讨论马克思所指“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真意,以及这些理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适用性。魏复古也就这些问题和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展开过讨论;鲍罗廷是早期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活跃的专员,他对中国革命分子所逐字复诵的斯大林指令,是1927年上海喋血事件重要的导火线,后来更被马尔罗收进了《人间命运》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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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31 回到德国后,魏复古开始汇集整理多年研究心得,准备出一本名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的书,解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书中,他主要认为,旧中国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包袱,不容它做任何改变,如今这个旧中国就要被一扫而空。在一则生动的隐喻里,魏复古借用马戛尔尼的比喻,指中国为航行于狂风暴雨里触礁裂为碎片的老战舰:“整个结构早已彻底烂透。旧‘亚细亚’中国的残骸,就像被白蚁蛀透的小木屋,只要来一个稍大的暴风,就会完全被摧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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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33 正如前文所言,意图将中国囊括进一个全球知识系统的努力,起源于十七世纪末的莱布尼茨,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更是做了进一步的尝试。然而在十九世纪末期,赫尔德却对系统式的中国研究提出严厉的批判。从这时候开始,好几位思想家也留意到了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并各自为发现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尝试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庞大人口和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则思考,在举世迈向自由的途中,中国的定位在哪里;在他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文化虽然发源甚早,但是却一直置身于文明进化的主干线之外,因此也就被排斥在真正的历史版图之外了。这一切现象皆源于皇帝的过分集权与官僚系统的过分奉承,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社会,其中“只有一个人自由”,其他人则被迫在专制的淫威下低头。只有在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活力后,中国才有可能跃入当代,也才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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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35 马克思也呼应了黑格尔的看法,认为中国是静止的社会,“毫无活力”,对于所有的社会变迁,都有“排拒的本能”。马克思认为,经济社会的形成主要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跟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有关:它们“依序渐次为”(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亚细亚、古代、封建及现代中产阶级社会。虽然最后三者彼此关联,亚细亚生产方式却独立存在,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位置。“自上古时代开始”,马克思写道,类似于中国的亚细亚政府,都只有三种功能:“内在掠夺”(国库);“外在掠夺”(战争);以及公共事务部分,亦即透过灌溉,控制水流的使用及分配。在西方,私人企业为了让水流的使用发挥最高效益,组成了“志愿团体”。但是在亚细亚社会里,由于国家控制严密,私人企业没有机会兴起,进而组织类似的团体;事实上,这些团体的地位已由孤立而分散的村庄取而代之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也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若论到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影响,来自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必然大于来自本国之内的叛乱,因为英国人会让当地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分开进行,进而促成新社会模式的诞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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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37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际,马克斯·韦伯花了大量时间探讨中国,尝试解释,拥有广大资源的中国何以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此外,儒家思想、帝王制度、官僚体系,以及中国城市的本质,对于这种停滞现象造成了多少影响。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借着对中国语言、政府、艺术、风景的探讨,阐释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中国衰落的原因,还有当此西方逐渐式微之际,中国如何透过“神秘的宇宙主义”重为世界注入活力,并重新恢复本身重要地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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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439 由于遍读群书,魏复古自然熟知这些理论家的作品,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讨论。他的野心之一,就是将马克思和韦伯针对中国发展出的理论加以综合,既有前者在经济上深邃的原创理论,也有后者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详细探讨。此外,魏复古也感觉到,在他大量阅读过中文资料并归纳出自己的理论后,他应该更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毕竟这些理论与西欧社会息息相关。比如,他进一步质疑道,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亚细亚时期或是古代时期,封建制度是否皆可证明为两者的过渡时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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