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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上，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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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上，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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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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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9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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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十一章：神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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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ique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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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13日，当《手段》在柏林爱乐厅首演时，魏复古（Karl Wittfogel）正坐在布莱希特身旁。八天之后，在当地一所学校的大厅里，曾就这出戏举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会，当时魏复古是主席，布莱希特是讲台上的一员。当天出席的人，自然都熟知马克思主义及当时的共产国际政策，讨论也非常尖锐。大部分争论的焦点在于，共产党是否处死过犯错的同志；他们这么做是否正确；除了死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包括魏复古在内，当天部分出席的人坚称，对忠诚共产党员而言，比起开除党籍，死刑还是较轻的判决。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处死犯错党员不应该是党的工作，布莱希特也因其处理年轻党员死亡的方式当场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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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员并重申了政党无所不在的概念；布莱希特在剧中曾表达了这个观念；亦即个人虽然拥有两只眼睛，党却有一千只眼睛。布莱希特向出席群众表示，他已经决定在剧中，让年轻同志在死前自问道，除了死亡，是不是还有其他抉择，而答案则是否定的。[1]经过修改后，最后一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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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指导：……我们必须枪杀你，将你丢入石灰矿坑，让石灰毁去你的面目。但是我们必须先问你一句：你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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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同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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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指导：我们问你：你同意我们的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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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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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同志：是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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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复古和布莱希特了解，这一个“无言”，代表了多少党的纪律及对共产国际的表态。他们深知，这个他们矢志加入的政治世界有其特定规范；虽然日后他们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战时在好莱坞经历了幻灭的布莱希特，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指导杰出的“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而魏复古则在中国住了几年之后，变得极端反共，并在美国定居后，继续他未完成的重要理论书《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但是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1943年，当二人都在美国时，布莱希特还将新戏《四川好女人》（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的打字稿寄给了魏复古。但是这出戏谈论的却不是中国，它仅以中国作为背景，探讨的其实是人性的善与恶；他们之间的鸿沟因此更加扩大了。后来在纽约的一次争论中，魏复古指责布莱希特否认苏联为一剥削社会，两人的关系此时濒临决裂的边缘。布莱希特反驳说，工人最终会控制国家；当我们看到驴子被主人鞭打时，不要忘记了，鞭打只是假象，因为事实上，驴子在利用主人达到自己的目的。魏复古声明，斯大林在1931、1932年发表的正是这番论调，结果却帮希特勒掌控了大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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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许多多尝试将中国放在一个巨大体系中心点的人之中，魏复古只是最近的一位；这个体系将说明世界各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魏复古与布莱希特由友人变成陌路，也只是他在发展这个体系的漫长过程里所经历的两个阶段而已。魏复古生于1896年的德国，是他父亲第二次婚姻唯一的一个孩子。他父亲年纪极长，是福音路德教会的学校老师。巧的是，马尔罗也曾塑造一位年长的路德派学校老师，对从小就是孤儿的恐怖分子陈形成了重大影响。这位老师会“根据个人资质，给予孩童们无尽的爱或威吓”，结果造成陈自小“狂妄自大、沉默寡言”。[4]但是担任记账员且热爱健行的父亲，却给了儿子魏复古一个理想的乡村生长环境，并训练他成为懂得选择、懂得发问的读书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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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年，魏复古接受了极佳的教育。他迷上了尼采的思想，发现了马克思、佛教、马克斯·韦伯、形态心理学，对于中文研究的挑战和可能成果倾心不已，也跟着潮流参加过德国青年运动、工人教育组织，以及针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革命政党斯巴达克斯党所成立的社会主义研讨小组。当前述二人于1919年过世之后，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他一面在法兰克福大学研读欧洲经济史及中国历史和语言，一面担任过教师、剧作家和政党活动人，后来由于讨论早期中国经济制度的复杂学术资料，深深吸引了魏复古，他便将中国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合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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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写于1925年，1926年出版，这是一本关乎政治、关乎时事的书，不涉历史事件。这本名为《觉醒中国》（Awakening China）的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一直到1925年联合阵线为止中国早期的革命。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列宁的先知灼见辩护，指出亚洲国家确实正自“历史的长眠”中醒来，而且注定要在这一波即将来临的举世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书中并大力赞扬共产国际的各个机构，为了中国“无条件地付出”。[6]《觉醒中国》受到许多共产国际党员的好评（并非所有党员都欣赏这本书，当时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党人之间的论战，已使整个组织严重分裂），并于1927年秋天替魏复古自共产国际揽来一个任务，为苏联一份重要的孙逸仙演讲集写序言。在这篇内容详尽的长文里，魏复古根据文中发展出的理论结语道，尽管孙逸仙公开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但他本身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充其量不过是“中产阶级革命家”，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内部，发展出反帝国主义的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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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8年，魏复古才有时间完成他讨论中国早期农业的博士论文。才拿到学位，他就启程前往苏联，开始向往已久的朝圣之旅。一到那里，他就和苏联学术界展开雄辩，讨论马克思所指“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真意，以及这些理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适用性。魏复古也就这些问题和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展开过讨论；鲍罗廷是早期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活跃的专员，他对中国革命分子所逐字复诵的斯大林指令，是1927年上海喋血事件重要的导火线，后来更被马尔罗收进了《人间命运》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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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德国后，魏复古开始汇集整理多年研究心得，准备出一本名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的书，解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书中，他主要认为，旧中国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包袱，不容它做任何改变，如今这个旧中国就要被一扫而空。在一则生动的隐喻里，魏复古借用马戛尔尼的比喻，指中国为航行于狂风暴雨里触礁裂为碎片的老战舰：“整个结构早已彻底烂透。旧‘亚细亚’中国的残骸，就像被白蚁蛀透的小木屋，只要来一个稍大的暴风，就会完全被摧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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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言，意图将中国囊括进一个全球知识系统的努力，起源于十七世纪末的莱布尼茨，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更是做了进一步的尝试。然而在十九世纪末期，赫尔德却对系统式的中国研究提出严厉的批判。从这时候开始，好几位思想家也留意到了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并各自为发现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尝试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庞大人口和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则思考，在举世迈向自由的途中，中国的定位在哪里；在他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文化虽然发源甚早，但是却一直置身于文明进化的主干线之外，因此也就被排斥在真正的历史版图之外了。这一切现象皆源于皇帝的过分集权与官僚系统的过分奉承，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社会，其中“只有一个人自由”，其他人则被迫在专制的淫威下低头。只有在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活力后，中国才有可能跃入当代，也才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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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也呼应了黑格尔的看法，认为中国是静止的社会，“毫无活力”，对于所有的社会变迁，都有“排拒的本能”。马克思认为，经济社会的形成主要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跟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有关：它们“依序渐次为”（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亚细亚、古代、封建及现代中产阶级社会。虽然最后三者彼此关联，亚细亚生产方式却独立存在，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位置。“自上古时代开始”，马克思写道，类似于中国的亚细亚政府，都只有三种功能：“内在掠夺”（国库）；“外在掠夺”（战争）；以及公共事务部分，亦即透过灌溉，控制水流的使用及分配。在西方，私人企业为了让水流的使用发挥最高效益，组成了“志愿团体”。但是在亚细亚社会里，由于国家控制严密，私人企业没有机会兴起，进而组织类似的团体；事实上，这些团体的地位已由孤立而分散的村庄取而代之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也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若论到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影响，来自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必然大于来自本国之内的叛乱，因为英国人会让当地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分开进行，进而促成新社会模式的诞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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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际，马克斯·韦伯花了大量时间探讨中国，尝试解释，拥有广大资源的中国何以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此外，儒家思想、帝王制度、官僚体系，以及中国城市的本质，对于这种停滞现象造成了多少影响。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借着对中国语言、政府、艺术、风景的探讨，阐释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中国衰落的原因，还有当此西方逐渐式微之际，中国如何透过“神秘的宇宙主义”重为世界注入活力，并重新恢复本身重要地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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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遍读群书，魏复古自然熟知这些理论家的作品，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讨论。他的野心之一，就是将马克思和韦伯针对中国发展出的理论加以综合，既有前者在经济上深邃的原创理论，也有后者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详细探讨。此外，魏复古也感觉到，在他大量阅读过中文资料并归纳出自己的理论后，他应该更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毕竟这些理论与西欧社会息息相关。比如，他进一步质疑道，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亚细亚时期或是古代时期，封建制度是否皆可证明为两者的过渡时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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